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康熙二十三年，江南一名官员调任京职，任命过程没有简单交给某一个衙门处理，而是要经过议论、开列，再由皇帝裁定。看似只是一次调动，背后却藏着清代官制的变化：吏部仍居六部之首，手里却越来越像握着一本“候选名册”，真正拍板的人，已经变成了皇帝。
吏部尚书为何被称为“天官”？原因不复杂。六部之中，吏部掌文官的选授、升调、考核与处分，官员能否入仕、升迁、外放，往往都要与它发生关系。对一个封建王朝而言，钱粮和兵马固然重要，谁来掌握官员，也同样是权力核心。
明代的特殊之处，在于吏部并不是皇帝手下一个单纯执行命令的机构。洪武以后，官制不断调整，但文官任用仍保留着较强的程序性。普通官缺多由吏部按资格、考核和缺额办理，重要官员则常用廷推、会推等办法，由内阁、九卿或相关大臣提出数名人选。
这并不意味着明代皇帝完全不能干预。皇帝依然拥有最终裁决权，也可以通过诏令、特旨影响任命。只是这种干预往往需要嵌入既有制度，至少在名义和程序上不能轻易跳过吏部。正因如此，明代吏部尚书在文官体系中具有相当分量，能够与内阁大臣、言官集团形成牵制。
明代的“廷推”，便体现了这种关系。遇到尚书、侍郎、都御史以及地方督抚等重要职位，通常由大臣共同推举若干人，皇帝从中裁定。皇帝不是没有选择权，而是选择空间受到限制。与其说吏部能够压住皇帝，不如说当时的皇权还要借助官僚程序才能顺利运转。
清军入关后，起初沿用明代六部框架，吏部的职掌也没有立刻发生根本改变。变化出现在康熙亲政以后。随着皇权进一步集中，原本由大臣推举的办法逐渐被“开列请旨”取代。
所谓开列，就是吏部把符合资格的官员名单一一列出，送交皇帝挑选。名单越长，吏部越像是在提供材料，而不是决定人选。一个尚书出缺，可能有侍郎及其他资历相当者共同列名，皇帝从中选择，主动权自然比“数人廷推”大得多。
更重要的是，清代把许多关键职位划为“请旨缺”。道员、知府以及部院高级官员，凡被认为关系紧要者，往往不再由吏部直接选定。皇帝还可以发布“特旨”，不经过通常的推选程序，直接任命大学士、尚书、督抚等要员。
这一步，改变的不只是办事流程，而是权力归属。明代吏部重在“铨选”，清代吏部更多承担资格审查、档案办理和程序执行。它依旧重要，却不再是官员任用的主要决策者。名义上的“天官”保留下来，实际权力已经被皇帝逐层收回。
还有一个变化更值得注意：清代地方督抚和部院长官逐渐取得了部分选官权。康熙以后，一些职位被列为题缺、调缺，由本部堂官或地方督抚推荐、调补。这样一来，吏部的人事权不再集中于中央，而是被分割到各个权力节点。
嘉庆时期的制度记载显示，直隶厅、州、县中，不少要缺和最要缺都掌握在督抚手中。普通官缺仍归吏部办理，但越是关系地方治理、财赋和军务的职位，越容易被列入督抚可以题调的范围。吏部保留了面上的统一，地方大员却掌握了实际的人脉入口。
清廷并非没有察觉这种趋势。乾隆以后，督抚屡次请求把一些中缺、简缺改为要缺，目的就是扩大自己的题调范围。朝廷有时要求督抚所荐人员仍须送吏部审核，以此保留中央最后一道关口。但审核更多是制度上的复核，无法完全抵消地方长官的影响。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局面又发生变化。军务长期依赖地方，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崛起，督抚的地位迅速上升。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朝廷在许多重大任用问题上都要征询他的意见。他曾上疏表示，自己只是两江总督，不敢干预其他省份督抚任免，这种谨慎恰恰说明地方权力已经超出旧制预设。
明代吏部的强势，建立在中央文官体系相对完整、地方督抚人事权有限的基础上。清代前期则通过“开列请旨”和“特旨补放”强化皇帝，中后期又因地方督抚权力膨胀而削弱吏部。一个是皇权向上集中，一个是人事权向地方分散，吏部便夹在两种力量之间，地位虽高，实权却不断减少。
到了晚清，任用私人、门生故吏和地域集团的问题日渐突出。吏部仍掌文书、资格与名义上的铨叙，却很难重新收回督抚手中的实际影响力。清代吏部尚书不如明代，关键并非官衔降低，而是决定官员去留的权力，早已不再集中于吏部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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