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0001号一级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

文/胡兵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一楼展厅，有这样一件革命文物。玻璃罩下，底座上残存的斑斑血迹虽已暗淡，却依然凝固着一段血雨腥风的历史——这正是1927年李大钊等20位革命烈士英勇就义的刑具。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文物部门接管的首件革命文物，它被郑重编为0001号一级文物。

这件编号为0001号的国家一级文物前有着这样的说明牌：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义的绞刑架（一级文物）

1927年4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的反对，下令将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秘密押至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刑场，施以绞刑。李大钊面对绞刑架正气凛然，第一个从容就义，时年38岁。

抗日战争时期，此绞刑架由京师看守所刑场移至德胜门外功德林监狱。北平和平解放后，接管人员在功德林监狱发现了这个绞刑架。北平市委书记彭真指示文物部门将其运至北平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此绞刑架是新中国成立后文物部门接管的第一件革命文物，被编为0001号。

那么，这件革命文物是如何被找到并留存至今的？说明牌上说的接管人员是谁呢？让我们循着这绞刑架上的印迹，回到那段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

1924年，王冶秋在北京加入了李大钊领导下的国民党左派，参加“争取关税自主”等各种游行示威活动；后在北京西郊碧云寺内中法大学附属西山中学读书，并在吴可的领导下发展组织，由十余人发展到百余人，其中有工人、农民、店员、学生等。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为了避免遭受敌人迫害，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李大钊率领中共北方区委、北京地委、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迁入东交民巷苏联驻华使馆区的俄国旧兵营内，继续领导北方人民的革命斗争。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派军警强行闯入苏联驻华使馆界内，逮捕了李大钊、范鸿劼、国民党左派邓文辉及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等80余人。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国共两党革命者从京师警察厅被押至京师看守所执行绞刑。这一噩耗次日登上《顺天时报》，标题是“李大钊等二十人，昨日绞首台绝命”，这一噩耗刺痛了无数革命者的心。

消息传到西山，吴可、王冶秋等义愤填膺，发誓：“我们一定要报仇！要报这血海深仇！”“大钊同志！我们一定要像你一样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同年，北京西山区奉命组织暴动失败。王冶秋遭敌人追捕，辗转经天津回到故乡霍邱。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王冶秋被任命为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管会文物部副部长、华北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文物处处长。1950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建时，王冶秋一直念念不忘：一定要找到那个见证李大钊等革命烈士就义的绞刑架！这个绞刑架见证了李大钊等革命志士为反对北洋军阀腐朽统治而光荣献身的英勇无畏，见证了国共两党合作推动大革命的峥嵘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不懈奋斗的坚定信仰和使命担当。

◆王冶秋

王冶秋在《狱中琐记及其他》一书中撰文回忆：

1949年二三月接管北京的期间，我当时在军事接管委员会下文化接管委员会文物部工作。我们在良乡准备接管文物机关的时候，曾经计划进城以后，要找寻一架反革命的刑具——绞架。

我们最初找到了司法部街后身的法院看守所，就是当时绞死大钊同志的地方。问了留下的旧人，都说不出这个绞架所在。后来找出一个书记之流的人，他是知道这件事的。起初，他不敢讲，后来才吞吞吐吐说出这个绞架在敌伪时期被移到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里去了。

我们跟踪找到第二监狱，这座人间地狱，已经空无一人。我们到处找，终于在西北角的一个荒凉院落里，一个铅皮棚下面找到它。我们找来工具和车辆，把全部钢架钢板都拆卸下来，大家抬上车，运回历史博物馆。

这个绞架是清末封建统治者由外国购回的，仿佛是比利时或意大利的产品……

文章中说的“我们”，即为后来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于坚。据于坚回忆：

1949年3月里一天上午，冶秋同志要我陪同一起去找绞架。我们借来两辆自行车，先奔司法部街后身国民党的看守所（京师看守所），这里就是当年大钊同志牺牲的地方。走进去先后遇见几个留守的职工，他们看见我们穿着八路军的灰布制服，佩戴军管会的臂章，又是寻找张作霖时代用的绞刑架，都有些顾虑，害怕追查什么，异口同声地回答：不知道。我们再往里走，碰到一位年岁稍大些的，像是书记一类的职员。冶秋同志凭着他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为了消除对方疑虑，和颜悦色地问他：“张作霖时代，这个看守所曾用过的一个绞刑架，你知道现在在哪里？”冶秋同志诚恳谦悦的态度果然生了效，那位职员虽然没有完全打消顾虑，但是终于吞吞吐吐地说出来：“听说那个绞架，在敌伪时期就搬到第二监狱了。”我们又向他问清了第二监狱的地址，向他道了谢，满怀希望地登上自行车，出德胜门，直奔国民党第二监狱。

监狱的人已全走光，残旧的狱房显得阴森破败，我们走尽所有的房间，不见绞架的踪影。我们又到北边一个荒凉的院子里继续找，刚刚跨进院中，冶秋同志喜出望外地指着西北角铅皮棚下的铁架子大声对我说：棚子下边可能就是绞刑架。走到跟前仔细看，果然是一架外国造的钢铁绞刑架。

冶秋同志在这里停立良久，似乎沉思着大钊同志当年英勇牺牲的情景……

王冶秋（1910-1987），又名野秋，安徽省霍邱县城关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任团支部书记；1925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支部委员。后参加左联。1931年失去党的组织关系，直到1941年经王若飞批准，回到党的组织。

曾任共青团北京市委秘书、霍邱县委书记，后出任北方大学、华北大学研究员，实际是周恩来领导下的隐蔽战线的一员，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建国后，历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顾问，是中共十一大代表，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著有《民元前的鲁迅先生》《琉璃厂史话》等著作。

全国政协原主席李瑞环在中央主管文化、文物工作期间，曾多次评价过王冶秋的功绩。他说，保护文物是关系到全民族的大事，既要坚定不移，又要有远见卓识。过去搞城市建设，对王冶秋这也要保，那也要保，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的做法感到不理解，很反感。现在看来，多亏有个王冶秋。

周恩来也曾说过：“王冶秋同志把文物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

今天，这件0001号国家一级革命文物被放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它让我们看到李大钊坚持真理、坚守初心、勇于斗争、敢为人先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永远值得每个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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