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岁的成龙自曝患“小儿多动症”？一个“停不下来”的功夫之王，替千万成年人问出了那句最难开口的话

1月30日，成龙开通了个人社交账号，第一天视频中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怎么才能让我这个ADHD（人士）集中注意力”，引发大众热议。

来源：成龙个人账号

一个把“拼命”演成职业底色的动作演员，一个敢从钟楼一跃而下、从商场灯柱上滑落、用一身伤痕换来银幕奇迹的人，在71岁这一年，替千万成年人问出了这句最难开口的话。

也许很多人是第一次听说“成人ADHD”这个词，也有人第一次开始认真地问自己：我是不是也有ADHD？

那么，ADHD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有人已经人到中年，却始终没有意识到自己患有ADHD？成年人到底会不会“新发”这种疾病？我们目前对ADHD的生物学机制，又真正了解到哪一步？

还有，为什么说ADHD“早发现、早干预”，足以改写一个人一生的轨迹？

有很多人，至今没有发现自己患有ADHD

ADHD的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多动症”，它是一种起病于儿童期的神经发育障碍，核心症状是与年龄不相称的注意缺陷、多动和冲动，这些症状持续存在、跨越多个生活场景，并且造成切实的功能损害。按照临床表现的不同，ADHD可以分为注意缺陷为主型、多动冲动为主型和两者兼具的混合型，也就是说，一个安安静静却总是走神的孩子，同样可能是ADHD患者。

覆盖全球的系统综述与Meta分析估计，儿童青少年ADHD的汇总患病率约为5%至7%，成人群体的患病率也在2.5%到5%之间。但大量患者从未被识别、被诊断、被治疗（图1）。

图1 ADHD患病率估计值随研究发表年份的变化趋势图

英国成人ADHD网络（UKAAN）在2024年发布的评估标准中指出，由于人们太晚才认识到“ADHD会伴随一生”，社会上可能有三代成年人，至今都没被确诊过。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被漏掉？

• 症状会随着年龄“换装”

美国儿科学会（AAP）2019年发布的临床实践指南指出，随着患者进入青春期和成年期，外显的多动、冲动症状往往趋于减轻，而注意缺陷的症状则倾向于持续存在。成年人的ADHD很少表现为“上蹿下跳”，更多表现为内心的坐立不安、做事拖延、丢三落四、难以完成计划、情绪波动和冲动决策，这些表现太容易被本人和周围人解读为“性格散漫”“态度不端”或者“就是懒”，而不是一种值得医学评估的障碍。

• 性别的盲区

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的ADHD指南明确提醒，ADHD在女孩和女性中被严重低估：她们更少被转诊接受评估，更可能带着未被诊断的ADHD长大，也更容易被误诊为焦虑、抑郁等其他精神问题。流行病学数据显示男孩的确诊率是女孩的两倍以上，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孩的多动冲动症状更轻、更多以安静的注意缺陷为主要表现，于是她们安静地走神了许多年，安静地被认为“不够努力”，安静地错过了一个又一个干预窗口。

• “高功能”的掩盖

UKAAN的质量标准特别强调，绝不能因为一个人在学业或职业上取得了成就，就排除ADHD的诊断——所谓“高功能”患者完全可能在远远低于自身潜力的水平上运转，同时在旁人看不见的领域付出着巨大代价，比如一团糟的亲密关系、长期耗竭的身心状态和持续低迷的自我评价。成龙恰恰是最生动的例证：一位拿到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人，依然可以在养花浇水这样的小事上败给自己的注意力。成就与ADHD从来不矛盾，真正矛盾的是“有成就就等于没问题”这个朴素而错误的直觉。

• 共病的遮蔽

研究显示，约四分之三的ADHD患者至少同时患有另一种精神障碍，成人患者中有超过60%伴有一种或多种共病，焦虑障碍、抑郁障碍、双相障碍、物质使用障碍都与之高度重叠。当一个人的注意力问题被包裹在抑郁或焦虑的外衣之下时，无论医生还是本人，都很容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于是ADHD在一次又一次针对“情绪问题”的就诊中被漏诊。

成年人会“新发”ADHD吗？

按照经典定义，ADHD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发育”二字决定了它必然植根于童年。目前国际通用的DSM-5诊断标准要求，患者的若干症状必须在12岁以前就已经存在；NICE指南也规定，没有儿童期诊断记录的成年就诊者，只有在症状始于童年、持续终生、造成中度以上功能损害且不能用其他疾病解释的情况下，才应被转诊接受ADHD评估。在主流诊断框架里，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成年人才得的ADHD”，据《中国成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2023版）》，约30%至50%患儿的症状会延续到成年期，这才是成人ADHD最主要的来源。

近十余年间，几项著名的出生队列研究，包括巴西的Pelotas队列、英国的E-Risk队列和新西兰的Dunedin队列等，分别报告了一批在童年期并不符合诊断标准、却在成年早期符合全部标准的个体，并据此提出了“成人新发ADHD”或“晚发型ADHD”的概念。这些研究引发了持续至今的辩论，而后续更为细致的分析倾向于认为，这些看似“新发”的病例，大多数可以用童年期症状处于亚临床阈值、早年评估信息缺失、当事人回忆偏差或共病干扰来解释，真正意义上“童年完全干净、成年突然起病”的ADHD是否独立存在，目前仍无定论。

ADHD目前被提出的机制

理解ADHD，最好的切入点不是“注意力不足”，而是“注意力调节失灵”。患ADHD的人并非无法专注，面对高度感兴趣或强刺激的任务，他们甚至可能“过度专注”，忘记吃饭和时间；但一旦面对枯燥、重复、低回报的任务，注意力就怎么都收不回来。这种忽强忽弱的模式说明，问题不在“注意力的多少”，而在注意力分配与切换的调控机制。

