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为何一夜间迎来全球极客？｜muShanghai特别报道

在Z世代们感叹“全球化退潮”的年代，很难想象上海虹桥阿里中心会一夜之间进驻几百个老外，并在这里参加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持续整整一个月的科技活动。

2026年5月，国际开源社区The Mu把它的“快闪城市”实验搬进了上海。约800名全球开发者自费机酒，缴纳千元门票，在这里共同生活28天。过去两年，这一实验已在阿根廷、旧金山、纽约、曼谷、墨西哥城、伊斯坦布尔和大阪等地举办。这里没有固定规律的“课表”，更多是Build in Public的共识——参与者可随时组队、展示，或者离开。

虽然自我调侃是野生的“草台班子”，社区主办方依然通过去中心化协作的运行方式，筹备了丰富的环节和名企阵容。白天，人们得以通过自己最舒适的方式参与其中，在场每个人都可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项目去参与，无论是听讲座、跑黑客松，还是参观工厂、学习供应链，又或者是去赛博派对social蹦迪、打养生拳；深夜，虽然这里没有996的必要，你还是会看到co-working区里有不少人对着屏幕里自己的创意项目调代码。

根据《职场Bonus》的驻场观察，除了英美等西方科技大国，这些开发者还来自巴西、印度、阿根廷、立陶宛，甚至莱索托、委内瑞拉、肯尼亚等令我们意想不到的国家。

“阿根廷可能会是下一个深圳。”一位受访者告诉《职场Bonus》他在活动中的新发现，“中国经济特区的经济模式对他们非常有参考。一些老外朋友们很向往中国快速崛起的秘诀。”

The Mu社区发起人之一孙博豪（Sun）则向我们透露，他们上一场在阿根廷的活动其实有更多投资人出席看项目——而对中国开发者来说，本次活动作为在中国落地的首秀，更像是把极客社区的文化搬进来供更多人见识、体验。一位来自大厂的参与者认为，这里野生的气质几乎和国内科技巨头的作风完全相反，也更接近年轻一代所喜欢的风貌。

从活动发起方的视角去品，muShanghai的精髓，在于其组织哲学与参与机制的设计。

去中心化的组织架构下，四个主题周分别有四个负责人和不同的副手——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业，和在产业里的资源。其他穿着主办方衣服的人，大多是一群“全球到处跑的数字游民”，他们很自由，也不依赖于传统活动公司的执行团队。

“我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2个月。”一位额头绑着黑色头带、一头长发的00后小哥跟着The Mu社区到处跑。他没有去读大学，平时用代码能力接项目赚旅居费用，需要随身携带的行李则是越来越少，一个背包就能装下。

由于活动场地设置在阿里中心的写字楼，muShanghai的室内空间是环形的，有专门的工作区（White Room）、阳台（大家抽烟聊天的地方）、一大一小两个舞台区（人们来来往往做演示、听分享）。“没有friction（摩擦），你可以在这里来回穿梭。”

正如去年马斯克和黄仁勋的对谈中所提，“审美”是AI时代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与国际接轨的视觉设计和人文议题的加入，是我们认为muShanghai活动吸引人的另一大要素。

活动的传播视觉避开了大厂峰会（如今已经在美图秀秀模板库里泛滥）常见的“企业级VI”、“蓝白科技风”，用极简线条、几何美学、像素风甚至是梦核的插图，传递出兼具赛博与自由气质的理念。

人文要素方面，muShanghai的策划营造出了独特的文化景观。有民俗市集，茶会桌游，手作，传统养生与功法（五禽戏、八段锦、金刚功、六字诀、太极拳等），青年亚文化（截屏市集、AI游戏、脑机接口加持的DJ表演）等，且出现方式并不只集中在文化主题周，而是通过现场体验、互动、群聊、展览与分享等形式，贯穿在四周的时间里。

在对各种严肃峰会审美疲劳的媒体人眼里，这不失为一种给科技活动“提鲜”的玩法。“这次活动设计既保证了讨论的焦点，又通过跨学科的活动让所有人都能交流融合。”来自巴西的受访者Pedro说道。

muShanghai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全球科技观察窗口。《职场Bonus》以20分钟轻访谈的形式，追问了其中8个不同国籍、不同职业阶段的builder。他们中有刚从牛津计算社会学毕业的博士，也有第一次走出三千人村庄的印度开发者。

