蚁人宣告(中短篇小说)

　　父亲打来电话那阵子，我们一家三口正围着饭桌吃晚饭。

　　老婆张罗了三个菜——西红柿炒蛋、清炒菜心、一盘从楼下钱大妈买回来的打折烧鸭。女儿把鸭腿啃得满嘴油光，举着骨头冲我咧嘴笑。手机在桌上嗡嗡震，我瞟一眼屏幕，心里咯噔一下。老家来电。搁下筷子，犹豫了两秒，还是接了。

　　没等我张嘴，父亲的骂声就炸了出来。

　　“你还有脸接电话？村头老张家的儿子在网上瞅见你被法院挂了名，截图甩到群里头！满村人都晓得你在外头欠了一屁股烂账！我活了六十多年，这张老脸让你丢得干干净净！你现在连家都不敢回——你妈走那趟你坐火车回来，我就觉着不对劲。你是不是连飞机都坐不了了？你说！你到外面到底干了什么！”

　　他的嗓门大得吓人。大到老婆夹菜的筷子悬在半空。大到女儿啃鸭腿的动作像被点了穴。大到整个饭厅的空气一下子被抽干了，只剩下电话那头粗重的喘息声。背景音里，母亲在咳嗽，压着嗓子，闷闷的，像一面旧鼓被人捂着捶。

　　我握着手机，一声没吭。

　　他骂了约莫三分钟，末了撂下一句：“你要是还剩一丁点儿良心，就滚回来，当着列祖列宗的面，把话说清楚。”然后挂了。

　　饭厅里静得像一潭死水。老婆看着我。女儿看着我。盘子里的烧鸭油，正一点一点凝成白色的霜。

　　“没事。”我挤出笑，夹了筷子菜心塞进嘴里，嚼得嘎嘣响，“爸那脾气你们又不是不晓得，暴风骤雨，过两天就晴了。等过些天客户的钱一到账，这些窟窿我就能堵上。”

　　“你回回都这么说。”老婆垂着眼，声音轻得像蚊子哼，“上回这么说，上上回也这么说。”

　　“这回是真的。客户已经松口了，下个礼拜就打款。”

　　“哪个客户？”

　　“就那个……搞房地产的老刘。”

　　“他上回不是说甲方还没给他结吗？”

　　我筷子顿了一下。“他说快了。”

　　老婆没再搭腔。她扒了两口饭，搁下碗，起身进了厨房。水龙头哗哗响，碗碟磕碰的声音，还有她压在嗓子眼里、几乎听不见的叹息。那叹息很轻，却像一根针，从厨房门缝里钻出来，扎进我耳朵里。

　　女儿仰起脸，瞅瞅我，又瞅瞅厨房那头。

　　“爸爸，妈妈是不是生气了？”

　　“没有。妈妈就是累了。”

　　“可是她眼睛红了。”

　　我把女儿揽过来，用纸巾擦掉她嘴角的鸭油。“爸爸能搞定。你信爸爸不？”

　　“信。”

　　“那就结了。继续啃你的鸭腿。”

　　女儿又埋头啃起来。我听见自己咀嚼的动静，很响，像有人贴着耳朵眼擂鼓。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父亲不是脾气暴。他是怕。怕我一个人漂在外头，把自己弄丢了。

　　搁下手机，我下意识拉开抽屉，摸到一把螺丝刀。女儿的玩具小火车坏了半个月，齿轮卡死，一直搁在墙角落灰。她求了我好几回，我回回说等爸有空。我把螺丝刀攥在手里，刀头对着螺丝孔，手却抖得对不准。试了三回，螺丝刀从手心滑脱，在桌面上弹了一下，咕噜噜滚进抽屉深处。

　　我把抽屉推上。算了，改天。

　　扒完饭，我钻进书房，把蓝牙音箱拧到顶——放的是一首老歌，《蚁人宣告》。

　　“一把年纪，活得像只蚂蚁，

　　就连空气，都弥漫着无形的压力……”

　　我拉开落地玻璃门，踱到阳台上，开始拨电话。

　　头一个电话打给老刘。尾款四十六万，合同白纸黑字写着三十个工作日结清。打从去年十一月到现在，这通电话我少说拨了五十回。

　　“刘总，是我。那个项目的尾款——”

　　“哎呀，我正寻思着给你打呢。”他嗓门热乎得烫手，烫得我心里直发凉，“是这么回事，第三方验收那头出了点岔子，你们干活的师傅把墙角线给贴歪了，甲方不满意，要求返工。”

　　“贴歪了？去年十一月验收那会儿你们一个字没提。验收单上可都签了字画了押的。”

　　“当时没留意嘛。现在甲方就揪着这个不放，我也没辙。”

　　“刘总，这都拖了快小半年了——”

　　“晓得晓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么着，你先安排人返工，返工完我立马走流程。很快的，我打包票。”

　　“上回你也说很快。”

　　“这回是真的快。行了，我这边还有个会，先这么着啊。”

　　电话断了。我攥着手机的手有点抖，但我没摔。把手机轻轻搁在藤椅上——才发现手抖得厉害。藤椅上印了个汗手印，湿漉漉的，像某种无声的招供。

　　第二个电话拨给一家科技公司的采购经理。尾款二十八万，拖了八个月。

　　“兄弟，好久不见，最近咋样？”他的声音永远是春风拂面。

　　“我挺好，就是想把你去年那笔账结一下。”

　　“唉，兄弟我跟你说掏心窝子的话——”他嗓门立刻从春天切到冬天，“我们公司现在也难，刚裁了一拨人，账上真没钱。要不这么着，先给你结十四万，剩下的等下半年公司缓过气来再补，成不？”

