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诞辰 110 周年，陈思和王德威王晓明等学者齐聚复旦纪念

近日，纪念贾植芳先生诞辰110周年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座谈会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举行。这场汇聚了老中青三代学者的座谈会，既是对一位学人的回望，也是对学科当下处境与未来方向的集中讨论。

贾植芳1915年生于山西，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七月派作家、翻译家，也是复旦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他早年参加“一二·九”运动，一生历经坎坷，却始终以“把人字写端正”自勉，著有《人生赋》《狱里狱外》等作品，译介了《契诃夫手记》等大量外国文学与思想著作。

1979年，贾植芳先生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工作

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在主持主旨发言环节时回忆，贾植芳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便是中文系现代文学小组的负责人，他不仅奠定了复旦大学现代文学学科的基本格局，还以作家的敏感将当代文学纳入研究视野——他曾组织学生讨论《保卫延安》，并作为典型到其他城市介绍经验，这种“把现代和当代连起来”的眼光在当时极具前瞻性。陈思和表示，今天纪念贾植芳，不仅是缅怀其贡献，更是要思考其精神如何影响当下的学科建设。

对于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而言，贾植芳并非只是文学史中的一个名字。他回忆第一次见到贾植芳时，“像是见到了一个从历史里面走出来的人。”在此之前，王德威对中国左翼文学传统的研究有限，贾植芳以言传身教和个人见解，给了他极大的启发。2005年—2006年间，王德威又两次在上海见到贾植芳，先生年事已高，率性与幽默却丝毫不减，“我不太能听懂他的一口山西官话，但却仍然感受到他人格的号召力。”2017年，王德威在《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专门选取讨论了贾植芳夫妇的书信集。他自谦并非贾植芳专业学问上的追随者，而是以晚辈的身份，有幸在先生晚年亲炙其风采，“言教不如身教”，贾植芳的人格风骨比其著作更让他心有所感。

贾植芳任敏夫妇

在本次座谈会上，王德威以《“现代”如何应答“当代”？鲁迅的骨科论述》为题作主旨发言。他从鲁迅的“风骨”论述切入，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视角：1927年，鲁迅在著名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回到1500年前的汉魏六朝，借古喻今地回应他所处的时代。王德威引用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的观点——“当代人就是大家都看到光明的那一刻，他独独看到了光明里的黑暗”，指出贾植芳那一代人正是这样的“不合时宜者”：他们走在时代前端，却与时代格格不入，在时间的裂缝中坚持自己的判断。

从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中国的脊梁”的定义，到文末“要自己去看地底下”的深意，王德威追问：风骨为何总是在事后才被追怀？为何在同时代中反而被忽视和断裂？他认为，正是时代变动、人心危脆，才有了“逆鳞反骨”的投射，而这种与时代对峙的危机感，在今天依然令人感同身受。

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从贾植芳“与现实的紧张关系”谈起。在他看来，这种紧张不仅是对糟糕现实的批判，更是努力去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这个事情很难做，经常会失败，人就很容易悲观、绝望，但又不甘心，躺倒以后再爬起来，继续写和继续干。”王晓明认为，正是这种与现实的紧张关系，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品格，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活力来源。

面对当下的AI时代，王晓明表达了深切的忧虑：人工智能正在制造比大多数人更厉害的“人类2”，“一百年前都在说立人，今天同样如此。”王晓明认为，AI时代正在倒逼越来越多的人转向现代文学诞生时的那种精神视野，而这正是学科重新焕发生机的契机。

老中青三代学者围坐座谈，纪念贾植芳先生诞辰110周年。

日本学者山口守从海外研究者的视角出发，分享了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体会。他指出，在日本的学术语境中并不区分“近代”“现代”“当代”，从清末民初到21世纪的文学都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作为外国学者，他与研究对象之间天然存在“他者性”，而克服这种局限的方法，一是持续的学术对话，二是参照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真正的比较文学不是简单罗列各国文学的不同，而是深入理解产生文学的那个社会的历史与状况。

1970 年代末，山口守在复旦大学留学，直接受教于贾植芳，后来还曾任复旦大学外文系外籍讲师。“独立思考是贾植芳老师教我的。”山口守说，贾先生强调要凭自己的独立思考去深度解读作品。他将现代文学研究的条件概括为“深度”与“宽度”：深度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宽度是超越国度和语境、追求更普遍的讨论平台。“希望在场的各位年轻人，勇敢地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向已有的研究权威挑战。”

主旨发言之后，多位青年学者围绕学科发展展开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者李浴洋通过一组珍贵照片，梳理了贾植芳与北大教授王瑶之间的交往情谊。两位同为山西同乡、“一二·九”一代的知识分子，在1982年赵树理学术研讨会上初次相识，此后交往虽仅七年，却见证了现代文学学科在1980年代的重建。1989年底，王瑶应贾植芳之邀赴上海参加巴金研讨会，不料客逝他乡，成为学术史上令人唏嘘的一段往事。李浴洋认为，王瑶走“学者”之路，贾植芳兼具“作家”身份，强调直面对时代发言，两人和而不同的道路，恰恰构成了现代文学学科最大的合力与活力。

复旦大学教授金理在总结中以“吐槽”的方式直陈学科面临的危机。他表示，现当代文学正日渐变成一门“贸易逆差”严重的学科：现代文学研究生能报出一长串历史学家的名字，历史系学生却举不出几位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不再感应危机，是我们学科最大的危机。”金理说，文学史研究应该是一门实践性学科，兼具历史感、现实感与未来感，研究者必须感应着危机上路，“点击那一个个朝向更理想的文学、更美好的生活的可能性。”

从贾植芳那一代的风骨，到今天学者对学科危机的坦诚自省，这场座谈会不仅是一次回望，更是一次面向未来的确认。正如与会者反复提及的贾植芳名言——“把人字写端正”，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文学研究如何保持对人的关切、对现实的敏感、对精神高度的追求，或许正是对这位前辈最好的纪念。

澎湃新闻记者 杨宝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