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
这是一组写上世纪九十年代陇中黄土高原上乡村女人的故事。她们并非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时代往前走的时候，她们用力守护着自己的家，拿命和日子较劲。男人们外出打工，她们就把犁地、挑水、扛架子车、喂猪喂羊喂牲口等家里家外所有的活计挑在了肩上，同时，还要把孩子一个个拉扯大，供他们上学。都说女人是半边天，可在这山沟沟里的黄土地上，她们撑起的何止是半边天，是一家人头顶的整个天。如今，她们当中有的已经走了，有的还活着，但身体早被日子耗空了。写下她们，姑且是对她们平凡一生的一点纪念吧。
第一个要写的是阿兰，她走的时候才三十六岁，临走前她用一双浮肿的手抓住我，留下了一句话，可二十年后，那句话成了我这一生无法解开的结。
1996年初秋的一个早晨。在乡村小学做代课老师的我，正往学校走，被站在路口的伯父家大哥大勇含住了。
“老六，耽搁你一下。今天我想着带阿兰去县医院，她说走之前，要跟你说几句话。”
我走进箍窑时，里面有些昏暗。条桌上的煤油灯轻轻摇晃着，火苗忽明忽暗。阿兰半靠在炕上，苍白的脸肿胀得厉害，她抬起倦怠的头，看了看我，用浮肿的双手抓住我，声音很轻地对我说：
“老六，帮大勇把我的两个孩子拉扯成人。”
她意识到这次去医院有可能回不来了，放心不下两个孩子，托我给大勇帮衬一下。
昏暗的箍窑里站满了乡亲。他们是来送阿兰去医院的，都一言不发，只是将手里捏皱的五元、十元的钱放到炕沿上，然后默默地走出窑洞，站在院子里叹息。
我的心沉了下来，感觉喉咙有些堵。
“好好看病，都会好的。”说完，我将自己从那浮肿而有些冰凉的双手中抽离出来，逃一样地赶往学校。
我不敢再待下去。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
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人一点一点地走到尽头，却什么都帮不上，这种无力让人有了一种窒息感。我就在那条土路上奔跑起来，好像有什么东西向我追来，其实我知道身后什么也没有，追我的是那拗不过的命。
一周后的一个傍晚，放学后我往家走。夕阳已抵住西边的山头，把东边的山头照得发亮。这时，一个女孩撕心裂肺喊妈妈的哭声划破了山村安静的黄昏。我听出来是阿兰14岁女儿的声音。停下脚步，看向大勇家。
门口已有了好多人，不远处停着一辆卡车，卡车上放着一口棺木，在黄昏的暗影中显得格外沉重。
阿兰，终究还是走了。这一年她才36岁。
36岁，是城里女人正好的年华。可是，阿兰的36岁，是她这一生的终点。从出生到离开，从没有走出过这个偏僻的山沟沟。
她的一生，就像陇中山里的一场过雨，来得仓促，去得更快。雨点落在干裂的黄土上，还没来得及渗进泥土里，就被热风风干了，只留下一道浅浅的印子。
阿兰和大勇结婚那年，我还是个半大孩子。依稀记得两条长长的辫子泛着黑亮的光，一双大大的眼睛透着清澈的明媚。
我们那地方，弟弟妹妹们管嫂子不叫嫂子，叫新姐。我和兄弟们第一次喊她“新姐”的时候，她没有应答，只是抿着嘴笑。
生了一双儿女后，大勇外出打工，阿兰在家挑起了家里家外的全部活计：犁地、挑水、扛架子车、喂猪喂羊喂牲口……
后来，她生病了，第一次大出血，是在农忙时背了近百斤重的庄稼，恰好好赶上生理期，送到医院后被诊断为贫血，第二次大出血后，转成了白血病，不到一年的时间，阿兰就走了。
可我总觉得，这个病不是阿兰真正走向生命尽头的元凶。压垮她的，是长年累月磨破肩膀的扁担、是背负肩扛的麦捆、是用尽力气拉的架子车……是白天黑夜的苦，把她的身子耗空了，而病痛只是那最后的一根稻草。
阿兰走后，乡亲们都说阿兰是个好女人，可惜命太苦了。说这些时，大家难免发出一声叹息。
其实，在这山里苦熬一辈子的女人，不止阿兰一个，她们的命就像这纵横交错的黄土沟壑，年年都会被风雨冲刷得千疮百孔，却没办法心疼，也没办法去修补，因为日子总是要过的。
我写下阿兰，并不是因为她有多么的特别。恰恰相反，她太普通了，要不是家里又有事，普通得现在连我也快要想不起她的模样了，甚至连她和她那沉甸甸的、短暂的一生也要忘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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