　　“合同写的可是全款。”

　　“合同归合同，现实归现实。兄弟你要体谅我。”

　　“我体谅你，谁体谅我？我工人也得发工资，房贷也得按月还，信用卡都快刷爆了——”

　　“那就先结十四万，你琢磨琢磨。”

　　“我不用琢磨。十四万不够。”

　　“那我也没辙了。”

　　电话又断了。

　　我杵在阳台上，盯着手机屏幕上那一长串通话记录——每个名字后头都挂着一个数字，像一列列冰冷的墓碑。我把这些数字在心里头加了一遍，然后乘了个零点三。这是大概能要回来的部分。剩下的，十有八九要打水漂了。

　　裤兜里摸了半天，摸出个打火机——没油了。噼噼啪啪按了六七下，按一下冒一星子火花，就是不着。按到第八下，嗤一声，总算窜出一簇火苗。火苗在夜风里晃了晃，像个站不稳的醉汉。

　　我点上烟，深深嘬了一口。尼古丁撞进肺里，一阵短暂的晕眩。

　　俯瞰楼下，这条马路从前这个点儿堵得水泄不通，车灯排成一条红彤彤的河。如今冷冷清清，红绿灯自个儿变换，路上却没几辆车。

　　这房子是五年前买的。小户型高层，视野敞亮，站在阳台上能望见一小片海。那会儿脑子一热就拍了板——一个从城中村里爬出来的农村娃，太想在深圳有一扇自个儿的窗户了。首付把积蓄掏得干干净净，月供一万八。当时觉着不算什么——公司接的项目排着队，客户追着打款，我以为日子会一直这么往上走。

　　后来疫情来了。后来的事，你们都知道。我从办头一张信用卡开始拆东墙补西墙，到后来林林总总办了二十张。公司实在撑不住的时候，申请了小额企业贷。利息高得咬手，但那会儿顾不上了。

　　音箱里的歌还在放：

　　“小小的蚂蚁，一直在努力，

　　闯入喧嚣人海里，寻找生命的意义……”

　　听着这歌，我忽然想笑。唱歌的人估摸也当过蚂蚁。这座城里，谁不是呢。

　　大学毕业那年，我没回老家。家里托人在县城给我谋了份事业单位的临时工，说熬几年就能转正。我没去。

　　“我要去北京。”

　　父亲在电话那头闷了好一阵子。

　　“随你。”

　　“爸，你就不问我去北京干啥？”

　　“问了你能不去吗？”

　　“不能。”

　　“那还问啥。到了打个电话。”

　　那年我二十二，觉着天底下没有我干不成的事。有个学长在北京做网红经纪，瞅了我在学校主持晚会的视频，眼睛亮得像两盏探照灯：“你这口才，这形象，来北京做直播，铁定火。你晓得现在头部主播一年挣多少吗？这个数。”他比了个手势。

　　我被他眼里的光和他比的那个数字，烫得浑身发热。当晚就买了火车票。

　　到了北京，签了一家网红孵化公司。签合同那晚兴奋得一宿没合眼——躺在床上死盯天花板，脑子里全是那些大主播在镜头前侃侃而谈的派头。等我火了，名导们排着队来约戏，我该先接谁的呢？

　　后来才晓得，这行当里像我这么想的，能从北京排到天津卫。

　　我在北五环外租了间地下室。押二付一，把大学四年攒下的全副家当——一个行李箱、一台笔记本电脑、一把用了四年的吉他——统统搬了进去。屋子小得转不过腚，摆下一张床一张桌子就满满当当。空气里泛着一股潮湿的霉味，混着楼道里飘上来的炒辣椒的呛味。我买桶白漆把发霉的墙刷了一遍，挂几串彩灯，装一面镜子。镜子旁贴张便利贴，上头写着：千万大V倒计时。

　　连着三个月，天天直播八小时往上。对着摄像头，一个人，从早说到晚。

　　“欢迎老铁们来到直播间！今儿咱们聊点有意思的——你们有没有碰见过那种，明明自个儿啥也没做错，可满世界都在后头撵你的感觉？”

　　起初很亢奋，觉着每句话都是金句，每个段子都能炸场。可屏幕后头的人不买账——直播间里经常就十来个人，偶尔飘过一条弹幕。

　　“主播你这背景也太暗了。”

　　三个月攒下来，粉丝还不到三百。离“千万大V”差了多少个零，我懒得数。

　　有一晚，播到凌晨两点，在线人数从八个人掉到一个人。那个人打了一行字：“你挺努力的。”我盯着那行字，还没来得及说谢谢，后面又跟了一句：“但努力不值钱。”然后头像灭了，屏幕上一片死寂。我对着那行字坐了很久，直到电脑自动息屏，黑色的屏幕上映出自个儿的脸。

　　就在这当口，屋里轰一声，伸手不见五指。黑暗像一床湿透的棉被，一下子裹住了我。

　　我摸黑爬上去，跑到管理处。门房里灯还亮着，门房姑娘正低头追剧。

　　“我屋咋没电了？”

　　她头也没抬。

　　“不是没电，是拉了闸。”

　　“拉我电干啥？”

　　她这才抬起脸。年轻，挺俊，穿件居家的宽大T恤，头发随便扎个丸子。上下打量我一眼。

　　“你没交房租呗。”

　　我这才闹明白，这个成天窝在门房里嗑瓜子追剧的姑娘，就是这栋楼的管家。她姓林，比我大两岁。我杵在门房窗口前，方才那点怒气全泄了，只剩一脸的窘。公司不给保底工资，得粉丝量达标才签约。我还没攒够粉丝，每月生活费全靠大学兼职攒的那点老本撑着，早见了底。