显然，他们不远万里来到这儿并不只是为了走马观花。而这次上海之行里，存放了他们在中国难忘的28天。

以下是他们的自述。

我出生在北京，8岁时随家人去了美国，在佛罗里达长大。大学在波士顿和洛杉矶之间辗转，学习电影制作。

两年前我搬去了旧金山——我非常喜欢那里，以至于现在把它当作基地。旧金山是一个极其多元化的城市，吸引了一群最有才华和野心的人。我在那儿的熟人有一半都是中国人，还有很多法国人、欧洲人。它是“现代版的佛罗伦萨”，是天才汇聚交流思想之地。但那里生活成本越来越高，房租贵得离谱。

如今我25岁，这是我两年以来第一次回中国大陆。来muShanghai的一个月，算是我第一次深入接触中国的AI生态和硬件生态。

我最喜欢机器人周。都说“原子大于比特”（atoms over bits），作为一个做软件出身的人，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工厂——蔚来汽车的工厂。看到大规模自动化制造的那一刻，我意识到：软件的门槛在降低，利润空间正在消失，而硬件的壁垒更高。

中国有速度和质量的绝对优势。如果我在深圳有一个硬件想法，从原型到量产可以极快完成，且质量极高。日后，我可能需要一次专门的深圳之旅来真正理解硬件生态。

我和现在的合伙人Armin是两年前在新加坡通过一个共同朋友认识的。当时我们都是solo founder，在一场黑客松上擦肩而过。后来我们一起去了泰国、丹佛、拉斯维加斯、洛杉矶、旧金山，参加过无数黑客松和黑客之家。我们的生活方式是nomadic的：尽可能去新地方，见新人。

在muShanghai，我感受到了野心和鼓舞人心的力量。经常到了晚上十点半，所有人都还在工位上埋头工作，那种能量是会传染的。把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个空间里，这种化学反应无与伦比。我们参加了四场不同主题的黑客松。其中一场甚至可称之为“创意松（ideathon）”，它不要求你做出产品，只要求一个好想法。

你看，当所有人都能coding时，taste（品味）成了唯一的护城河。

往昔的电影制作知识教会我一件事：人人能coding，但讲故事的能力很稀缺。我们能早早识别叙事，向品牌客户最合适的受众解释叙事，这让我们在中美两个市场都有优势。这种讲故事的能力和品味，最终会帮助我们建立中美科技市场之间的桥梁。（我们的网站：Doloresresearch.com）

我注意到，中国人对前沿科技的态度比西方更乐观。很多现在做AI和机器人的早期创业者，其实是从开源社区过来的——那个行业要求你对新事物极度敏感，愿意早期冒险。这种特质完美适配了现在的AI和机器人浪潮。

我们还抽空去了红杉中国的AGI Party。来之前我以为中国的初创公司很难拿到天使和风险投资，现在发现这个生态比想象中健全得多。有官方支持，有私人部门协作，未来几年的态势会很积极。

这次旅行让我找回了一样东西：我的Maverick（特立独行）精神。在旧金山待久了，那种“活在传统系统之外”的能量有些消退。但在中国，我接收到了对自我才能和工作的更多正反馈。我更深地相信，我们团队能为这里和世界提供有价值的东西。

没错，传统的系统结构不再有效：学位不再保证高薪，高薪不再保证十年安全。正因如此，在AI时代找到自己的路、成为Maverick，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我27岁，来自立陶宛。我学的是生物信息学和计算生物学（你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一半计算机科学，一半生物化学）。过去五年里我经营着一家传统软件外包公司，现在和Leon一起转向AI工具、模型训练和前向部署。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第一周我几乎不知所措：语言不通，系统和欧洲美国完全不同，人口密度更是震撼。我的整个国家只有约300万人口（上海浦东区的人口已经超过这个数字）。在旅游景点看到人山人海时，那种冲击是真实的。

