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模拟海外反恐演习

文｜陆弃

9月10日，日本外务省与安保公司在东京都政府设施举行“反恐及反绑架”实战训练，模拟海外日本公民遭遇恐袭、绑架等紧急情况，训练内容包括在枪声、爆炸声中躲避和疏散。外务省随后在社交媒体发布现场照片，其中一名扮演“恐怖分子”的人员戴着具有明显中东文化特征的头巾，并将袋子套在“人质”头上。照片很快引发批评。9月15日，日本外务省承认相关争议，并决定删除照片，同时解释称，参演人员包括日本人与外国人，服饰并非针对任何特定民族、地区或宗教。

如果只看这起风波，它似乎只是一次公共传播上的失误。但真正值得观察的，并不是一张照片为什么被删除，而是日本为什么越来越频繁地把“海外安全”“反恐”“危机应对”纳入国家安全叙事，以及这种叙事正在怎样改变日本社会对于国家安全边界的理解。

日本外务省称，这类官民联合反恐、反绑架训练自2018年开始，每年举行，主要面向中小企业人员，目的在于强化政府与企业应对海外突发事件的协调能力。2026年这次训练，则特别提到了海外日本人面临的威胁日益多样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演习本身并不难理解。日本企业和公民遍布全球，海外绑架、恐袭以及地区冲突确实可能产生人员安全风险，政府建立撤离、避险、联络和应急机制，也属于正常的领事保护职责。问题在于，当“海外风险”不断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之后，安全政策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那张照片之所以受到批评，恰恰说明了安全政策并不仅仅是军事装备、部队部署和法律条文，它还涉及一个国家如何定义威胁、如何塑造公众对于威胁的想象。把特定文化服饰直接用于“恐怖分子”形象，即便官方没有针对某个民族、地区或宗教的主观意图，也容易形成一种视觉上的简单对应：某种外貌、某种服饰、某种文化符号，与“恐怖主义”被放在同一画面之中。外务省最终删除照片，本身就表明这种传播效果与官方意图之间存在明显落差。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安全政策变化并不是从这场演习才开始。战后日本长期以宪法第九条和“专守防卫”为基本政策框架。日本防卫省目前仍明确表示，日本维持的是“最低限度必要的自卫能力”，并强调自卫队原则上不能以使用武力为目的向外国领土派兵。

但过去十多年，日本对安全政策的解释和实际运用已经发生明显变化。2014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定，对宪法第九条关于武力行使的解释作出调整，在特定条件下承认与集体自卫权有关的武力使用空间；2015年，日本进一步推动安全保障相关立法，并与美国重新调整防卫合作框架。

这种变化并不等于日本已经放弃宪法第九条，也不能简单概括为“日本已经重新走上战前道路”。更准确的说法是，日本正在不断扩大“自卫”概念所能够覆盖的政策空间。从本土防卫到海外人员保护，从周边有事到联盟协同行动，从后勤支援到更广泛的安全合作，过去被严格区分的军事与非军事领域正在逐渐靠近。

这也是为什么，一场看似普通的反恐演习值得被放到更大的背景中观察。演习本身不是军事扩张的证据，外务省也并非防卫省；保护海外日本人，更不能与对外军事行动简单画等号。但当一个国家长期持续扩大海外危机预案、强化官民安全协作，同时不断调整自卫队的任务范围和国际安全合作方式时，社会对于“日本能够在海外做什么”的认知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2026年，日本防卫省仍在推动自卫队组织、装备和任务体系的调整，并强调应对所谓“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与此同时，日本与澳大利亚、英国、菲律宾等国的防务合作机制也在不断制度化。

因此，真正需要警惕的并不是某一场反恐演习本身，而是安全议题不断外延之后产生的累积效应。当“反恐”“反绑架”“海外撤离”“地区安全”“联盟合作”被越来越多地纳入同一套国家安全逻辑，原本具有不同法律属性和政策边界的事务，就可能逐渐形成一个连续的安全政策链条。久而久之，过去需要经过严格政治与法律论证的问题，可能被“应对紧急情况”的现实需求重新包装。

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所有安全政策都指向军事化，也不意味着每一次海外训练都具有相同的战略目的。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这种变化是否始终伴随着充分的法律约束、国会监督和社会讨论。一个国家扩大安全能力并不必然意味着威胁增加，但安全能力越强，越需要清楚回答一个问题：能力究竟为了什么，又由谁来界定它的边界？

一张照片可以删除，争议也可以平息。但照片背后的问题不会因为删除而消失。日本今天面对的，已经不仅是如何保护海外公民的问题，也是如何在战后和平制度、安全现实与不断扩大的海外责任之间重新寻找边界的问题。真正决定日本未来安全道路的，从来不是某一次演习的规模，而是这种边界究竟会被固定下来，还是在一次又一次“特殊情况”中继续向外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