　　“能不能再宽限几天？”

　　她瞅着我，叹了口气。

　　“再给你两天。”

　　“多谢多谢。”

　　“甭贫。两天后要是还没交，我连水都给你掐了。”

　　我千恩万谢回了地下室。末了是几张信用卡倒来倒去，拆东墙补西墙，交了仨月房租。但那回停电像盆冷水，哗啦浇在我滚烫的脑门上。我开始问自个儿一个从来没敢问的问题：要是红不了呢？

　　没有答案。不敢有答案。

　　为了糊口，我开始在外头做兼职。白天去会展中心当临时工，套着玩偶服发传单，热出一脑门痱子。晚上回来继续直播，对着摄像头像个啥事没有的人。镜头一关，我瘫在椅子上，盯着地下室那扇小窗。窗外是地面，只能望见来来往往行人的脚。皮鞋、运动鞋、高跟鞋，匆匆走过，没有一双停下来。

　　为讨好林小姐，让她别再拉我电闸，我开始隔三差五献殷勤——下班回来经过门房，塞块巧克力。

　　“又来。”她接过巧克力，撕开包装纸，“你是不是对所有房东——管家——都来这套？”

　　“只对你这样。”

　　“少来。你就是怕我拉你电闸。”

　　“也有这层。”

　　“那另一层呢？”

　　“另一层是——你拉电闸的样子挺好看。”

　　她把巧克力塞嘴里，白我一眼。

　　“下回直接交房租，比巧克力好使。”

　　她也不占我便宜，隔三差五请我吃宵夜。一来二去就熟了。有天晚上我在直播，她在门房里看，给我发了条消息。

　　“你镜头前跟镜头后判若两人。”

　　“镜头前那个是假的。”

　　“我觉着两个都挺好。”

　　后来我用两张粉丝送的电影票约她去看电影。黑洞洞的放映厅里，银幕上的光影打在她侧脸上，忽明忽暗。我偷偷牵了她的手。她没挣开。她的手心有点凉，还有点湿——是我的汗，还是她的汗，分不清。散场那会儿，我俩在电影院门口站了老半天，谁也没吱声。然后我吻了她。鼻尖碰到她脸颊的时候，闻到一股淡淡的洗衣液味儿，干净的、朴素的味道。

　　“你胆儿挺肥。”她说。

　　“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晓得。我摸到了。”

　　那一吻之后，她有事没事就往我地下室钻。再后来，她要回上海工作。

　　“要不要一块儿走？”她问。

　　我想了想，北京也没啥可惦念的。

　　“走。”

　　我们在上海同居了三年。三年里搬了三回家。年年房东都涨租，回回都有新由头。最后一回，房东直接通知说房子要卖掉，让我们赶紧搬。搬走时说我把房子装修风格给改了——那几串彩灯挂上去的胶印子，那面贴在墙上的镜子——不光不退押金，还要我赔房屋装修维护费，拢共八千多。

　　我杵在那房子门口，手里攥着那份密密麻麻十几页的租房合同。

　　“合同上压根没写这些！这是霸王条款！”

　　“你签字的当口咋不说？”

　　“那会儿忙着搬行李，十几页谁看得过来？”

　　“那是你自个儿的事。”

　　我气得浑身筛糠。林小姐站我旁边，拎着行李箱，忽然说了一句。

　　“你晓得吗，在北京你住地下室那阵子，我从来没觉着你穷。可眼下，我觉着咱们很穷。”

　　“为啥？”

　　“因为那会儿你还在做梦。”她望着那间空荡荡的屋子，声音轻得像在跟自己说话，“如今你连梦都不做了。”

　　我没接话，拎起行李箱下了楼。楼道里那股消毒水味儿，呛得我眼睛发酸。可老天爷关一扇门的时候，偶尔也开一扇窗。她公司把她调到了广州——她在上海做行政，广州分公司缺人，正好补上。我俩便离了上海，一路往南。这回运道不错，碰上个一手房东——五十来岁的本地阿姨，姓陈。

　　陈姨瞅我俩是年轻人，平素里没少照应。尤其她生下孩子后，我一个大老爷们搁家带孩子，手忙脚乱，对门陈姨帮的忙不计其数。

　　“阿海，孩子哭了，快去瞅瞅。”陈姨敲开门，手里端碗汤，“我刚煲的，给小林补补身子。你们年轻人，出门在外不容易，有啥要搭把手的就跟阿姨言语。”

　　中秋那晚陈姨请我们吃广味火锅，锅里咕嘟咕嘟翻着热气，牛肉丸在汤里浮浮沉沉。她夹起一筷子牛肉搁我碗里。

　　“多吃点。瞅你瘦的。”

　　那会儿我还不晓得，陈姨后来改了行。

　　女儿五岁那年，我们搬到了深圳。户口随我，上学只能在深圳上。那几年我转了行，开了自个儿的小公司，做点工程上的营生。头两年还成，手上几个项目同时跑，虽说累，进账不少，日子眼瞅着要起来了。

　　没承想头年房租涨两百，第二年涨三百。我去找房东理论。

　　“兄弟，不是我非要涨。”房东是个跟我岁数差不离的中年人，苦着一张脸，“我贷款按揭压得喘不过气，我也有老有小要养活。你晓得我一个月要还多少吗？”