但中国的效率很快征服了我。火车票准时，餐饮服务顺畅，活动组织有条不紊。朋友Eileen带我们去看了北杨人工智能小镇，整个基础设施一年建成——在旧金山，光是拿建筑许可就要五年。美国想建一条从旧金山到洛杉矶的高铁，十多年了只修了几百英里。这里的资本分配和执行力，是我考虑留下来的原因。

关于黑客松，我发现Bit Tensor和Mona的黑客松上中国人更多，因为这里对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更乐观。他们适应新事物的速度极快。

我还认识了一些阿根廷人。他们想把深圳经济特区的模式搬到阿根廷，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和人才，打造一个全球创新中心。Peter Thiel（PayPal公司创始人、Facebook首位外部投资者）已经在那里布局了。如果成功，拉美可能会经历类似三十年前深圳的快速崛起。

这次经历改变了我。中国创业者工作极其努力，谈合作很开放，我学会了更直接的商业沟通。这让我减少了焦虑，更专注于行动。以前我会在社交媒体上消耗太多精力，现在更关注“行动和做事”，减少无谓的担心。另一个重要收获是：西方媒体讲的很多关于中国的故事并不真实。中国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希望世界变得更好。

如果让我用三个词形容muShanghai，我会选“创新（innovation），友谊（friendship），开放（openness）”。开放空间的设计让交流变得丝滑，不同背景的人自然混融在一起。

夏天我要回欧洲参加朋友的婚礼（八月几乎被婚礼季排满了），但之后我一定会回来。立陶宛的冬天太长了，我需要温暖的地方。我想更多地了解签证政策，想知道能不能长期在上海生活和工作。

我来自非洲南部的莱索托（Lesotho），那是一个被南非包围的飞地小国。来muShanghai前，我的生活基本就是穿着睡衣在家工作，做跨时区的社区管理和初级质量分析。当地没有什么科技社区交流的空间。我想见同行业的人，想实时体验中国的科技，也想看看这里的文化如何与时尚融合——我爱时尚——这是我来上海的原因。

作为一个终身学习者，我完成了很多在线课程，包括哈佛在线的编程课程。我不在乎有没有证书，就是不断学习。

但我的职业路径还是拐了好几个急弯。一开始，我学物理，梦想成为粒子科学家，研究生命和宇宙的本质。后来毕业找不到工作，我转而做起了时尚生意。我会做衣服，母亲又是纺织科学家。但很快我觉得无聊，开始探索科技，做过五年电台。这些经历让我养成了一种好奇心：把技术语言翻译成普通人能听懂的故事。

在muShanghai，我最初帮The Mu团队做全球社区的英文沟通。后来我发现，很多builder需要的不只是代码能力，而是“怎么把产品卖出去”的能力。他们擅长讲技术细节，但面对普通人时，没人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则擅长把技术语言转译成日常语言，再包装成一个有趣的故事。可以说，我的工作是“过渡性”的——在初期提供人的温度，等核心框架搭好了，AI可以接手后续。

我相信阶段性协作，而不是“一人公司”（OPC）或长期全职团队。创业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人进来，可能是自由职业者，可能是短期合同工。核心工作完成后，你可以继续独立运行，但有些地方确实需要集体协作。关键是，你要知道自己在哪方面欠缺，找到能补足的人，并知道什么时候该从人工转向AI工具辅助。

我的日常作息和上海大多数人相反。因为家里是GMT+2时区，我的工作通常从下午三点半开始，有时到凌晨两点。上午我去做瑜伽、找餐厅、购物或观光。多亏工作是数字化的，所以我可以边逛街边回复消息。上海通勤时间很长，有时堵在车里也能处理不少事。

来之前，我认为中国电商很方便。没想到作为外国人会卡在注册环节。很多电商平台需要护照验证，但认证流程经常出bug——很多外国人都遇到这个问题。

另外，中国职场里所谓的“35岁危机”也让人觉得荒谬。前额叶皮层要到30岁出头才发育成熟，35岁不应该正是开始有判断力的年纪吗？不过，“学历贬值”倒是个全球现象。

muShanghai里的人有一个共同点：极度好奇。无论你做什么，大家都会说“哇，请告诉我更多！”没有人让我觉得自己愚蠢。仿佛每件事都很重要，每个人做的事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都是大事。虽然大家都在说技术术语，但我从不感到被刻意排斥。这种开放，不是每个科技社区都有的。

