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与同行：民间中医的文化根脉与发展生态调研”课题组在“天地生人学术院”报告全文

2026年7月19日，“记录与同行：民间中医的文化根脉与发展生态调研”课题组成员景欣颖在天地生人学术院作发言报告，各位前辈就报告内容进行热烈讨论，以下为报告全文。

各位前辈、各位老师，大家好。

今天站在这里，我其实挺紧张的。因为我要讲的事情——民间中医的困境、传承的危机——在座各位应该比我体会更深。

但这件事也需要我们年轻学生来讲，来做些什么，我们也会讲给更多人听，让越来越多的人来关注。从古至今，中医学在代际更替中已散落了不少珍贵记忆与濒临失传的技艺。而民间中医，正是中医体系中最具传统底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能再让这一关键板块被时代边缘化。

今天这份报告，显示我们团队的一些思考与行动，当然我们才刚开始，做得还不多，很希望能够得到各位前辈的支持。

01

朱琏与《新针灸学》

我想先讲一个人。在座前辈可能都听说过——朱琏。

▲朱琏（1909—1978），字景雩，江苏溧阳人。

朱琏的名字，在中国针灸史上分量很重。《新针灸学》的作者，新中国针灸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的创办者。但她的人生，比这些头衔复杂得多，也精彩得多。

她生于1909年，江苏溧阳人。 小时候家里穷，父亲早逝，母亲带着她艰难度日。但她读书非常用功，考上了苏州志华产科医院——这是当时江南一带最好的助产学校之一且是西医院校。毕业以后，她到了石家庄，在正太铁路医院做妇产科医生。

那时候的石家庄，是北方铁路枢纽，工人聚集，穷苦人特别多。朱琏每天面对的是什么？难产的工人妻子、养不起孩子的贫苦妇女、看不起病的铁路家属。她接生过上千个孩子，没收过一分钱红包。工人们叫她“朱琏大夫”，妇女们叫她“朱琏大姐”。

但她后来做了一件更惊人的事。她是石家庄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1935年，她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

1936年，她在石家庄西横街爱华里一号挂出“朱琏诊所”的铜牌。表面上是一个妇产科诊所，实际上是中共华北地区的地下联络枢。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外面是特务蹲守，里面是市委在开会；前面是病人候诊，后面是密电在收发。她一边接生，一边传递情报；一边开药方，一边安排转移路线。为什么特务没有动她？因为朱琏的医术太好，人品太好。正太铁路工人的孩子，好多是她接生的。难产的、大出血的、保不住胎的，到她这里基本上都能活。她在群众中的威信特别高。

然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石家庄沦陷。朱琏带着诊所的医疗器械和药品，辗转去了延安。那时候的延安，是革命圣地，也是医疗荒漠。缺医少药到了什么程度？伤员没有消炎药，伤口感染就只能看着化脓。很多战士不是死在战场上，是死在伤口感染上。

朱琏到了延安，她很快发现一个问题——她能做的手术有限，能用的西药也有限。 物资封锁，盘尼西林根本进不来。怎么办？

1944年，她的人生迎来了最重要的转折。那一年，陕甘宁边区召开了一次中西医座谈会。毛主席、朱德都参加了。会上，一位民间针灸老中医站起来发言。他叫任作田，是陕北一带有名的针灸大夫。他说了一句非常诚恳的话——他说自己用针灸治好了很多病，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说：“我只能告诉你们扎哪里能好，但我说不清楚为什么扎那里就能好。恳切地希望西医同志来帮助研究，找出针灸的道理。”这段话，直到今天，中医依然被追问:你说它有效，那原理是什么？但任作田老先生是很有学术胸怀的的。 他没有说自己不懂就不对了，疗效摆在那儿呢，因此他主动邀请别人来研究他、研究针灸，这正是对中医的自信。