　　我望着他，忽然就不想吵了。他也是在城市里扑腾的，不过比我早几年攀上了一块浮木。

　　再后来，疫情来了。项目一个接一个停摆，客户一个接一个拖着不结款。我从办头一张信用卡开始倒腾，到后来前后办了二十张。公司实在扛不住的时候，申请了小额企业贷。利息高得割肉，但那时候顾不上了。

　　老婆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变的。

　　起初她什么都不说。我拆东墙补西墙那阵子，她还悄悄拿自个儿嫁妆里攒下的那点体己钱，帮我填过几回窟窿。后来窟窿越来越大，她的体己钱填进去，连个响都没听见。她开始背着我翻我的手机，查账单。有一回半夜我醒了，瞧见她坐在床头，抱着膝盖，对着手机屏幕上银行发来的催款短信发愣。月光打在她脸上，眼窝底下两团青灰，像被人揍了两拳。

　　“咋还不睡？”我哑着嗓子问。

　　她没吭声，把手机屏幕转过来，对着我。

　　“又多了三笔逾期的。”

　　我坐起来，想说点啥，可喉咙里像堵了块破抹布。

　　“你跟我说实话。”她声音很平，平得不像她了，“到底欠了多少？”

　　我报了个数。她听完，半天没动静。然后她慢慢躺下去，把被子拉到下巴颏，背对着我。

　　“睡吧。”她说。

　　那两个字，比扇我耳光还疼。

　　打那以后，她嘴里时不时就蹦出“离婚”俩字。回数多了，我也分不清她是说气话还是说真话。有一回吵得凶了，她把户口本、结婚证全翻出来拍在桌上。

　　“趁还没冻结到我头上，趁你还能坐火车——去，把手续办了。”

　　我盯着桌上那本红彤彤的结婚证，封皮都磨白了边。想起当年在北京地下室，她穿着门房里那件宽大T恤，头发随便扎个丸子，拉我电闸的样子。那会儿我穷得叮当响，她没嫌过我。如今她嫌的不是穷——是没指望。

　　“要离也行。”我说，“等我把债还得差不多了，不拖累你。”

　　她听完这话，忽然把桌上的东西哗啦全扫到地上，蹲下去捂着脸，肩膀一抽一抽的。

　　“谁要你还完！”她从指缝里挤出一句，“我是怕你哪天一声不吭从阳台上跳下去，连个招呼都不打。”

　　我没话了。把地上那些本本捡起来，拍了拍灰，搁回抽屉里。

　　后来，银行把我的卡冻结了。她的卡倒还活着——那卡绑的是她妈的名字。当初办的时候她还跟我吵了一架，说凭啥要用她妈的身份证，我说我名下的卡万一出了事就全锁死了，留条后路。没想到这后路真用上了。催收的电话打不通我，就转着弯打到她手机上。有一回她接了个电话，对方让她转告我——再不还钱，就上家里来坐坐。她挂了电话，在卫生间里吐了半天。

　　我想过去拍她的背。她一把推开我。

　　“别碰我。”

　　她说那三个字的时候，声音不大，可像刀子似的，嗖地扎过来。

　　再往后，她也懒得吵了。我回得晚，她不等了。饭做好了搁桌上，罩个纱罩子，她带女儿先吃。有一回我半夜回到家，菜还是整整齐齐摆着，纱罩子上凝了一层水珠子。她背对着我躺在床上，呼吸匀匀的。我当她睡了，蹑手蹑脚脱了鞋，忽然听见她说话。

　　“厨房里有汤。”

　　“你没睡？”

　　“汤凉了你自己热。”

　　她没接我的话，翻了个身，又把背对着我。我到厨房掀开锅盖——是白萝卜排骨汤。萝卜切得大小不一，有一块有拇指那么厚，有的薄得透亮。她刀工一向不行，可从没断过给我留饭。汤面浮着一层薄薄的油花，已经凝住了。我把汤热了，站在厨房里喝完了，连萝卜带骨头嚼得干干净净。

　　最崩溃的那段日子，我整宿整宿睡不着，躺在床上眼珠子死盯天花板。窗外的路灯光穿过窗帘缝，在天花板上拉出一条细线。催收的电话每天几十个轰炸进来。我不敢接，又不敢不接。每接一通，就像被人摁进水里闷一分钟。耳朵里全是嗡嗡的电流声和自己的心跳。

　　有天夜里债主又打来催款。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闷头抽烟。她走过来，站到我身旁。夜风把她头发吹起来，拂在我胳膊上。

　　“又催了？”

　　“嗯。”

　　“还能撑多久？”

　　“不晓得。”

　　沉默了好一阵子。她说：“我想法子借点。”

　　“甭借。”

　　“不借咋整？你想过没有，你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你如今接电话那架势就像在拆炸弹——手抖、嘴唇煞白、眼珠子盯着屏幕不眨。”

　　“有这么邪乎？”

　　“有。”她望着我，“拆炸弹好歹有根红蓝线让你猜。你这玩意儿没线，一接就炸。”

　　我没言语。她也没再言语。我俩就这么杵在阳台上，望楼下那条马路。从前这条马路上人挤着人，如今连人影都稀了。

　　又过了许久，她忽然说：“要不把房子卖了吧。”

　　“不能卖。卖了你们娘俩住哪儿？”

　　“租房子住。咱又不是没租过。”

　　“我再琢磨琢磨。”

　　她望了我一阵，然后扔出一句话。

　　“我妈前几天打电话来，问咱啥时候回去看看。我不敢接那通电话，因为我怕她问我如今过得好不好。你说，我咋答？”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房子最后还是卖了。