这一整个月的经历，让我确认了两件事。第一，我在AI方面的造诣远远不够，以前觉得自己做得够多了（我用过Venice、DeepSeek、GLM等工具，也建过OpenClaw），现在发现远远不够。第二，AI和机器人的发展方向里，令人担忧的是“安全”。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是蜘蛛侠的台词。但现在，很多人对机器人和AI的发展太随意了，全球监管严重不足。如果发展的速度慢不下来，那至少要把研究安全和安保的速度提上去，给科学家和研究员足够的资金、工具和文档，建立必要的规则。尤其是，我们还正处于一个地缘政治混乱的时间线（Timeline）上，切不可儿戏。

我特别希望看到我的国家莱索托（乃至整个非洲）能够独立发展，不要等待别人来替我们做。我们有丰富的土地、空间和水资源，可以建设水电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既造福自己又不破坏环境。我们需要有人去做研究、发表论文，从学术、金融、地缘政治等角度证明这是可行的。否则，外国公司会来“替我们做”，然后带走我们所有的数据。

我是Francis，肯尼亚人，现在是个数字游民。我于2024年刚毕业，拿的是环境治理硕士学位。听起来和AI、区块链不沾边，但我现在做的确实是这些：自由职业开发者，同时运营一个科技媒体portfolio，专门采访AI和区块链领域的创始人，把对话分享给世界。

我也是肯尼亚的一个开发者社区的成员。我们在做的事，是教开发者转行前沿科技，也分享物理和AI方面的新知识。在肯尼亚，了解这些前沿技术的人不多。我希望通过我的内容，让更多人看到正在发生什么，然后找到自己的方向。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也是第二次参加The Mu社区的pop-up city（第一次是在埃塞俄比亚）。我对中国的大模型、AI应用、AI生态都很感兴趣，但由于签证审批的进度，我错过了第一周的AI周，这很遗憾。不过生物科技周和机器人周给了我“补偿”。

在生物科技周，我看到了两个让我眼前一亮的项目。一个是用机器人和AI辅助疾病诊断，另一个是基于传统中医的睡眠监测枕头——它可以根据子午线穴位对你进行调理，填充经络穴位信息。那个项目的负责人对中医非常精通。虽然产品现在还有点复杂，但一旦人们认识到它的价值，我相信它可以规模化。这种把古老医学和现代传感器结合的思路，我此前从没想过。

之前我还担心语言障碍和访问国外app的问题。但到这儿才发现，翻译软件足够好用，WhatsApp和邮箱也能正常使用。中国的外卖和地图精准度让我惊讶。在肯尼亚，我们很少有这么高效的物流。

一个有趣的观察是，这里的开发者做的都是行业级产品，非常成熟。但在其他地方的pop-up city，很多人还在想点子阶段。

这种信息差部分源于语言——中国团队习惯用中文展示，信息没有充分流向英语世界。不过我同意一个观点：有时候太专注于商业模式和赚钱，反而会成为创造力的障碍。你得先做出一个你自己都觉得“对”的产品，然后再去考虑需求。

关于大厂，我的看法比较务实。有人去大厂是为了安全感，有人是为了积累经验然后创业。我从来没在大公司工作过，毕业后直接开始了自由职业。如果父母不理解你在做什么，他们可能会试图控制你。好在我独立生活，可以自己做决定。

与AI专家互动、参加黑客松、在阿里巴巴中心参观体验……这段经历我想我会写进简历。它们确实拓宽了我的边界，与是否崇拜大厂无关。

我的背景很“跨”——

我出生在一个高压的东亚工程师家庭，姥姥、姥爷都是工程师，母亲是碳化硅与半导体博士。六岁开始学钢琴，七岁弹完巴赫所有创意曲，我本可以去茱莉亚音乐学院，但热情实在燃尽了。后来，我去哥伦比亚大学读经济和历史，再在哥大做应用机器学习，之后以Clarendon Scholar身份进入牛津读计算社会学博士……最终，我离开学术轨道全职创业。

