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与匪】杜培武&杨天勇案 第24章 辞退

本文依据公开媒体报道、官方文件及当事人公开发言整理而成，目的在于呈现该事件的时间线和公开记录，文中不涉及对个人或者机构的法律定性，案件事实以权威机关正式文件为准。

1999年10月杜培武由死囚监区调至普通监区。

普通监区有窗户，每天早晨阳光从窗子照进来，落在通铺上，他醒来后没有马上起身，只是躺卧着望着光，光从左边的窗沿慢慢移到右边窗沿，由短变长、再由长变短，看几下就知道大约是几点钟了，没表的时候影子就是表。

放风的时候，他蹲在墙根下看自己的影子，上午的影子短、下午的影子长，他数着影子的长短一天又一天地度过，他以前做J察时用手表、值班表和田间的影子来判断时间，他想着自己也成了过日子靠看影子的人。

他记得小时候院子里日晷的样子，石头做的，太阳一晒影子转一圈就过一天了，爷爷说日晷只要天不塌，太阳照常出它就准。他想着自己把太阳的影子当作自己的日晷。

冬天到了，影子更长了，放风场上的风吹得人脸上发疼，他蹲在墙根下缩着脖子看影子一寸一寸地移，影子挪一寸就离出去近了一寸，影子挪到墙根的最短处就是正午，过了正午后，影子变长了一点，一天就过去了半程。

他数影子，管教说你蹲那儿半天就看啥？他说看太阳，管教说看太阳不如多糊两个纸盒，他说，糊纸盒也要晒太阳。

普通监区劳动，他干的还是是糊纸盒，纸盒装牙膏的白纸板上印着红字，一个纸盒几分钱，一天糊几百个，一个月能挣几十块，几十块可以买一卷手纸、一包烟、几块肥皂。他想，等出去之后用这些钱给儿子买些东西，买什么还没确定。

糊纸盒的工作是流水线式的，领的纸板先剪裁，再折边，再粘贴、压平和排列整齐，他做了两三个月，做得又快又好，同组的犯人都说他的手艺好，一个老犯人说，手上有本事，拿去做纸盒糟蹋了，他说：不糟蹋，能活下来做什么都不算糟蹋。

看守所作息是固定的，早上六点起床、洗漱、出操，中午休息，下午劳动，晚上七点看电视，新闻联播结束后就关电视去学习，学习的内容是认罪悔罪教育，管教念一段，犯人坐着听，管教问杜培武有什么想法？他说我认罪悔罪，管教说态度较好。

他没有说出心里的想法，他实际想的是翻案，他不敢把想法写在纸上，也不再说出口，只敢藏在心里，他担心说出来会被记下来成为新的态度不好，他在学，在里面要少说话。

夜晚熄灯后，监室变得寂静，他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黑暗，他在想着那些办案的人，现在在做什么，他们是否想过自己办理的这个案件，是错误的？

他想着，总有一天，他要站在太阳底下把这件事说明白，这是他最终的目的。

他想，他等待的那一天不会太远，他数着影子一天天过去，影子不会欺骗人，太阳照常升起。他觉得总有一天，会有人看见他的影子是正的。

他每个月给家里写一封信。

信很短，他说，爸、妈我在这里很好，吃得饱、睡得香、劳动也习惯了，你们不要担心，儿子，麻烦你照料一下。

他不写那二十天，不用描写吊挂、电击，不准睡觉、浇七盆水等细节，也不用说明签笔录的过程，不写死囚监区，不写马光头，也不写托付的纸，他写出来的东西都是好的。

父亲的回信很短，信上写的，是家里天气，儿子长高了，他妈身体还硬朗，结尾总是一句话：清者自清，要有信心。

他看完信放在枕头底下，他想父亲说的对，清者自清，他相信。

有时候妹妹也给他写信，妹妹的信比较长，写的多一些，她写家里的情况，写父母的身体，写自己辞职了在想办法，她说找过律师，律师说这样的案件不是没有翻案的先例，她写到哥你要好好。

