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尚进：性别比例如何撬动经济与社会?

魏尚进解读内卷背后，婚配竞争真相

当性别失衡加剧

年轻的男性及男孩的父母会变得更卷

年轻的女性和她们的父母也会变得更卷

个体理性导致的是集体的低效

反内卷既治标又治本的杠杆在哪里？

内卷是否有希望被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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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学家智库xTAIXUEx魏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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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于2026年8月5日，本文由现场演讲录音整理而成）

大家好，我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您是否知道青年人群中的男女的比例？您觉得性别比例与内卷程度有关吗？您觉得内卷的加强，是不是会提高一国的 GDP 的增长率？您觉得 GDP 增长与老百姓满意度、幸福度是不是总是同向变化的？您觉得内卷是否有希望被解决？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问题，特别是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研究。

我先讲一个动物世界里过度竞争的故事。在自然界里，雄性的麋鹿头上的角非常的显眼，这些角不是用来观赏的——雄鹿是通过决斗争夺配偶。角越大的麋鹿，越容易在搏斗中胜出，吸引雌性，传承基因。于是自然选择会让雄鹿的角越长越大。角变大，可以看成是麋鹿世界的"卷"：在那个世界里，不卷就没有交配的机会，就会被淘汰。

但是问题来了。在自然界，熊、虎、豹等猎食动物，都非常喜欢麋鹿的肉。雄麋鹿的角太大，在森林里奔跑，容易被树枝卡住，增加受伤和被捕食的风险。

如果所有雄鹿的角都能够等比例缩小的话，雄鹿之间决斗竞争的相对排名完全不变，该赢的还会赢，但是所有雄鹿被卡住的风险就会减少，存活率就会提高。但是对于个体来说，缩角意味着输给对手。这就是所谓的：卷也卷不赢，躺也躺不平。一个个体理性，导致的是集体的低效。

人类社会的内卷和麋鹿如出一辙。今天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社会中男女青年比例失衡，是各种社会内卷现象出现和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因。性别失衡不是内卷的唯一原因，但是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并且还没有被社会普遍与深刻认识到的一个原因。不理解性别失衡和内卷的关系，许多治理内卷的方案容易发生治标不治本的情况。

为了应对性别失衡造成的婚配市场竞争的加剧，许许多多家庭拼命地储蓄，加班、报补习班、创业。从个体角度来看，这些行为似乎都是合理的，但是从社会整体来看，这种竞争是不是真的有效？

关于性别失衡和内卷的关系，我已经累计了近 17 年的研究。在 2009 年，在我和张晓波教授第一次提出竞争性储蓄动机的时候，内卷这个词还没有在社会上流行。今天我想带大家走一遍这一条逻辑链条——从职场、学校到创业大潮，再提出一个根本的问题：反内卷既治标又治本的杠杆在哪里？

自然状态下，出生性别比呢，大约是 106 个男婴对应于 100 个女婴。到失婚年龄，潜在的配偶比例，就会非常接近于 100 比 100。

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从 1980 年起越来越偏离平衡，在 2004 年达到峰值，121 比 100，然后在高点徘徊震荡，从 2009 年起连续下降。

假设 20 到 35 岁这个阶段是谈婚论嫁的高峰年龄段，那么出生性别比传导到那个年龄段，需要 20 到 35 年左右。中国社会 20 到 35 岁年龄段的男女比例，从 2000 年左右逐渐出现严重的失衡。现在中国适婚年龄段，大约每 115 名男青年对应于 100 名女青年。这意味着大约每 8 位成年男性中，就有一位从数学上看难以找到配偶。目前中国青年男性人口相对于女性多出约 3000 万——3000 万这个数字，比整个加拿大的女性人口还多。适婚年龄段的人口，起码在今后的 20 年里，还会有比较严峻的失衡态势。