朱琏当场举手报名——她拜任作田为师，学针灸。她在《人民日报》上回忆过这段学习经历。大意是：她去任老先生那里学了一段时间，学了手法，抄了手本，画了经穴图。但她心里是抱着怀疑态度的——她觉得这东西“土”，觉得不科学。可是，当她真正上手给病人扎针的时候，发生了让她“目瞪口呆”的事情。她扎下去，病人的症状缓解了。再扎，缓解得更明显了。一些她做西医时觉得很难处理的病，针灸下去竟然有效果。“目瞪口呆”这四个字是她的原话。一个训练有素的西医，被针灸的临床疗效征服了。

她服的不是理论，她服的是临床。任何一种医学，最终都要靠疗效说话。

从此之后，朱琏成了一个“针灸迷”。她在延安办针灸训练班，教部队的卫生员扎针。她自己编写教材，自己画经穴图。那时候条件特别艰苦，纸张不够，她就用马兰草纸，一张一张地画。铅笔不够，她就用木炭条画。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她为新中国培养出了第一批针灸人才。

新中国成立以后，朱琏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她写了一本书，叫《新针灸学》。

这本书，是新中国第一部系统整理针灸理论和临床经验的专著。朱德总司令亲自题词，毛泽东主席亲自跟她讨论过书中的内容。这本书的“新”在哪里？她第一次用现代神经生理学的语言来解释针灸的原理——她提出了一个假说：针灸是通过刺激神经系统来调节机体功能的。这个假说在当时是世界领先的。同一时期，日本在做针灸研究，欧美也在做，但没有人像朱琏这样，把中医的经验和现代生理学结合得这么系统。这不是“西化”中医。 这是用当时最先进的科学语言，让世界听懂针灸在说什么。这是文化对话。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俄文、朝鲜文、越南文、日文、英文等多国文字。苏联派了三位医学专家专程来中国学习针灸。

朱琏的经历解答了民间中医的许多疑问。民间中医的疗效能不能信？朱琏前辈告诉我们——能信。她自己是被疗效征服的。民间中医能不能跟现代医学对话？——能对话。《新针灸学》就是对话的成果。民间中医需不需要科学化？朱琏告诉你——需要。但科学化不是“取缔”，是“用现代化语言解释、整理、研究、提高”。民间中医有没有价值？——有价值。针灸从民间来，经过朱琏前辈的整理，走向了世界。

02

红医精神与“626指示”

朱琏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那段历史——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大环境呢？

革命战争年代，井冈山时期，整个根据地的西医不超过十个人。没有手术刀，没有麻醉药，没有消炎药。在这种情况下，民间中医不是“替代方案”，是“唯一方案”。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里写过一段话——医疗问题很严重，药物和医生都很缺乏。他特别提到，要“用中医中药的方法”来解决伤病员的治疗问题。

毛泽东在1944年那场中西医座谈会上，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中西医要讲统一战线。”第二句是：“中医的经验要有西医参加整理。”说的是“统一战线”，不是“消灭”。是“西医参加整理”，不是“西医替代中医”。朱德也在那次会上讲了话。他说得更直白：“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西医要向中医学习。

为什么那时候的高层对中医这么重视？原因非常朴素——因为需要。因为老百姓需要，因为伤员需要，因为革命需要。这种需要，让不同医学体系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尊重和对话，而不是相互排斥。

讲完延安时期，再讲1965年。这一年，毛泽东看了卫生部的报告，发了一次非常大的火。

报告里的数据是这样说的：全国有一百四十多万卫生技术人员，其中高级医务人员百分之九十集中在城市，而城市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在这些城市的高级医务人员中，又有百分之七十集中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农村呢？农村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却只拥有不到百分之十的高级医务人员。医疗经费更悬殊。农村只占了百分之二十五，城市占了百分之七十五。

毛泽东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成为了中国医疗卫生史上著名的“626指示”——“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好了。”然后他下令：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城里的大夫下乡了，医学院的学生背着药箱去农村了。成千上万的人，从城市走向了最偏远的乡村。那段时期还诞生了一个词——赤脚医生，可惜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已经不太了解赤脚医生的故事了。