读博期间我创业过两个项目：第一个是适老化科技，帮老人用智能手机；第二个是艺术科技平台，探索 AI、艺术与女性表达。还有幸被China Daily和BBC报道过。但我后来意识到，真正值得投入十年以上的，不是内容或平台，而是社会绕不开的基础设施：能源、材料和制造。

因此我创立了荔枝研究室（Lychee Labs）。我们从电池和能源制造切入，用AI更早识别电池寿命、质量和工艺风险，帮企业减少废料、提高良率。团队来自牛津、特斯拉、亚马逊和Meta，也得到DeepMind、斯坦福、世界能源理事会等专家支持。公司已启动六位数付费试点，在中国、美国和欧洲推进合作。

我来muShanghai很偶然。“上海有什么有意思的科技社区？”在一个英国创始人群聊里，有人提到了这次活动。我直接联系主办方，说自己在做Physical AI，可以主持一场panel。Future Factory 的创始人朋友也来支持，我还参与了中环控股的闭门交流。

来muShanghai前，我还以为首批客户主要来自欧洲。结果这一个月彻底改变了判断。

中国拥有全球最密集的电池和先进制造生态，企业对“如何把数据转化成良率”有直接需求。我对接到了牛津校友创办的工厂、国内家办投资的制造企业，也开始和大型消费电子及能源企业推进交流。月底还要去常州、苏州、深圳和广东跑一趟。

这段经历让我更明确看到：这轮AI浪潮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大语言模型上，但制造业需要的是另一种智能——学习物理世界本身，而不只是人类留下的文字。

工厂里有海量数据，但分散在设备、传感器、MES系统、实验室之间，格式不统一，标签延迟。很多时候问题在上游已经发生，企业要等到数周后的测试阶段才发现，损失已无法逆转。我们不能只是把聊天机器人接到工厂数据库上，就称之为“工业智能”。

荔枝研究室的核心模型“荔枝核”采用物理感知大模型与机器学习混合架构，将电池退化、材料变化和制造流程中的物理规律纳入判断。在电池生命周期预测上，荔枝核领先亚马逊通用时间序列大模型Chronos的150倍，准确率超过Nature Energy、牛津和NASA的黄金标准基准至少两个百分点。

电池和能源制造只是入口。我们的“北极星”（终极目标）是建立制造业的先锋AI大模型——好比制造业的DeepSeek。未来的制造业基础模型，应当理解不同材料、设备和生产线之间的共同规律，预测系统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识别质量问题的因果链条，帮助团队判断该调整哪个参数、隔离哪个批次。

能源制造的效率，最终决定了整个人类技术系统能够以多快的速度扩张。我们先让一块电池被理解，再让一条生产线被理解，最终让整个物理制造世界被AI建模、预测和持续优化。

在上海，我接触到一些已建立全球影响力却很少在社交媒体上自我宣传的创业者。他们让我更确认：真正长期的公司，不靠制造声量，而靠把复杂问题变成事实。进入能源行业，不可能只为追逐风口或赚快钱。我们必须有更大的梦想，对物理规律、产业现实和长期主义保持诚实与敬畏。

很多人问，两个女性进入硬核领域，压力是不是更大？

事实上，硬科技不会因为你性别降低难度，也不会因背景自动给优势。它只看你能不能理解问题、建立团队、赢得客户、持续交付。华人女性有不可否认的优势：在高压环境中成长，较早学会适应变化、承担责任、在不确定性中继续行动。

我经历过家庭压力、抑郁、与母亲的冲突和断亲两年后的和解。这些经历塑造了我，但我不希望把痛苦包装成勋章，更不希望把创伤变成身份。我的转化能力就是护城河——把过去的强度，转化成判断力、边界感、执行力，以及在长期不确定性中继续建设的能力。这就是我的使命。