　　买的时候四百来万，卖的时候房价已经从最高点跌了不少。还了银行贷款，扣了中介费和税费，到手剩了不到五十万。签过户合同那天，我在不动产登记中心门口杵了好一阵子。五年前我脑门发热签下购房合同的时候，觉着自个儿终于在深圳扎下了根。五年后我亲手把这根拔了，攥着一沓过户材料站在路边，像攥着一把刚从身上卸下来的骨头。

　　搬家的头天晚上，老婆一个人收拾到凌晨。她没让我帮忙，我也没好意思上前。她把东西分了三堆：一堆搬去惠州，一堆先寄存在陈姨那儿，一堆扔。

　　我蹲在阳台上抽烟，听见她在屋里翻箱倒柜。忽然咣当一声，什么东西碎了。我掐了烟进去，看见地上躺着一只碎了的花瓶——那年在北京，我从路边捡的，她说好看，一路从北京带到上海，又从上海带到广州，又从广州带到深圳。多少东西扔了、卖了、丢了，只有这个不值钱的花瓶一直跟着她。

　　她蹲在地上捡碎片，捡着捡着手停了。指尖悬在那片碎瓷上，微微发颤。

　　“碎就碎了呗。”我说。

　　她没抬头。

　　“你懂个屁。”

　　我懂。她心疼的不是花瓶。

　　我们先租了个城中村的单间过渡，一室一厅，月租一千五，厕所挨着灶台，楼道里永远飘着一股辣椒油混着霉味的空气。然后我们跟她娘家、跟几个信得过的老同学开了口，在惠州大亚湾买了套小产权房。两室一厅，总价拢共不到四十万。这几年双城通勤的人越来越多，买不起深圳房的年轻人，在惠州安了家，每天坐大巴或高铁往返。我们不算孤例。

　　迁户口那天，我在派出所门口杵了许久。想起好多年前在北京地下室刷墙的那个自个儿，想起在上海被二手房东讹了八千块杵在街边气得发抖的那个自个儿，想起在深圳阳台上打火机按了八下才打着的那个自个儿。我对着那张簇新的户口本，轻轻嘀咕了一句。

　　“不跑了。”

　　“啥？”工作人员抬眼瞅我。

　　“没。多谢。”

　　但日子不是搬了家就万事大吉。债还没还完，每个月催收的电话照常轰炸。她在惠州本地找了份文员的活儿，一个月四千出头。我还是跑回深圳接零散活计、做直播。做直播做了五年，总算摸着了门道，月月有了比较稳当的收入。每个月发了薪，头一件事就是往还债的卡里转一笔。平日里我住深圳城中村那间单间，周末坐大巴回惠州。老婆偶尔带着女儿来深圳看我，三个人挤在那间转不过腚的出租屋里，女儿在床上蹦跶，说爸爸的屋子比咱家厕所还小。

　　老婆环顾了一圈，哼了一声。

　　“当年在北京地下室你也这么住。”

　　“那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那会儿是一个人。这会儿有你俩来看我。”

　　她没接话，扭头去开窗。窗户推开，对面楼的防盗网近在咫尺，铁栏杆上锈迹斑斑。一只麻雀正蹲在空调外机上叽叽喳喳，歪着脑袋往屋里瞅。

　　有时夜深人静，我会寻思：要是当年北京那间地下室里，那个门房姑娘没拉我电闸，我的人生会不会换个模样。思来想去，觉着不会。她拉的不是电闸，是我那场梦的开关。

　　 在深圳这些年，我也识得了不少人。不是特意去识的——日子过着过着，就在街角巷尾撞上了。

　　头一个，是街角修手机的老周，我喊他周叔。

　　认识他是在卖房之后。那天从不动产登记中心出来，攥着那沓过户材料，两条腿像灌了铅。街上人来人往，我一个也不认识。走到一条老街拐角，瞅见间十来平米的铺子，门口堆满旧电器，招牌手写四个字——能修就修。我不由自主踱进去，周叔正在修一台旧手机，镊子夹着零件，咔嗒咔嗒响。他没问我为啥进来，也没问我为啥坐下，只管低头修自个儿的东西。空气里浮着松香的气味，淡淡的，像某种安神的香。我在他铺子里坐了一整个后晌，他递过一支烟，我接了。俩人没说什么话，就那么坐着，直到天黑。

　　后来我才知道，他在这条老街修了二十三年手机。铺子里一张工作台占了大半，台上搁着松香、烙铁、万用表，乱中有序。靠墙立着铁皮柜，抽屉拉开，零件分门别类——螺丝一屉，排线一屉，屏幕总成一屉。最里头搁了台收音机，老旧得很，旋钮上的漆都磨没了，光溜溜的像被摸了几十年的念珠。

　　有一回，正碰上个老太太抱着台收音机找他。

　　“师傅，你帮我瞅瞅这个。是我老伴儿留下的，走了以后全靠它陪着睡觉。跑了好些家都说修不了。”

　　周叔拆开一瞧，线路板上一道肉眼几乎瞧不见的裂缝。他重新焊上，收音机亮了。播的是一首潮汕方言的歌，《潮汕》。前奏一起，老太太的眼睛就亮了。

　　“回首过往，平平淡淡，一难又一难。

　　载梦起航，摇摇晃晃，一站又一站……”

　　老太太坐在铺子里听完了整首歌，临走从布袋里摸出十个鸡蛋搁在他工作台上。

　　“师傅，多谢你。自家鸡下的，没花钱，你别嫌。”

　　“不嫌。”周叔接过鸡蛋，“这个，比钱好。”

　　那十个鸡蛋他放了好几天舍不得吃。后来我跟他在街边吃宵夜，他抿了两杯酒，忽然提起这事。

　　“那不是鸡蛋。那是我这辈子挣到的头一份体面。”