03

当代资格证困境与传承危机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被称作“红医”的赤脚医生，很多已经七老八十。他们当年学的那些民间中医技艺，现在还在用。但整个制度环境，完全变了。

潘德孚潘老就是大家很熟悉又经典的例子。潘老从小跟着父亲抄方、抓药、认草药，从七八岁开始就在药房里泡着。五十多年里，他看了多少病人，“天下无癌”是他的志向。但是一个行医五十六年、治愈了无数患者的人，因为无法取得合法行医资格，最终不得不关闭了诊所。

▲潘德孚（1935年-2016年6月14日），著名中医，提出"人体生命医学""人体自组织能力"等创新理论，其著作《治病的常识》《解悟中医》等系统阐述了"天下无癌论"等学术观点，强调现代医学应回归生命本质认知。

据公开报道和业内估计，在《中医药法》实施前，全国有大量民间中医处于没有合法执业资格的状态。《中医药法》实施后，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有约1.3万人通过‘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获得了合法身份。但与此同时，仍有大量符合条件的民间中医尚未通过考核，政策的落地还有很大的推进空间。

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没有要求执照之前，是真正在临床一线尤其是坚守基层几十年的医者。没有论文，没有课题，没有职称。但他们的疗效很靠谱，尤其是在医疗资源不平均时，拥有仁心仁术的民间中医对于不在医疗资源发达的地区的人们更是重要。

中医的知识传承方式，跟西医不一样。西医是院校教育为主，中医历史上从来都是师带徒。让一个师徒传承体系下培养出来的人，去参加标准化考试，这无疑是不“合身”的。

2017年的《中医药法》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它专门为“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开辟了一条通道——不用考笔试，不用考西医内容，只需要考核“中医医术确有专长”。考核方式不是闭卷考试，是专家评议——你当面展示你的医术，专家来评。

政策在不断调整， 它承认了一个事实：有些人虽然没有学历，但确实有医术。国家愿意给这些人一个合法的身份。但截至2020年，全国通过这个“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拿到执业资格的人数，加起来不到一万人。而符合条件的民间中医，至少有十几万人。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思考后得出的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考核标准各地不一样，有的地方严格，有的地方宽松，民间中医不知道以哪个为准去准备。第二，考核的形式还是偏“考试”而不是“实践”，很多老中医不擅长书面表达，临场紧张。第三，流程复杂，需要提交各种证明材料——师承合同、跟诊记录、推荐医师证明——很多老中医根本没有保留这些材料，或者当年的老师已经过世了。第四，中医药本身强调整体观念，很多传统中医的诊疗范围比较广，但目前的考核方式是按病证分类进行的。这就使得一些擅长综合调理的老中医，在申报时难以准确地把自己框定在某一类病证里。

但是任何政策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制定任何制度都要权衡方方面面。民间中医今天遇到的困境，某种程度上是制度在制定和完善的过程中，还没来得及充分顾及到这个特殊群体的实际情况。

04

倾听、记录与同行

但我觉得，不需要停留在抱怨里。政策是可以随着时代、随着社会民情不断调整的。1999年到2017年，政策已经调整了一次。2017年到现在又过了快十年，新的调整会不会来呢？

我们现在肯定得做些什么，找出一条新的路。这个事谁来做呢？政府来做的话，需要依据。中医界来做，需要共识。大众来做，需要知情。所以现在我们学生能做的，就是先把这个群体最真实的想法和情况摆出来，让所有人看见。

因此我们的项目做的不是什么高深的研究。我们做的是最基本的事情——呈现。呈现民间中医是谁、从哪里来、怎么学的、治什么病、遇到什么困难、想要什么改变。把这些东西如实记录下来，然后邀请中医界、邀请大众、邀请政府，一起来看，一起来讨论，一起来找那条路。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搭桥”的项目。我们站在民间中医和制度之间，把一方的真实传递给另一方，也把另一方的逻辑解释给这一方。我们不一定能马上找到完美的方案，但至少让对话先发生。

基于上面说的这些，我们的项目有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记录。走近民间中医，把他们说的每一句重要的话记下来，把他们坚守的故事写下来。我们不做评判，我们只做一件事：真实地呈现。