目前被广泛讨论的机制，主要集中在几个层面。

• 前额叶皮层及其儿茶酚胺调控

前额叶皮层是大脑的“执行中枢”，负责工作记忆、行为抑制、注意调控、计划和组织。它对外界神经化学环境极为敏感。研究表明，前额叶皮层中去甲肾上腺素作用于突触后α-2A受体、多巴胺作用于D1受体，二者的“最优水平”是前额叶功能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当前额叶中的去甲肾上腺素信号被阻断时，动物会表现出类似ADHD的症状，表现出冲动和过度活动；而激活α-2A受体则能增强前额叶对行为的调控能力，减少分心。ADHD最有效的药物治疗（如哌甲酯和安非他明类）的机制，正是通过优化前额叶的儿茶酚胺传递来发挥作用。

• “延迟奖励”信号的失调

另一种有影响力的模型认为，ADHD的核心问题在于大脑对延迟奖励的编码和响应存在障碍。正常大脑中，多巴胺神经元的放电活动会随着奖励的临近而逐渐增强，形成一种“期待”信号，帮助个体为未来的回报而忍受当下的枯燥。在ADHD中，这种“为未来而忍耐当下”的神经机制偏弱，导致行为选择严重偏向即时奖励和即时反馈。

• 脑网络层面

神经影像学研究提示，ADHD涉及前额叶-纹状体环路以及默认模式网络的异常。默认模式网络通常在休息和走神时活跃，在需要集中注意力的任务中应该被抑制。在ADHD中，这个“抑制”过程可能不够有效，导致大脑在应该“上线”的时候还在“后台播放”，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可能身体坐在书桌前，思绪却已经飘到了几小时前的一段对话里。

早发现、早干预，人生会多一种可能

AAP指南援引的前瞻性研究显示，ADHD患者面临更高的早逝、自杀和精神科共病风险，尤其是物质使用障碍；他们的平均教育成就更低，交通事故和监禁的发生率更高，而治疗的中断会进一步放大车祸、抑郁、人际冲突和意外伤害的风险。

当一个人越早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他就越能在还来得及做选择的年纪，去选择一份与自己特质匹配的工作、建立一套适合自己节奏的生活方式、找到那些真正理解他的人，而不是在几十年里反复用外界的标准苛责自己。

那么，“早发现”究竟该怎么发现？目前没有任何一项抽血化验、基因检测、脑电图或脑成像检查可以确诊ADHD，正规的诊断必须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专科医生通过半结构化的临床访谈来完成。UKAAN的质量标准建议，一次合格的成人评估至少需要约两个小时的直接交流，需要追溯整个发育史，最好获得了解患者童年及成年情况的知情者信息，并确认症状在至少两个的场景中造成中度以上的功能损害。

关于干预，NICE指南建议，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ADHD的处理都应该从“环境调整”开始：减少干扰、建立结构化的日常节律、把大任务拆成小步骤、借助外部提醒和视觉化工具、在家庭和工作环境中进行合理安排。在此基础上，心理教育、针对ADHD的认知行为治疗（CBT）、家长训练（针对儿童）和长期随访，都是循证证据充分的非药物干预。只有当症状在经过上述调整后仍然造成中重度功能损害时，才考虑在专科医生指导下启动药物治疗，并定期监测疗效、心率、血压和情绪变化。

结语

除了成龙，马斯克、罗永浩等也公开承认自己患有ADHD，但我们看到的，更多是那些因为拖延而失业、因为冲动而背负债务、因为情绪调节困难而反复破裂亲密关系、因为长期睡眠问题而身心俱疲的普通人。ADHD是一种神经发育差异，这种差异在某些环境下可能恰好转化为创造性，在更多环境下却表现为真实的功能损害。把它浪漫化，既不公平，也会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羞于求助。

NICE指南在“信息与支持”一章里，有一段话写得非常温柔，它提醒医务人员，在给一个人贴上ADHD标签之后，必须和他本人以及家人做一次详细沟通，把这个诊断可能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都讲清楚。正面的部分包括，他终于可以理解自己长期以来的症状，终于可以识别并发挥自己的优势，终于能够名正言顺地去获得相应的服务与支持；负面的部分则包括标签带来的病耻感、被进一步推入冲动行为的风险，以及社会关系和职业发展中可能遇到的偏见。

被看见、被理解，都只是第一步，真正改变人生走向的，是在识别之后及时伸出手的那个瞬间。早发现一天，干预就能早一天开始，一个人的人生，也就能早一点掌握在自己手里。

参考文献

[1]WOLRAICH M L, HAGAN JF J R, ALLAN C, et al.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 for the diagnosis, evaluation, and treatment of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J]. Pediatrics, 2019; 144(4): e20192528. DOI: 10.1542/peds.2019-2528.

[2]ADAMOU M, ARIF M, ASHERSON P, et al. The adult ADHD assessment quality assurance standard[J]. Front Psychiatry, 2024; 15: 1380410. DOI: 10.3389/fpsyt.2024.1380410.

[3]YOUNG S, ABBASIAN C, AL-ATTAR Z, et al. Identification and treatment of individuals with 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and substance use disorder: An expert consensus statement[J]. World J Psychiatry, 2023; 13(3): 84-112. DOI: 10.5498/wjp.v13.i3.84.

[4]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London: 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 2019.

[5]Polanczyk GV, Willcutt EG, Salum GA, et al. ADHD prevalence estimates across three decades: an updated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regression analysis[J]. Int J Epidemiol, 2014; 43(2): 434-42. DOI: 10.1093/ije/dyt261.

来源：医学论坛网

编辑：薄荷

审核：梨九

排版：蓝桉

封面图源：成龙个人账号

（文章中部分图片由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