　　“周叔，你修了这么些年，就没寻思过干点别的？”

　　“寻思过。后来想通透了。”他搁下酒杯，“我只会修东西，旁的也不会。不会就不会吧。能修就修。”

　　我让债主追得最紧那阵子，有一回催收的电话刚挂，手还在抖。他瞅了我一眼，没问别的，递了根烟过来。我也不晓得为啥，竟会对他说了实话。

　　“周叔，我欠了点钱。”

　　他默了一阵。

　　“多少？”

　　我报了个数。他又默了一阵。

　　“我当年师傅害病，铺子差点关张。我一个人扛了所有活计——白天修电器，夜里去医院送饭，凌晨回来接着拆零件。扛了半年。”

　　“后来呢？”

　　“后来师傅把铺子留给了我，转让费只收一半，另一半让挣了再给。”

　　他望住我，说了句话，让我记到如今。

　　“人欠钱不怕，怕的是欠了自个儿。欠旁人的能还，欠自个儿的，一辈子还不清。”

　　那天后晌铺子里还来了个人——老九。他在隔壁开了家社区体验店，卖成年人用的那些个东西。有人骂他老不正经，他听了也不恼，只说：“骂我的人，他就不用那玩意儿？”他拿了台旧手机来修，扯过张凳子坐下，翘起二郎腿。

　　“你们俩修东西的，修了这么些年，修出啥了。”

　　“修出十个鸡蛋。”周叔说。

　　老九愣了愣，然后笑了，笑了好半天，肥厚的巴掌拍在工作台上，震得螺丝刀都跳了一下。

　　“十个鸡蛋，比我那十几家网店值钱。”

　　老九点了根烟，靠在椅背上说了段话。

　　“从前我琢磨欲望，琢磨人到底想要啥。琢磨了大半年，得了个结论——人最想要的不是钱，不是名，不是利。是被瞧见。你帮那老太太修好了收音机，她给你的不是十个鸡蛋，是瞧见。她瞧见你花了二十三年，只做一件事。”

　　陈姨也是在这铺子里碰上的。她早先是我在广州时的房东，后头改了行，做陪诊。一开头没人信她。头回接单，让老人的儿子堵在医院门口盘问了老半天。

　　“你是不是来诓钱的？”

　　“我不是骗子。”她立在原地，脸涨得通红，嗓门却稳稳当当，“你可以跟我一块儿去医院，从头盯到尾。”

　　后来那家老人拉住她的手说：“姑娘，比我亲闺女还贴心。”

　　那天她来周叔铺子修手机——陪诊时摔坏了屏幕。跟我撞见，聊起来。我问她还记不记得当初是怎么撑过来的。她笑了笑。

　　“挨骂的当口我也想过撂挑子。可后来我发觉，那些骂我的人，末了都成了回头客。你是不是真心的，老人瞧得出来。”她顿了一下，“你爸身子骨咋样？”

　　“还成。”

　　“老人上了年纪，多回去瞅瞅。嘴上不说，心里头想的都是你。”

　　“嗯。”

　　那会儿我还不晓得，这句话往后会像根针一样扎在我心里。

　　正说着，老许从菜市场那边过来了。他在菜市场卖了半辈子鱼，一脸褶子，两手洗不掉的鱼腥气。他写诗，写在包鱼的叶子上。没得人晓得，直到有一天，一个顾客回家打开叶子，瞧见上头歪歪扭扭写着：“苦的东西苦了一辈子，到头来被人当成清火的药。”后来顾客找回来，他从铺子底下拖出个木箱，里头齐齐整整叠着几百张写满字的叶子。顾客蹲在地上翻了半个多钟头，看完站起来，眼眶红了一圈。

　　那天老许是来修收音机的——就是后来周叔修好、放了那首《潮汕》的那台。他见陈姨在，不好意思地笑笑，从木箱里翻出张干净叶子，写了几个字，递过去。

　　“这是？”陈姨接过来。

　　“送你的。”

　　陈姨低头一瞅，上头写着：“你搀着老人走过的那条走廊，比哪条路都长。”

　　陈姨杵在那里，攥着那片叶子，好半天没言语。

　　方哥是傍晚来的。潮汕人，十六岁出来打工，在深圳的厂里流水线上干足五年，攒下一万多块。他把钱存下来，泡工厂的图书室看闲书。后来考了驾照，跑黑车，开车行，做水果批发，三十三岁那年开了好几家分店，身家上了千万。娶了当年在厂里暗恋过的姑娘——一个重庆妹子，皮肤白净，柳叶眉，杏核眼，扎两条黑油油的麻花辫，走起路来辫梢一甩一甩的，像两尾活鱼。

　　结果结婚才三个月，一个十二岁的娃娃提着行李箱杵在了他家门口，喊他老婆“妈”。

　　他离了婚，把全副身家都给了前妻。后来疫情一来，水果店全倒了，他一夜之间输得精光。躺平三年，打算把钱花光就找个地儿了断。结果前妻得了癌症，走之前把财产一分没动还给了他。他重新变回了千万富豪，却说自个儿的心好像已经死了。

　　他来周叔铺子修手机——旧得漆都磨光了，可他舍不得换。那天晚上我们几个——我、方哥、周叔——坐在铺子门口喝啤酒。老许收摊后也凑过来，从摊上捎了条卖剩的鱼。

　　方哥喝了不少，盯着手里的啤酒罐，酒沫子在罐口一圈一圈地消下去。

　　“从前我喜欢过一个姑娘，在厂里那阵子。没敢追。后来追着了，又给弄丢了。”