第二个关键词：同行。民间中医承受了太久的“被审视”——被政策审视、被主流医学审视、被舆论审视。我们想换一个位置——不做审视者，做同行者。

第三个关键词：搭桥。我们想把民间中医的真实情况，传递给中医界、传递给大众、传递给政府。同时，我们也想把制度的逻辑、社会的期待，传递给民间中医。我们站在中间，做那个传递信息的人。

接下来我如实汇报一下我们目前的进展。我们还在初期阶段，还没有走得很远。

我们整理了目前的一些资料，发现社会视角对于民间群体的忽视，大家对于政策偏于呼吁，缺少实证，尤其缺乏对民间中医文化根脉的挖掘，这也是为什么大众轻视民间中医的原因，而民间中医大多数比较低调，自身也不乐意去宣传文化，这就使民间中医缺乏了故事与记录，而在当今这个短视频流行的时代，大家特别喜欢听故事，而民间中医哪里缺故事呢？所以其实我们只要把民间中医的故事讲好，传递出去，让更多人看民间中医真实是什么样子的，再加上我们的硬实力——疗效为王，大众的偏见就会自然而然的消散，政府以及主流的中医界也会更加重视起来。俗话说，很多人有偏见或者说轻视，其实是因为他们知道的太少了，所以我们项目重视宣传，想要将优秀的、拥有仁心仁术的老师前辈们宣传出去。

我们的项目从以下四大维度来开展，我们想在北京寻找三位传统中医，分别是家传型、师传型、自学型，进行长期的跟诊，进行三次深度访谈，我们也会写跟诊日志，把我们的学生视角以及老师视角，都真实地展现给大众。当然，因为当前的监管要求，没有取得合法执业资格的民间中医前辈已经不能公开出诊了。因此我们目前跟诊学习的前辈，大多是已经通过专长考核或师承出师考核、取得了合法执业资格的老师。我们会优先寻找医学背景比较传统的老师，尽量贴近民间中医的本色。

以及在北京以及全国各地寻找30到50位的前辈进行采访，有证且有在出诊的前辈就先进行一日跟诊再采访。同时，采用问卷调查，全国100至150位的民间中医，进行画像分析。我们的目标是在两年内发布20集的系列短视频和20篇公众号文章，广泛发声，之后撰写专业的公益调查报告来实证建言，推动发展。

访谈的内容包括——六个板块，从“你是谁”问到“你想去哪里”。

第一个板块，基础信息与传承背景。包括三个问题：您从事中医行医有多少年了、主要在哪里行医、擅长看哪方面的问题？您的中医本事是家传的、跟师学的还是自己钻研出来的？当初是什么机缘让您下定决心学中医、一直做民间中医的？这三个问题解决的是“他是谁”的问题——从哪里来、根扎在哪里、谁传给他的。民间中医最珍贵的就是传承脉络。

第二个板块，学医思路与临床实践。第一个问题，您学中医的时候主要看哪些经典书籍、有没有实用的学习方法可以分享？第二个问题，您看病时有没有自己的一套辨证或用药特色？第三个问题，这么多年行医下来，您有哪些自己的心得和体会？这三个问题解决的是“他怎么学的、怎么看的”——不问他看了多少病人，问他脑子里是怎么想病的。

第三个板块，养生智慧与传承思考。一个是您自己平时有没有特别认可的养生理念、有没有适合普通人的简单养生方法？一个是您觉得民间中医相比其他行医方式，核心优势和价值在哪？一个是您有没有收徒弟的想法、您觉得民间中医的手艺想传下去最关键的是什么？这三个问题解决的是“他跟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养生是老百姓最关心的，而民间中医最擅长的恰恰是教人怎么不生病。

第四个板块，生存现状与现实困境。您现在还在给人看病吗，收入来源靠什么，最难的事是什么？您了解《中医药法》这些政策吗，落地的时候遇到的最大麻烦是什么？从医这么多年，还有哪些让您头疼的问题？这三个问题解决的是“他过得好不好”——我们就如实呈现民间中医的真实处境。现状摆出来，大家自己看。