性别失衡是从哪里来的呢？重男轻女的观念、B 超技术的普及，以及计划生育的限制相互叠加，造成了出生阶段人口性别失衡。

前面讲到，从全国平均数字来看，每八位青年男性中，有一位从数学上说无法找到女友或配偶。许多地区的失衡状态还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有一些地区每六位男青年中，就有一位无法找到配偶。

假设大多数男青年期待成功找到配偶，多半，有男孩的父母不希望他们的儿子成为不情愿的光棍。他们就会问自己：我能做什么，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才不会成为不情愿的光棍？

我们发现，他们会用提高储蓄，来提高自己或孩子在婚配市场上的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储蓄不仅仅是指放在银行存款账户里的钱，而是所有当期没有花掉的收入。除了存款之外，购买金融资产、投资房地产，也都是储蓄行为。这与坊间常说的"儿子是建设银行、女儿是招商银行"观点一致。

传统的房地产经济学指出，住房具有居住和投资的双重属性。但是在我的《繁荣的困局》一书里提出，在婚配竞争较强的环境中，住房还有第三个属性——就是它也是自己或者子女在婚配市场上竞争的工具。

如果男多女少造成女性相对欠缺，那么"女儿是招商银行"，是不是就表明女性和女性家庭就可以减少努力、降低储蓄、选择躺平？但是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当性别失衡加剧，除了让年轻的男性及男孩的父母会变得更卷，年轻的女性和她们的父母也会变得更卷。换言之，有一个传导机制，会把男孩父母的卷，传递到女孩的父母。

首先，女孩的父母基本上不会因为男女比例的上升——因为女儿可以随机和一个男性匹配——就高兴了。因为父母并不希望自己的女儿随机跟一位男性匹配，而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尽可能与最优秀的男孩匹配。即使在性别失衡的社会里，最优秀的男孩也是稀缺的。在性别失衡的社会里，最优秀的男孩因为付出了额外的努力，往往会比性别平衡的社会里最优秀的男孩更加优秀。所以广义定义的、与最优秀男孩匹配的回报率也会更高。

因为最优秀的男孩仍然是稀缺的，为提升女儿匹配优质男性的概率，对女儿父母就会有更卷的要求，女性自己往往也会有更卷的要求。如果最优秀的男生最可能在一流大学发现，那么家长对女儿的要求，也是希望女孩能够上最好的大学。

其次，女孩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也需要得到维护、保护。正是因为性别失衡让最优秀的男孩变得更加优秀了，女孩和女孩的父母需要变得更卷，才能更好地维护女孩在婚姻中的地位。

人口结构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出生婴儿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有一个滞后的过程。前面提到，如果 20 岁到 35 岁是谈婚论嫁的高峰年龄段，那么出生年龄的性别比传导到那个阶段，需要 20 到 35 年左右。也就是说，即使新生婴儿性别比回到了合理的区间，那么过去出生性别比失衡严重的群体，仍然会在多年之后进入婚配的年龄。

因此要观察当下的婚配竞争，不能只看新生婴儿的男女比例，还要看正在进入婚配市场的人群。出生阶段的问题，往往会在二十多年、三十多年以后，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影响年轻人的生活选择。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适婚年龄段的性别比——它会更接近我们实际面对的各种竞争的环境，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社会行为，会在出生性别比已经得到改善之后，仍然会继续地受到影响。

性别失衡带来的内卷，不仅限于人们压缩消费、推迟消费、提高储蓄率。我们常常把 996 归因于企业文化或个人选择，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更加深层的因素。

在男多女少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职场内卷变得更加严重，年轻人与父母就更愿意参与职场的内卷，包括为了高薪去接受一些风险更高的工作，或者是去做更多的加班行为。

我们的统计分析告诉我们，职场的内卷在全国并不统一，也不平均。性别失衡越严重的地区，当地的职场卷往往也会更加严重。性别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有男孩的父母愿意从事危险工作的可能性就会增加约 5 个百分点。性别比例失衡越严重的地区，工伤事故概率也高。为什么呢？因为当地的工人，更愿意为了高一点的工资去冒险；雇主也相应地会减少安全的投资。

