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城郊路拆迁问题：6924平米土地评估价不足市价两成，企业主十年维权无门

韩昌盛近照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浪潮中，征地拆迁关乎民生福祉，更关乎法治尊严。然而，在浙江余姚，一场发生于2012年的征地拆迁，却因其离谱的补偿价格和长达十年的推诿塞责，成为了当地一则难以化解的“烂尾”旧案。

根据实名举报材料及公开档案梳理，余姚市梨洲街道及水利局在城郊路4号地块拆迁中涉嫌存在重大违规问题，核心事实如下：

一、一地两价，相差十倍

此次风波的中心，位于余姚镇城郊路4号，系余姚市姚江塑料冲件厂所在地。

2010年，因姚江干流防洪整治工程项目建设需要，该厂所有坐落于城郊路4号的房屋及土地被列入征收范围。其中，房屋总面积7877.4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6554.94平方米（另有366.78平方米无土地使用权面积）。

当年，负责征迁工作的梨洲街道办事处及余姚市水利局指定评估机构进场。最终的评估单价定格在1620元/平方米。

调阅历史资料可见，同一时期、同一片区的土地市场交易价格存在显著差异：

• 东旱门路46号（2009年）：工业用地转让单价11057元/㎡；

• 东旱门路179号（同期）：转让单价9518元/㎡；

• 余姚酒厂地块（2010年底）：距该地块不足500米，拍卖单价折合27000元/㎡。

1620元与27000元，相差近17倍。

举报人韩昌盛指出，评估方完全无视了《城镇土地估价规程》中的“替代原则”，在没有合理解释的情况下，强行将补偿标准压低至同期市场价的15%-20%。

二、拆迁主体的“监守自盗”与面积迷雾

更为关键的是被举报单位的角色错位与数据混乱。

根据相关规定，余姚市水利局（作为防洪整治工程主管及征收方）及梨洲街道既是拆迁工作的组织实施方，又是评估过程的监管方。面对韩昌盛提出的“为何不参照周边高价案例”的质询，两部门长期未予正面回应。

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操作模式，直接导致了拆迁程序的严重失控。获取的司法文书与内部材料显示，基础数据存在多处矛盾：

• 数据打架：一份落款为2011年6月15日的《余姚市水利局裁决申请书》中，记载的土地面积为6554.90平方米；而在另一份标注为“史珀无证”的材料中，却出现了766.98平方（折合1.1亩）的数据；当事人主张的实际土地面积高达7321.88平方（折合10.983亩）。

• 认定模糊：在梨洲街道指挥部出具的补偿清单中，仅笼统列出了6554.90平方的土地评估价，对于厂房、旅馆、饭店等不同性质的建筑（合计约7877.49平方米）未进行精细区分，导致最终在2012年9月23日的49号补偿协议中，土地补偿费总额被锁定在1379万余元。

这种基础数据的混乱，使得整个拆迁评估的科学性与合法性存疑。法律界人士认为，若公职人员明知市场价与补偿价存在巨大鸿沟，仍强行推进拆迁，已涉嫌触犯滥用职权罪或玩忽职守罪。

三、法官当庭言论引司法独立质疑

行政程序的混乱之外，司法环节的公正性亦受到挑战。

在该案后续的司法诉讼中（案号：浙0281民初3715号），出现了极具争议的陈述。据当事人回忆，主审法官刘某在庭审中直言：“老韩，领导叫我这样判的，我也没有办法。”

这一言论若属实，不仅严重违背了《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基本原则，更涉嫌构成严重的程序违法。这意味着，这起拆迁纠纷不仅未能在行政环节得到公正解决，甚至在司法审判阶段也未能守住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导致当事人韩昌盛陷入了“救济无门”的困境。

四、十年困局：拆掉了厂房，拆掉了生计

2012年的这次拆迁，不仅拆掉了近7000平米的厂房，更拆掉了韩昌盛苦心经营十余年的商业版图。

自1998年下岗创业以来，韩昌盛打造的梅龙酒业等产业拥有两项专利商标，曾吸纳11家企业联营，解决了大量下岗职工就业。由于补偿款甚至不足以支付同类地段土地的重置成本，企业被迫停产，数百名员工随之失业。

比拆迁更冰冷的是随后的十年推诿。

自2012年起，韩昌盛踏上了漫漫维权路。然而，梨洲街道推给水利局，水利局推给评估公司，信访部门则将其归为“历史遗留问题”。当事人展示的厚厚一叠信访回执，记录了长达十年的奔波。这种系统性的不作为，不仅是对公民财产权的践踏，更是对营商环境的极大破坏。

五、期待倒查十年的真相

随着国家反腐力度的加大，特别是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集中整治，这起尘封十二年的拆迁旧案再次浮出水面。

韩昌盛实名举报的核心诉求十分明确：彻查2012年征地拆迁背后的利益链，重新核定补偿标准。

遗留的关键问题亟待解答：

1.既然同属姚江防洪整治工程，为何该地块补偿标准远低于同期同地段市场价？即便是为了公共利益，难道就可以无视国家标准、随意剥夺民营企业的合法财产权吗？

2.当年的评估机构是如何选定的？在面对近十倍的价差面前，余姚市水利局及梨洲街道的监管职责何在？是否存在失职渎职？

3.在司法审判环节，究竟是哪位“领导”干预了案号为浙0281民初3715号的案件？法官刘东方的言论是否有录音或其他证据佐证？这种公然挑战司法独立的行径，谁来追责？

4.十年间，面对如此明显的行政违规与司法异常，为何相关部门集体沉默？这背后是否存在为了掩盖当年错误而层层设阻的情况？

此事后续进展，有待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