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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夏天,我从城里坐了大半天的长途车,又沿土路走了几里,才找到郑剑插队的那座窑洞。
两年没见,我想给他一个惊喜,便没有提前写信。
可推开门,我看见的却是另一张脸——他正和一个叫梅艳红的姑娘,并肩坐在炕沿上,说笑得很近。
我后来才知道,自从下乡,他就和这位同队女知青走在了一起,只是一直瞒着我。
我没有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当天便返回了城里。
那四年里每个月寄出的半份工资、每一封读熟了的来信,都在这一天,变成了一个笑话。
1972年,高中毕业,郑剑响应号召去了农村插队,我跟着母亲进了纺织厂当学徒。
他是我高中同窗。我家在平顶山,父亲是街道的领导,母亲在纺织厂,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日子不算宽裕,父母却把我们照顾得周到,对弟弟尤其偏爱。
郑剑家三兄弟,父母都在机械厂。他插队以后,每月寄一封信给我,信里句句是诉苦:窑洞潮湿,农活辛苦,想家。
我心疼他。每月发工资,雷打不动地寄一半过去,给他救急。
我们隔得很远,可靠着这些纸上的字,那两年我过得盼头十足。每一封来信,我都要反反复复读上几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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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郑剑回家探亲,请我去他家做客。
那是我们分别两年后的头一次见面。他瘦了许多,皮肤晒得黝黑。我看得出他在乡下受的苦,心里一阵发酸。
那天,他父母热情地张罗了一桌好菜,席间他一直给我夹菜,我既觉得尴尬,又觉得温馨。
饭后他送我回家,路上吞吞吐吐地开了口:他想回城工作,问我能不能请父亲帮忙。
我于心不忍,答应了他。
可父亲听了,却坚决反对。他说回城的事他插不上手,末了,劝我一句:跟郑剑分手吧。
为这件事,我和父亲大吵一架。那年我不懂,一个能在窑洞里向恋人开口讨关系的年轻人,未必是能托付终身的人。
1977年,高考恢复,厂里贴出通知:符合条件的职工可以报名,考不上还能回厂继续干。
报名的同事不多,大多觉得没把握。我想,反正考不上还有退路,便报了名。谁料第一次应考,竟超常发挥,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上大学期间,郑剑又寄来一封信,字里行间满是悔意,说希望我能原谅他、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看了很久,最终没有回。
他后来回了城,被安排进父亲所在的机械厂。他也考过高考,没考上,便一直在厂里当工人。
而我,就这样一步跨进了另一个门。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市直机关工作。自打和郑剑分手,这几年我始终没有再谈过恋爱。
1982年,父亲在电话里提起,他一位战友的儿子还没成家,想让我们见见。若双方都愿意,便组建家庭。
我本不太想去。可父亲言辞恳切,我到底还是点了头。
郝帅那时是部队的副营长,大我三岁。第一次见面,我便被他吸引住了。
他名字里有个“帅”字,举止却沉稳有教养。他穿军装,挺拔英气,说话不浮夸,甚至带着一点拘谨。
饭后我们又见了一面,不久他就归队了,只留了联系方式。
他走后,我主动寄了信。信发出去,整整一个月,才收到回音。
换作旁人,我大概早就生气了。可他信里解释得诚恳:在外执行任务,通信不便,回信晚了,请你谅解。
字里行间的真诚和歉意,让我心里一暖。从那以后,书信成了我们的桥。他隔得远,字却近。
1984年,我们携手走进婚姻。
直到婚期临近,我才知道他父亲是师长。这个消息让我颇感意外,还嗔怪父亲没早些说。父亲却豁达地笑:“管他师长还是军长,都是和我并肩作战的兄弟。战友之情,哪能以职位论呢?”
婚后,我们有了一个儿子。郝帅因工作性质常年在外,聚少离多。我知道他的不易,从不让他为家事分心。
四十多年,我们风雨同舟,没红过一次脸。
退休以后,我和郝帅一起报名上了老年大学,偶尔结伴出游。儿子与儿媳事业有成,五口之家,和和美美。
这些年,郑剑的事偶尔还会被我想起,但心里已很少再有波澜。
我曾问自己:若是那年没有撞见那一幕,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种样子?
后来我不再问了。有些情意,是年轻时付错了人的学费;有些相伴,才是岁月慢慢还回来的利息。错的人教会你转身,对的人才陪你把余生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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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最好的安排,是让你在对的人身边慢慢变老。
这真是——
本是情深意绵绵,奈何君心已变迁。
凤凰涅槃重展翅,笑看浮华若云烟。
如果你也曾为一段错付的深情久久难平,不妨把心腾出来,等那个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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