　　“不是追着了吗？”

　　“追着了，又丢了。”他闷了好一会儿，“你信命不？”

　　“不怎么信。”

　　“从前我也不信。后来信了。不是那种老天爷在拨弄你的命——是你自个儿做的每一个决断，到头来都串成了一条路。你以为是自个儿在选，其实你压根没得选。你只是走到了你该走的路上。”

　　那晚风挺凉。他又启开一罐啤酒，拉环啪的一声，在夜风里格外清脆。

　　“要是有下辈子，我谁都不追了。就在厂里待着，每个月攒一百块，哪儿也不去。”

　　老许在边上听着，忽然从木箱里摸出片叶子，就着路灯的光写了几个字，递给方哥。方哥接过来一瞅，上头写着：如果时间可以倒回去。

　　方哥瞅了许久，然后把叶子仔细折好，揣进口袋。什么都没说。

　　那一晚，我们几个在铺子门口坐到后半夜。周叔的铺子亮着灯，老九的店早就关了门。街上的车越来越少，偶尔一辆驶过，尾灯拖出一道红影，像一根没抽完的烟。

　　 去年年底，我实在扛不住了。我起诉了那个老赖。他拖欠我一年多的工程款，足足八十三万。每回打电话，他永远在出差，永远在开会，永远是下个月一定结。末了一回去他办公室，从后晌三点等到夜里九点，前台都走光了，走廊里只剩下日光灯嗡嗡的电流声，他才从电梯里晃出来。瞧见我，愣了下，然后堆起笑脸迎上来。

　　“哎呀你怎么跑来了？走走走，我请你吃宵夜！”

　　“不吃了，你把账结了吧。”

　　“你这人就是太性急。”他还在笑，“等甲方给我结了，我立马——”

　　我没等他说完。

　　我抄起他办公室里的棒球棍，砸碎了他桌上的玻璃。碎片溅了一地，在日光灯下闪着刺眼的白光。他缩在墙角尖声号叫。

　　“你疯了！我要报警！我要让你坐牢！”

　　“成，我等着。”

　　事后我才晓得，他也是让甲方拖死的——那八十三万，甲方拖了他一年半，他实在掏不出来。他曾在一个深夜给我发过一条微信：“兄弟，我也不想这样，但我妈病了，钱全垫进去了。”那条微信我看了，没回。那会儿我觉着天底下所有欠债的人都在拿亲妈当挡箭牌。如今想来，我跟他不过是同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那棒球棍，砸错了人。可那时我哪晓得。那时我只晓得，我终于砸下去了。那一棍，砸的是我这些年淤在心口的所有憋屈。

　　关了几天，交了罚款就放了。我为这事留了案底，往后找工作四处碰壁。

　　从派出所出来那天，手机响了。是父亲打来的。我盯着屏幕上闪烁的来电，犹豫了好一阵。接起来，没听见父亲的声音。是弟弟。他的声音很沉，像是从很深很深的井底传上来的。

　　“哥，爸方才在门口坐着，忽然就歪倒了。送到医院，大夫说是脑梗。抢救了个把钟头，没救过来。”

　　他顿了一下。

　　“哥，爸没了。”

　　我握着手机，杵在派出所门口。日头从树叶缝里漏下来，掉在脸上，有点烫。

　　“晓得了。”

　　挂了电话，我杵在原地一动不动，杵了许久。弟弟后来告诉我，父亲最后那几天，一直坐在门口，往巷子口望。问他望什么，他说，望你哥啥时候回来。

　　弟弟说，理遗物的时候，在父亲枕头底下翻出张存折。存折上的名字是我。每一笔都是几百几百地存，存了好些年。末了一笔，是我十八岁离家那天存的，两千块。

　　我忽然想起父亲在电话里骂我不是个东西的那天。他骂了那么多话，没有一句是叫我还钱。他只是说，丢人了。

　　他不是怕丢人。他是怕我一个人在外头，丢了自己。

　　办完父亲的后事，我坐火车回广东。怀里抱着两只骨灰罐——一只是父亲的，一只是母亲的。往后我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回到深圳那天，我又拐去了周叔的铺子。还是那股松香味，还是那种咔嗒咔嗒的镊子响。我坐在老位子上，他没问我为啥来，只管低头修东西。我在他铺子里坐了一整个后晌。

　　后来他修好了那台老收音机，收音机亮了，放的又是那首《潮汕》。

　　“潮汕人，人海闯，闯风浪，浪花荡。

　　荡起风，风扬帆，帆如梦，梦故人……”

　　周叔听了片刻，抬眼瞅我。

　　“阿海，要不要学修手机。”

　　我愣了愣。

　　“我那徒弟上月出师了，自个儿在隔壁街开了铺子。眼下缺人手。你要是想学，明儿就过来。”

　　我望住他，忽然想笑。一个曾在写字楼里管过几十号人的小老板，一个让债主追着骂了好些年骗子的失信人，一个在北京地下室做过千万大V梦的年轻人，一个在上海让二房东讹过的租客，一个攀上花台架子险些跳下去的男人，一个抱着爹娘骨灰罐坐了一宿火车的儿子。如今有人问我要不要学修手机。

　　“成。”

　　他递给我一把烙铁。我的手还在抖。他瞅了一眼，没说什么，只把松香往前推了推。

　　“手抖不怕。焊着焊着就不抖了。”

　　如今我还在深圳，还在跑客户、做方案、开会、催款。欠的债还没还清，可月月在还。我白天接些零散活计，夜里去周叔铺子里学手艺。焊了半个月，焊出来的焊点还是歪歪扭扭。周叔又瞅了一眼。