第五个板块，红色医疗记忆与基层服务。您听说过革命时期民间中医帮着守护军民健康的事吗？您是不是一直扎根基层为老百姓看病、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服务经历？您觉得在基层医疗卫生里，民间中医还能发挥什么不一样的作用？这三个问题解决的是“他跟历史有什么关系”——把红医精神和当代民间中医串起来，让大家看到这条脉络没有断。

第六个板块，未来期待与发展建议。对于政策扶持和资质认定，您有什么建议？您希望社会、学校或相关部门给什么支持？您对民间中医以后的发展有什么期待？这三个问题解决的是“他想去哪里”——听听当事人自己的声音。

六个板块，十八个问题，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从技艺到生存到期待，我们希望用这些问题，拼出一个民间中医的真实面貌。

我们建立了八大模块的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研究法。一方面，明确政策的红线，另一方面，明确民间中医的内核。

第二，寻访与信任建立法。寻找合适的受访者，不踩红线的同时进行调研，问题也要合规，不恶意引导，也不恶意剪辑，所有视频发出前经过受访者的同意与授权，保护受访者。

第三，实地调查法。我们不是坐在图书馆里查资料，我们走到了现场。他的诊室长什么样、药柜上的标签是谁写的、墙上挂的锦旗是哪一年送的。我们“待得住”。不急着问问题，而是先让自己成为场景的一部分。前辈看病的时候不打扰，慢慢来。

第四，跟诊记录法。对于有证，可以出诊的前辈，我们将进行跟诊记录。这个方法是从中医的“师带徒”传统里来的。我们不坐在对面提问，我们站在旁边看。看他怎么下针、怎么调整角度、怎么根据病人的反应改变手法。跟诊记录的核心是两个字——视角。作为学生，作为旁观者，我们的亲眼所见，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感悟到了什么。

第五，口述史方法。口述史不是采访。采访是问问题、要答案。口述史是——让他自己讲。对于无法出诊的老前辈，我们选择听他们讲故事。不提问，不打断，前辈们尽管分享，从童年讲到老年，从学艺讲到开诊，从辉煌讲到困境。我们聆听，记录。

第六，深度访谈法。口述史之后，还有第二轮的深度访谈。这时候我们用刚刚提到的半结构化的提纲，围绕六个方向提问。

第七，考据学方法。口述会出错。不是受访者撒谎，是人的记忆会模糊。可能说“二十岁开始独立坐诊”，但是一查发现他二十岁还在部队当卫生员，没有诊室。其实不是说谎，是年代久远记串了。所以我们需要考据。查地方志、查家族谱系、提到的老师的生平、说的某次大事件的时间线。文献和口述相互校验，得到更准确的图景，这不仅是有关学术的严谨性，也是对受访者的保护。

第八，问卷调查法。以上七个方法都是“深度”导向，样本量有限。为了补充广度，我们还设计了问卷，计划回收一百到一百五十份有效样本。问卷内容涵盖行医基本信息、执业状态、收入情况、传承意愿等，做量化分析。

这八个方法合在一起——深度和广度兼顾，人文和实证并重，现场和文献互补。 一个方法覆盖不了的东西，另一个方法可以补上。

我们的计划总周期是两年，目前处于广泛调研的阶段，但是缺乏个案深度调研，还希望各位前辈多多帮忙。

接下来我讲一讲我们觉得这个项目跟别人做得不太一样的地方。有六点。

第一，研究设计创新。我们设计了“3-30-150”的结构——三个人深度跟诊，覆盖完整诊疗过程；三十到五十人深度访谈，覆盖不同类型民间中医；一百到一百五十份问卷，做量化分析。这个结构的好处是——三个人的跟诊保证了深度，五十人的访谈保证了宽度，一百五十份问卷保证了数据的说服力。深、宽、量三者都有，论文也好写，政策建议也有依据。

