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祥松｜为什么说蹴鞠与现代足球风马牛不相及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那些好大喜功之徒的。

然而我未曾料到，他们竟会无耻到这地步，连几个破皮球也要拉来做门面，去贴金，去充当什么“四大发明”的远亲。

世间有一种最可厌的人，是你还在琢磨他的荒谬时，他已经笑嘻嘻地把谎话编成了正史。

最近几年来，每逢世界杯或是什么大球赛开锣，神州大地上便总要蹦出几位“国粹专家”。

他们摇头晃脑，唾沫四溅，指着电视机里的绿茵场大发高论：“看罢！这玩意儿源远流长，咱们老祖宗在高俅那时候就会了！叫作蹴鞠！英国人不过是偷了去，换了个西洋皮囊罢了！”

我每听见这等高论，总觉得脊梁骨一阵发冷，仿佛看见一群僵尸穿着开裆裤在紫禁城里踢夜壶。

蹴鞠是个什么东西？现代足球又是个什么玩意儿？

但凡长了眼睛、脑子里还没塞满稻草的人，只要把这两样东西摆在一处看上一眼，就该明白它们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世界。

然而我们的“国粹大师”偏不。

在他们的眼里，只要是个圆的、能用脚踢的，就统统可以认作失散多年的祖宗。

这正如阿Q见了假洋鬼子头上扎着辫子，便断定他也是革命党一样，荒唐得可笑，却又自信得可怕。

先说那球的形状。

如今踢的足球，虽说在几何学上是个多面体拼成的球体，但到底是个正经的“球”。

再看宋朝的蹴鞠呢？据古籍记载，那是用八片或六片尖皮缝起来的。初时里面还要塞满毛发或硬物，后来改成了用气吹饱的“气球”。

但不管是哪一种，它都不是为了在草地上满地滚动的。

人数呢？现代足球，两边各上十一人，加上裁判教练，在长达百来米的绿茵场上拉开架势，那是真刀真枪的集体竞技。

而宋代的蹴鞠呢？翻翻《蹴鞠图谱》便知，那多半是“一人对一人”的白打，或是两三人、四五人的对场。大家各显神通，轮流上去踢一脚，就像如今公园里大妈们踢毽子，或者杂技团里耍盘子的把式。

至于球门，那就更是滑稽了。

现代足球的球门，是两根门柱撑起一张大网，非得把球轰进去才算本事。

宋朝的球门呢？在场中央竖起一根长竿，上面安个网眼，名曰“风流眼”。踢的时候，球不能落地，要像燕子抄水一般直奔那竿上去，从网眼里穿过去才算赢。

这哪里是什么射门？这分明是杂技班里的“飞针穿孔”。

最要命的，是那精气神。

现代足球是什么？那是肉搏！是厮杀！是两边球员在电光石火之间，为了争夺皮球而进行的人仰马翻的冲撞。

头顶、脚踢、肩撞、飞铲，空气里弥漫着汗水、野性与荷尔蒙的焦糊味。

那是力与美的抗争，是活生生的人在宣泄生命的能量。

而宋代高俅之流玩的那一套呢？那叫“白打”。

何谓白打？就是客客气气，斯斯文文。

不能用手，不能用头，更不准用身体去冲撞对方。

大家衣冠楚楚，把那皮球踢得高高的，像耍猴戏一样让它在空中翻筋背。

高俅这厮，凭着一脚出神入化的踢球功夫，居然能一步登天，混成了太尉。

这在现代足球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你若是在英超的赛场上把球踢得像跳大神一样优美，却连对方后卫的半个鞋底都碰不到，早就被教练一脚踹出去了，还能指望当官？

宋朝的蹴鞠，说穿了，不过是达官贵人、纨绔子弟在酒足饭饱之后、搂着歌姬听完曲子之余，用来消食解闷的玩意儿。

它属于青楼瓦舍，属于高墙深院。它是权贵们的玩物，是驯服的艺术，是断了脊梁骨的软绵绵的歌舞升平。

而现代足球呢？它是泥土里长出来的，是血汗里泡出来的。

现代足球的胎衣，是用工人的血汗和机器的轰鸣织成的。

回到十九世纪的英国。那时候，正是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年月。蒸汽机吐出黑烟，遮蔽了伦敦的天空；纺织机的铁齿钢牙日夜不停地咀嚼着工人们的骨血。

在那些见不得阳光的血汗工厂里，男人们、女人们，甚至几岁大的童工，每天要在机器边工作十四个小时、十六个小时。

没有假期，没有休息，没有尊严。空气里弥漫着棉絮和煤灰，工人们活得就像是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磨损了就随手扔进垃圾堆。

然而，人到底不是铁打的。人是要喘气的，是要自由的。

工人们开始愤怒，开始抗争。

他们罢工，他们游行，他们用粗糙的拳头和石块砸向那些吸血的资本家。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流血与抗争，那部沉甸甸的《工厂法》终于艰难地出台了。