　　“比上回正了点。”

　　有一回，从前骂了我好些年的供货商老周到铺子里来找我。

　　“公司有批设备要修，你接不接？”

　　“你不怕我修砸了？”

　　“一个挨了两年骂还在还钱的人，我赌得起。”

　　我握着烙铁的手停了停，然后继续焊。松香冒起一缕细细的白烟，在补光灯底下，像一朵微型的云。

　　还有一回，我在铺子里修一台老式收音机。拆开壳子，里头蒙了一层灰。我拿小刷子一点一点把灰扫净，忽然瞧见线路板上有几处焊点——歪歪扭扭的，像刚学写字的孩子留下的笔迹。我盯着那几处焊点瞅了许久，想起好多年前母亲衲的鞋垫。针脚密密匝匝，歪歪扭扭的。末了一双鞋垫，母亲还没衲完就倒下了。针还插在上头，线头绕了个小小的圈。

　　我低下头，把收音机重新装好。收音机亮了，可没声音。静悄悄的，像一口干涸的井。

　　“喇叭线断了。”周叔踱过来瞅了一眼。

　　我拆开壳子，重新焊上。收音机猛地响了，又是那首《蚁人宣告》：

　　“小小的蚂蚁，咬牙不放弃，

　　不管未来有多少风雨，也要坚持到底……”

　　我坐在工作台前，发了好一阵呆。窗外有鸟在叫，叫得挺欢。日头从门口照进来，落在手上，有点热。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北京那间地下室里，对着摄像头侃侃而谈的那个自个儿。那会儿我以为自个儿能成个大主播。后来在上海让房东讹了八千块，在广州让房东阿姨请吃火锅，在惠州买下那套小产权房卖掉深圳房子的当口，把户口迁出了深圳。我的人生没变成自个儿想象中的模样。它成了一条弯弯曲曲的道。

　　可那又怎样呢。道还在走。

　　那天傍晚回到深圳城中村的出租屋，老婆带着女儿从惠州过来了。她张罗了三个菜——一盘青椒肉丝、一盘蒜蓉空心菜，还有一只从楼下烧腊店买回来的盐焗鸡，油光锃亮，是女儿爱吃的。女儿把鸡腿啃得满嘴油光，举着骨头冲我咧嘴笑。

　　“爸爸，你今天学得咋样？”

　　“还成。焊歪了好几个，可有一个焊得挺正。”

　　“啥叫焊？”

　　“就是把坏了的东西修好。”

　　“那你往后啥都能修吗？”

　　我想了想。

　　“慢慢学，总能——把能修的都修好。”

　　“那你能把爷爷奶奶修回来吗？”

　　她问得极认真。认真得让我一下愣住。

　　老婆停下筷子，看着我。出租屋里很静。

　　我搁下筷子，把手伸过去，覆在她小小的后脑勺上。她的头发很软，像她妈妈。

　　“爸爸修不好爷爷奶奶。”我说，“可爸爸能修好自个儿。”

　　她听不懂，可她点了点头，然后把脸埋进我的臂弯里。我搂着她，闻着她发间淡淡的洗发水味儿，想起好多年前，母亲也这样搂过我。那时我还小。那时我以为来日方长。

　　如今我晓得，来日并不方长。可没关系。我还有东西要修，还有路要走，还有人在等我回家。

　　音箱里还在放着那首《蚁人宣告》。

　　我跟着哼了一句，然后拾起筷子，夹了块盐焗鸡，搁进老婆碗里。

　　“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老婆看着我，眼圈红了一下。然后她也夹了块，搁进我碗里。

　　“你也吃。”

　　女儿从我的臂弯里挣出来，瞅瞅我俩，把自己碗里的鸡腿掰成两半——一半搁我碗里，一半搁进老婆碗里。

　　“一人一半。”她说。

　　我们谁也没再言语。窗外，深圳的灯火依旧璀璨。那些蚂蚁们还在奔波。可在这间小小的出租屋里，盐焗鸡的油，还没凝。日子还温热着，还能一口一口吃下去。

　　吃完，我搁下碗，从抽屉里翻出那把螺丝刀——搬家时从北京地下室一路带过来的。女儿的小火车还搁在墙角落灰，齿轮卡死了半年。我旋开螺丝，拆开壳子。齿轮上缠了一团头发丝，我拿镊子一根一根夹出来。咔哒一声，齿轮动了。我把壳子合上，拧紧最后一颗螺丝，递给她。

　　她拧了拧发条，小火车哒哒哒走起来，在桌面上兜了个小小的圈。

　　女儿抱着小火车睡着了。老婆看着她，又看看我。没说一句话。

　　我拿起手机，给父亲那个永远不会再亮起的号码发了条消息。

　　“爸，我修好了一个玩具。”

　　窗外，深圳湾的灯火在远处明明灭灭。楼下马路上，又有新的蚂蚁开始出工了。它们驮着米粒，顶着风，在裂缝里走自己的路。从不问春天还有多远——它只是在每个浑浊的日子里，自顾自地走着。

　　走着，便是全部的意义。

（完）

作者简介

易白，国际紫荆花诗歌奖全球华语诗歌大赛最高奖诗歌贡献奖、首届杨牧诗歌奖、首届国际生态文学奖得奖者。平日里为求糊口，干过演员、编剧、导演、摄影师、剪辑师、制片人、音乐唱作人等，现为电影+音乐连锁厂牌发起人，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机构负责人。文艺创作逾三十载，诗、文、歌、画、影、音等作品累计获奖百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