第二，方法融合创新。我们把口述史和考据学结合起来了。口述史的优势是“人味儿”——它有故事、有情感、有温度。考据学的优势是“证据链”——它有文献、有实物、有时间线。单独用口述史，容易被批评“太软”；单独用考据学，容易忽略人的感受。两个合在一起，既有故事，也有依据。

第三，公益闭环创新。很多学生项目做到调研报告写完就结束了。我们不打算这样。我们的逻辑是四个环节连成一条线——“记录→研究→传播→倡导”。记录：做好原始资料的采集和存档。研究：出调研报告、论文、政策建议。传播：把故事变成文案、视频、线上内容。倡导：把成果提交给相关部门，推动政策关注。

第四，传播创新。我们的传播分两条线，文案+视频。文案这条线用的是“札记体”——短句子、口语化、有场景感、读起来像在现场听人讲故事。张志远先生的学术札记是我们学习的范本——既专业又亲切，既严谨又有温度。

第五，伦理机制创新。我们制定了三条规则：第一，所有发布内容必须经过受访者审核同意。第二，采访不设计具体技术内容。第三，尊重受访者随时撤回授权的权利。比研究更重要的是尊重。

第六，主体定位创新。我们不叫自己“研究者”。我们叫自己“同行者”。这个定位不是文字游戏。它影响了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怎么跟受访者说话、怎么记录、怎么写文章、怎么面对分歧。

我们团队的成员很多，最大的优势是专业背景的多元。 中医学、针灸推拿、护理，基本覆盖了中医临床的主要方向。同时还有法学背景的同学参与——这对政策建议部分的撰写非常有帮助。分工是这样的： 采访组负责深度访谈，跟诊组负责沉浸式跟诊，考据组负责文献考证和内容核实，剪辑组负责视频制作。各组之间每周同步进展，互相补充。

指导老师方面， 邱浩老师的文本实力很深厚，在考据，文献研究，调研报告撰写方面给予我们指导，高浩宇老师总体把关项目，为我们提供资源。我们有三位重要的顾问专家。华北电力大学马卫华教授，法学背景，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资深导师。光明日报社原副总编张庆老师，是新传领域的专家。中国中医科学院张维波研究员，针灸机理研究方面的顶尖专家。

我们的成果包括以下几个部分：调研报告——完整的文字报告，包含研究背景、方法、发现、分析和建议。政策建议书——基于调研数据提出具体可操作的政策建议，提交给相关部门。影像资料——访谈视频、跟诊记录、实地影像，全部整理存档。部分内容会剪辑成短片对外传播。

社会价值方面，具体来说，我们想实现四个层面的价值。

第一，政策倡导价值。以调研数据为支撑，向相关部门提交报告和政策建议。不是空泛的“要支持民间中医”，而是具体的数据和材料，用证据说话，比呼吁更有力。

第二，公众认知价值。通过文案和短视频传播，让公众了解民间中医的真实状态。同时弘扬红医精神，让年轻人知道——中医药曾经在革命年代、在缺医少药的农村，发挥过多么巨大的作用。

第三，文化抢救价值。民间中医的诊疗经验、师承故事，很多还没有被正式记录。如果前辈们愿意分享，我们很荣幸能成为记录者。

第四，教育传承价值。通过这个项目，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真正走近了民间中医，被他们的坚守打动，被他们的智慧折服。我们希望带动更多青年一起为民间中医想办法，找出一条新的路。

虽然我们这个项目只有两年，但是我们不会停在结题答辩那一刻，尤其我们项目有着强大的可持续性。

第一，方法可复制。 我们正在把这次调研的方法、工具、流程，整理成一套标准化的《民间中医调研指南》。

第二，模式可迁移。 我们的“记录—研究—传播—倡导”模式，不仅适用于民间中医，也可以迁移到其他传统文化领域。

第三，成果可持续更新。 我们将继续调研，补充新的内容，让资料库不断完善。

我们的团队目前还比较稚嫩，希望各位前辈能够多多支持，给予我们一些帮助，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