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3年冬，黑龙江庆安县一名农民杨珍被押往孙吴修筑军事设施。多年以后，他回忆那段经历时，没有先说饥饿，也没有先说皮鞭，而是低下头，指着残缺的双脚说道：“你看看，这还是人的脚吗？”
这句话，成为许多劳工悲惨遭遇的缩影。
伪满时期，庆安县被日军作为摊派劳工的重要地区。根据幸存者回忆和地方资料，1940年至1945年前后，先后有两三千人被强行征走。他们被带到孙吴、黑河等地，承担搬运军需、修筑工事、修建机场等苦役。
很多人出发时，只带着几件旧衣服。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走，竟有不少人再也回不了家。
从庆安押往孙吴后，劳工每天背负三十多公斤物资，在崎岖山路上往返跋涉。单程约三十公里，去时背货，回来仍要继续搬运，全天行程接近六十公里。
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劳作，而是对人体极限的强行压榨。饥饿、疲劳和寒冷同时袭来，许多人走着走着便两腿发软。有人倒在路边，监工却不许停下，反而挥动皮鞭催促。
“别装死，赶紧起来！”
一句呵斥，往往接着就是一顿抽打。劳工们只能咬紧牙关，拖着沉重的脚步继续前进。不得不说，在那种环境里，所谓“完成任务”，常常意味着用性命去填补体力上的亏空。
苗玉春曾回忆，有一次干完活后，他已经饿得头晕眼花。经过工棚时，看见马料缸里放着刚煮熟的豆子，香味扑鼻。他实在忍不住，抓了一把放进嘴里。
日本兵很快发现了这件事。对方没有询问，也没有给他解释的机会，抬脚将他踢倒，随后用棍棒连续殴打。苗玉春被打得满身伤痕，若不是其他劳工跪地哀求，恐怕当场就会丢掉性命。
连马料都不能碰。
这几个字，足以说明劳工的伙食到了什么程度。
衣物同样难以维持。原本带去的旧衣服经过长期磨损，又被雨水、汗水和泥土反复浸泡，很快变成破布。有人用麻袋片围在腰间，有人拿草帘子遮挡身体，鞋底磨穿后便用绳子捆住。
更惨的是脚。
山路上满是碎石、荆棘和泥泞。没有鞋的人只能赤脚行走，脚掌被扎破后，伤口不断流脓，却没有药物，也没有休养时间。七道岗一名叫魏大花园的劳工，曾用破草袋遮身，腿部被磨得皮肉溃烂，甚至露出膝骨，监工仍命令他继续干活。
夏天难熬，冬天更像一道过不去的关。
孙吴一带冬季严寒，劳工住在四面透风的简陋棚屋里，破被褥根本挡不住寒气。夜里手脚抽筋，冻伤者屡见不鲜，有的人手指、脚趾被冻坏，有的人直接倒在雪地里，再也没有醒来。
生病也不能停工。轻病者若无法出工，饭量反而会被削减，一天只剩一顿稀粥。身体本就虚弱，再加上饥饿，普通伤寒很快便会恶化。许多劳工宁愿拖着病体出工，也不愿留在棚里等死。
1944年，张录被强征到黑河神仙府修建机场。他回忆，庆安一共去了三百零七人，干了五个月，活着回来的只有六十八人。除去少数逃走者，其余很多人死于饥饿、疾病和过度劳作。
死亡，在劳工营地并不意味着安葬。
一些人死在工地后，被拖到荒野掩埋；还有人在重病昏迷中尚未断气，就被扔进乱尸岗。没有姓名，没有墓碑，也没有家人送别，留下的只有亲属多年苦等的消息。
逃跑，是他们求生的本能，却也是一场极其凶险的赌命。孙吴一带荒山连绵，百里难见人烟。劳工既不熟悉道路，又没有粮食和御寒衣物，身体还早已被苦役掏空。即使躲过追捕，也可能在山中饿死、冻死。
被抓回来的下场更为残酷。苗玉春的干兄弟“五七十子”曾试图逃走，失败后被押回营地。据苗玉春回忆，日本兵将他倒吊在梁上，反复撞向墙壁，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
活着回来的人，也未必真正逃离苦难。
杨珍就是其中之一。那年冬天，他的双脚严重冻伤，最终被冻掉。日军没有为他救治，反而拍照取乐。此后，他只能终身依靠残缺的双腿生活，许多日常劳作也再无法完成。
晚年谈及往事时，杨珍常常情绪失控。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脚，声音发颤：“你低头看看我的脚，这还是人的脚吗？那些没能回家的劳工，比我还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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