来muShanghai之前，我在日本待了一段时间，做远程工作和旅游。现在我的正式身份是一家软件工厂的UI工程师，但业余时间一直在捣鼓自己的MVP项目——一个“AI销售教练”，面向B2B销售场景，做聊天机器人和多智能体系统。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来上海的理由很简单：这次的机器人周和AI周对我吸引力太大了。在委内瑞拉，甚至整个拉丁美洲，接触前沿硬件的机会少得可怜。一台Unitree Go2机器人，在我们那儿几乎找不到。但在这里，我不仅能看到，还能亲手把代码部署上去。

我参加了两场黑客松。第一场在AI周，结局不太好：团队内部因为文化差异解散了。我的队友是两个西班牙人和一个中国人，冲突发生时我试图当调解人，但显然做得不够。

第二场在机器人周，情况完全不同。我们训练了一个热模型（Warm Model），用在Unitree Go2上，最后站上了决赛演示的舞台。虽然大部分时间是我的队友在讲解，因为他们是开源项目workforce的维护者，对这个系统更熟悉。但站在台上的那几分钟，让我意识到：我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技术。

印象最深的其实不是某一场比赛，而是“AI安全日”。那天讨论的是AI安全、风险、攻击，我们了解到了潜意识攻击（Subliminal）[1] 和同伴保护行为（Peer-preservation）[2] 等令人担忧的现象。这些内容让我意识到，我们这一代人正在构建的东西，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危险，也更复杂。

这里的协作氛围充满“多样性”，而且是海量的多样性。人们来自不同地方，带着完全不同的想法，公开表达，甚至争吵。但这种争吵是建设性的。我认识的第一个人是个新加坡人，他的创业项目是做一辆能变形为“赛格威”（Segway，这里用来指代平衡车品类）的手推车。听起来很疯狂，但这就是这里的常态：每个人都在试图解决某个具体问题。

亚洲在组织能力上令人佩服。城市干净，物流高效，一切按预期运转。这种“秩序感”在拉美很少见。28天结束后，我不会立刻回国，可能会继续寻找下一个pop-up city。在这里的经历改变了我对职业路径的看法。我不再满足于只做UI。机器人、多智能体、AI安全……这些领域我都想继续深挖。

[1] 潜意识攻击（Subliminal）：可以通过使用完全无关的概念来攻击模型训练，让模型在训练过程中学到某些东西后，通过看似无害的提示就能诱导它做出不当行为。

[2] 同伴保护行为（Peer-preservation）：前沿模型拒绝关闭智能体的行为。在无任何指令、道德训练、特殊引导的情况下，全球顶尖的AI模型普遍被观察到了会自发保护其他AI不被关停、删除的行为，甚至不惜谎报成绩、篡改系统、转移权重、直接拒绝执行人类命令。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从圣保罗飞上海，只为理解这里的科技生态。

我的学术背景是生物系统方向的PhD。公司刚成立一年多，有四个联合创始人，平时我们分散办公，做的事和很多公司不大一样：我们会举办开放的算法竞赛，让全球开发者在化学宇宙里，寻找可能成为新药的分子或生物制剂。我们的目标之一是找到正确的方法来应对未来全球的精神健康问题，避免现有治疗带来的许多副作用，目前已与赛陇生物科技公司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该公司同时也在主导muShanghai生物科技周的活动）。

中国在制药领域的潜力太大了，很多新的全球指标正在从这里产生。更重要的是，开发新药漫长、昂贵、孤独，我相信它只能依靠合作才能真正成功。我们需要把不同领域的专家聚在一起，找到解决难题的拼图。

muShanghai的第二周，我听了几场让我印象深刻的演讲。许田教授谈的是生物问题的数据标准化——这恰恰是AI进入制药行业的关键瓶颈。这些分享让我确认，中国不仅有市场，还有真正前沿的科学对话。

但让我决定延长停留时间的，其实是一个更私人的细节：安全感。圣保罗也是大城市，但在这里，我可以晚上任何时候出门散步而不用担心。这种“安全”本身，就是一种高科技的外显。当然，食物也很棒，每次吃饭都很开心（虽然我还在努力适应辣度）。