法律里有一条极其重要、却常常被人忽视的规定：每周六下午两点，工厂必须停工！

就是这短短的几个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漫长的黑夜。

周六下午两点一到，巨大的蒸汽笛声长鸣，冰冷的机器终于闭上了它们的铁嘴。

成千上万浑身煤灰、面容枯槁的工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出了工厂的大门。

他们手里没有面包，兜里没有多余的铜板，但他们有了最宝贵的东西——时间，以及那属于他们自己的、短暂的自由。

空地上，荒野里，街道旁的空地，成了他们宣泄生命力的战场。

没有教练，没有裁判，甚至没有像样的皮球，他们扯下一团破布，或者用猪膀胱吹满气，便踢了起来。

几十个人，上百个人，为了一个破皮球在泥地里滚作一团。他们奔跑，他们呐喊，他们把一周积攒下来的怨气、疲惫与对命运的不甘，全都狠狠地踢进那狂乱的空气里。

那就是现代足球最早的胚胎。

它不是从皇帝的圣旨里生出来的，也不是从哪个大官的衙门里批出来的。

它是苦难里开出的花，是底层劳苦大众用双脚在泥泞中踩出来的自由之路。

可是，人一多，麻烦就来了。

几百个人在一块空地上乱踢，规矩便成了最大的难题。

今天张三说可以用手抱着球往前冲，明天李四说这分明是耍赖，非得用脚不可；王五说可以用头顶，赵六又说用头顶太危险，得算犯规。

至于能不能踹对方？能不能拦腰抱住？大家更是吵得面红耳赤，唾沫横飞，甚至挽起袖子就要动拳头。

没有规矩，便没有自由，只有混乱的厮杀。

这群踢球的英国人，骨子里却有一种近乎顽固的对于契约和法律的信仰。1848年的一天，英国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里，迎来了一群年轻人。他们当中有学生，有学者，有律师，也有各球会的代表。

他们聚在那哥特式建筑里，为了体现那种对公平的追求，他们没有搞“一言堂”，也没有什么最高指示。他们先是各自掏出自己那一派写好的规则，一条一条地拿出来念，一项一项地摆在桌面上。

然后，大家开始争。

为了“能不能用手触球”，有人拍了桌子；为了“怎样才算犯规”，有人争得面红耳赤。

争完了，便投票。

一票一票地投，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

经过无数次的唇枪舌剑，他们终于达成了一份共识。史称——“剑桥规则”。

但这还不够。十几年后的一个夜晚，伦敦十一家球会的代表，像做江洋大盗一般，悄悄挤进了共济会的一个小酒馆里。

他们关上门，连开六场会。烟雾缭绕中，这群身份各异的人——有腰缠万贯的企业主，有寒酸落魄的穷学生，有精打细算的律师，甚至还有沾亲带故的王室贵族——把裤腿挽得高高的，为了一行行字句斟酌。

最后，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成文的现代足球规则诞生了。

英格兰足球总会（FA）也随之成立。

我每读到这段历史，总要拍案叫绝。

你看，这整件事情里，没有哪个国王下过圣旨，没有哪个内阁发过红头文件，更没有哪个太尉、丞相跳出来指手画脚。

从头到尾，就是一群普普通通的、喜欢踢球的人，为了追求内心的自由与赛场上的公平，用一种宛如制定大宪章一般严谨的精神，一砖一瓦地搭起了现代足球的殿堂。

这哪里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这简直是光荣革命在绿茵场上的重演！它是自由的结晶，是契约精神的丰碑。

然而，我们的那些“国粹大师”们，是永远读不懂这背后的灵魂的。

他们习惯了跪着，习惯了仰视权力的恩赐。

在他们的逻辑里，任何好东西，若不是哪个明君圣主御批的，若不是从什么深宫禁苑里流出来的，那就一定是“蛮夷之物”，是不正经的。

于是，他们便急吼吼地要把现代足球往那虚无缥缈的“蹴鞠”身上靠。

他们以为，只要攀上了宋朝皇帝的龙床，现代足球就也能沾上几分贵气，就能证明咱们祖宗几千年前就“领先全世界”了。

这真是一种可怜复又可悲的自卑。

他们不敢承认，现代足球的基因里，流淌的是对权威的蔑视，是对自由的渴望，是对契约的坚守。

而这三样东西，正是古代中国那漫长的、密不透风的专制酱缸里最缺的稀罕物。

在高俅的蹴鞠场上，没有自由，只有讨好的谄媚；没有契约，只有权力的专断；没有平等的对抗，只有高高在上的赏玩。那是一个让人直不起腰来的世界。

而在十九世纪英国的工业废墟和剑桥的学院里，工人们挣脱了机器的锁链，学生们用选票捍卫了规则的尊严。

他们在泥地里奔跑，在汗水里怒吼，他们用双脚踢出了一片不属于国王、不属于资本、只属于全人类的绿茵场。

两者的区别，正如奴才与公民的区别，正如杂耍与体育的区别，正如黑夜与白昼的区别。

然而，那些大师们还在喋喋不休地考证着，非说当年高俅踢的那只牛皮球，就是如今大力神杯的祖宗。

他们揣着明白装糊涂，把奴才的玩物，当成了自由的图腾。

现代足球的起因，是争取自由；它的过程，严格遵循着习惯法的光荣传统。

它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是自由的作品，不是什么行政命令的恩赐，更不是那群达官贵人用来消遣解闷的、软绵绵的杂耍。

让高俅留在他的古画里，去陪他的宋徽宗作揖打诨吧。

而现代足球，属于泥土，属于旷野，属于每一个在规则之下奔跑、在汗水之中呐喊的、挺直了脊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