他回信，不让她辞职，他写道，你不要为我失去自己的生活，你要工作，要过好自己的生活，我的事有律师和法律来处理。

母亲的信是让妹妹代笔写的，母亲身体一直不好，妹妹代写，母亲在信末按手印，手印压得很重，红红的像印章一样。

他读到信件中那个手印时，会盯着手印的那一角看很久，想着母亲的手老了，他记得小时候母亲牵着他的手上学，母亲的手是软的、暖的，现在那双手只能按手印了。

他在信中说：妈妈，别太累了，妈，多吃一点，等我出来后带你去吃米线，昆明有家老字号的过桥米线，你一直想去，但是没有去成，等我出去带你看。

母亲让妹妹回信，说：好。等你。

1999年的春节他在看守所度过，那时候他还在等二审结果，除夕夜，看守所加了顿肉，他吃着肉想着家里的年夜饭，他想，父亲大概会留一副碗筷，母亲大概会站在门口发呆。

2000年春节他在普通监区过，这次牢房里有人贴了春联，红纸黑字写着“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他站在春联前，看了很久，他认为自己没有“过”，也就谈不上“改”了，但他没说出口，他帮别人把春联贴好，退后两步看看，说：正了。

2000年3月7日，管教把他带到值班室。

值班室桌子上放着一份文件，管教说：杜培武，你单位来了通知，你看一看。

他走到那儿，拿了那份文件，文件打印的，盖了公章，标题：关于对杜培武同志开除公职处分的决定。

他看完了，他没说话，判决下来已经快半年了，处分才到，这半年的账倒是算得清楚。

判决书上写着：杜培武因故意刹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开除公职处分，自即日起施行。

他拿着那份文件站了很久，管教没有催他。

他想着，开除公职。他当了十几年J察，从戒毒所到看守所，身着J服已有十几载，现在这件J服就正式不属于他了。他在监狱里身穿囚服收到这份开除公职的决定，还在服刑的人，已经被排除在编制外了。

他把文件放回桌上说，我知道了。

管教说：你签个字。

他签了字，笔尖点在纸上，他签完字放下了笔，走出值班室。

回到监室后，他在铺位上又把那份决定的内容想了遍，开除公职是单位不要他，不怨单位，单位只是按文件办事，他怨恨的是将他推入绝境的案子。

同监的一名犯人问他：“老杜，你单位开除你了吗？”

他说：嗯。

犯人问：那你出去以后，干啥？

他说：不知道。先出去再说。

犯人说，你倒霉，冤枉还开除了，这上哪说理去。

他说：说理的地方，总会有的。

那天晚上他躺在铺位上，看着窗外的月亮，月光很亮，射进监室里在地上画出一个方块，想着这辈子，自己还能不能堂堂正正地站在阳光下。

他不知道。

他摸了摸贴身的口袋，那张纸还在，他还活着，没有死，只要他还有生命，就有可能推翻判决，翻案以后公职可以重新恢复，命没了，什么都没了。

2000年3月，昆明城内的杨天勇也收到辞退通知，铁路派出所将他解雇了，六年没去那个派出所，六年里他的人都不在，但名字还挂着。2000年3月，铁路系统清理队伍终于把这个名也抹掉了。

通知是邮局挂号信，牛皮纸信封，落款是昆明铁路局公A分局，杨天勇打开看了一眼，他把通知扔到桌上，没有再看第二遍，他不在乎，他早就不是J察了，那身J服他还有，在柜子里放着，真的假的，都还有。

肖林问他：辞退了，碍事不碍事？

杨天勇说：碍什么事，那身皮我早就没穿了，现在连档案都没有了，正好干净。

肖林说：那以后，还穿吗？

杨天勇说：没有身份一样穿，穿上它，我们就是J察，脱掉它我们就成了贼。

他不知道，他被辞退这事会成为一条记录，这个记录在几个月后被办案人员翻出来，变成一张网，罩在他的头上。

2000年4月春天，放风场上的草变绿了，杜培武蹲在墙根，望着墙根处的一丛草，草是从石缝里长出来的，嫩绿色的草尖上沾着一些泥土，他看的时间很长，想着草能从石头缝中生长出来，而一个人活生生的不能老是在这四面墙上待着，总得出去。

他在里面已经快两年了，从1998年6月30日晚上被带走到现在，他已经数过了六百多天，他用影子计算日子，盼望着转机的到来。

他想，转机总会到来。

他不知道，转机真的快来了，他不知外面那座城市正发生着一件事，这件事将会像一根火柴点燃整个案件的黑幕，火柴头已经被擦着了。

一个月后会有一个建材商连人带车消失在这座城市里，那部手机关机后，整个案子走向了他做梦都想不到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