关于AI，我的看法可能比较保守。AI确实在加速药物开发的某些环节，但人类的专业判断仍然不可替代，尤其是在需要精确性的制药领域（更难承受“AI说错话”的风险）。我倾向于让不同的AI模型互相“辩论”，并在人类的监督下整合结果。我相信真正的创新驱动力始终是人，AI只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最终的突破，将发生在人与AI的协作中。

这次28天给我最大的启发是：不要试图独自完成一切。

事实上，我们正在构建的知识产权（IP）包，就是为了和大公司联合开发。开放竞赛的形式让我们能以更高效的方式获得早期信号。比如最近，我们收到的一份代码，在化学空间探索上击败了世界最权威的参考算法之一。这证明，开放和协作，比封闭更高效。

离开上海之后，我会带着几个新的合作线索回到圣保罗。这座城市的节奏、组织能力和对技术的拥抱，让我开始重新思考“全球创新”到底该发生在哪些地方。

我叫Nithin，来自印度南部一个只有三千人的小村庄。我父亲是农民，母亲连十年级都没读完，不懂英语。弟弟现在在英国读硕士。我是家里第一个走出村庄、用电脑工作的人。

2025年，我从计算机科学专业大学毕业。在印度，CS专业有14个细分方向，我选了区块链。原因很简单：它是新的，而且我很快理解相关概念。从第一天接触区块链起，我就没进过大公司——区块链领域本来也没有所谓的大厂。我一直在小startup里做事，同时为一家香港公司做开发者关系。

之前几次快闪城市活动里，我去过两次泰国清迈，一次非洲，还在马来西亚待过一个月。The Mu对我而言已经超越了某个特定城市的活动，它代表一种移动的生活方式。我不需要固定在一个地方，有电脑，有网络，有想法，就能工作。

犹记得2023年9月的清迈之行。那是我第一次出国。我所受的震撼来自一整周的生活节奏，而非某个具体时刻：人们工作、旅行、聚会、做项目，自由流动。如果你需要帮助，随时有人伸出援手，哪怕你的项目和他们毫无关系。那种友好和开放，让我决定继续追随这个社区。

来上海的理由很简单：见人，探索中国，工作。我不指望在这里听很多演讲——不少演讲是中文的，翻译设备时好时坏。但我其实也不需要听懂每一场演讲，我需要的是和做AI的人、做机器人的人、做社区管理的人聊天。每个人做的事都不一样，从每个人身上我都能学到一点。

生活处处是挑战，但在这里，解决起来更容易——你周围都是同一类人，遇到问题了，走过去问一声，总有人愿意帮你。这比独自在家面对屏幕高效得多。

我的长期目标是在一到三年内深入核心密码学（core cryptography）。现在我在solo构建一个跨链token swapping的协议，还没有traction，还在探索。我不确定下一步具体做什么，但我学会了一件事：不要想太多，先行动。如果你问太多人的意见，只会得到更多困惑。选两三个建议，然后去做就行，别太自已成败。

班加罗尔（Bangalore）和海得拉巴（Hyderabad）是印度的两个主要的科技中心。前者有很多技术中心和创业中心，资金支持也很多，后者有Telangana Hub（T-Hub）来支持很多创业者。现如今，印度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于创业，不想再去硅谷融资或创业。我相信印度正在建设更好的基础设施来支持本土创业。

上海给我最大的冲击是生活方式。这里的人工作节奏很快，但“生活效率”极高。我想，这种“高效”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学习的文化。

• 注：以上信息基于5月26日专访整理。涉及企业自述的融资数据、收入数据、出货量及未来规划，建议读者结合企业后续官方披露综合判断。

中国的AI和硬件生态系统是世界级的，但对全球极客来说存在许多未知与新奇。当一个活动能够弥合这一差距，让不同身份标签的人走进来，亲眼看看，亲手试试，不仅给人带来了耳目一新的体验，对中国科技生态而言，比任何宣传都更有说服力。
至此，关于muShanghai的记录正式告一段落。
《职场Bonus》未来将继续通过现场笔记与专题报道，为你挖掘重要科技现场的新知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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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职场Bonus”，作者：陈桐，36氪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