农民工到城里打工的强度和长度，往往也与老家的性别失衡程度相关。有男孩的家庭，平均每年离家打工的天数，比有女孩的家庭多出 66%。他们老家所在地的性别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我们就可以看到，数据告诉我们，家庭成员每年在外务工的天数也会增加。

性别失衡还会带来父母对孩子教育卷的压力。教育能够提升未来的收入、改善未来的职业，因此在婚配竞争更加激烈的环境中，家庭会增加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希望孩子获得更好的相应的位置。

从家庭对孩子校外教育支出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性别失衡越严重的地区，父母为孩子愿意支付的教育费用也会更高。这个现象针对于有男孩的家庭尤为明显。

当然，影响一个家庭的教育支出的因素很多，包括家庭的收入、父母的教育水平等。我们的研究在考虑影响教育支出的各种因素之后发现，一个地区的性别失衡程度，以及孩子的性别，也会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高低。

当所有的家庭同时加码时，教育就可能演变为一场智力军备竞赛。学区房是教育卷这个机制的一个典型的体现。我们的研究发现在我们的全国 33 个城市的样本中，学区房的平均溢价大约是 17%。由于我国的房价比较贵，17% 对应一个非常大的金额。一个地区性别失衡越严重，我们发现学区房的溢价也会越高，严重失衡的地区，学区房溢价会超过 30%。这说明教育内卷的背后，不只是家长的选择，还有婚配竞争向教育投资领域带来的结构性的一个传导。

需要指出的是，由性别失衡引发的教育卷和其他形式的卷，并不要求参加卷的人了解当地性别比例的数字。如果我生活在一个性别失衡严重的地区，我可以从我的邻居、亲戚、同事那边听说：当地的青年如果要成功结婚的话，需要有多少储蓄；需要为孩子准备什么样的房产；男方的父母、女方的父母需要做什么不同的准备；孩子最好有什么样的学位。换言之，每个家庭的行为、每个个人的行为，可能是受当地所谓的规范的影响，他们并不需要知道当地性别失衡的数字是什么。但是我们的理论指出，各地所谓的规范不尽相同，而这些不同的规范背后反映的是当地性别失衡的程度，引来婚配市场不同的竞争的强度。换言之，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会把性别失衡的作用，通过影响一个地区、一个时点的规范，不知不觉地影响每个人、每个家庭的行为。

我们也知道，社会里存在所谓的"剩女"现象，有些人认为城市里的剩女数量超过了剩男。我们需要澄清几点。

首先，在全国层面，年轻人群中的剩男的人数显著的大于剩女。前面讲到过，剩男减去剩女的数量，全国是 3000 万，这个数字比加拿大所有的女性加起来还要大。

其次，在城市的层面，人口普查的数据告诉我们，在绝大多数的城市里，都是剩男的数量大于剩女的数量。

那么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在他们生活的城市里，剩女会多过剩男呢？因为大多数有这样感觉的人，是教育水平比较高的、或者收入比较高的女性和她们的家长。在婚配市场上我们知道，剩男剩女有一个甲女丙男的规律，而甲女的家庭基本上和丙男不生活在同一个生活圈里，甲女匹配意愿是甲男而不是丙男，尽管丙男的数量可以很多。

甲女丙男出现本身是和性别失衡有关系的。当性别失衡加剧的时候，甲男和甲女都会变得更加优秀，甲男愿意与甲女匹配，也愿意与乙女甚至部分的丙女匹配。而如果甲女不愿下嫁的话，就会造成剩女与剩男同时出现。由于甲女在性别失衡的情况下会变得更卷、更优秀，所以她们就更不愿意与丙男将就了。

现在我们来讲讲性别失衡与创业率的关系。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总是有一部分人怀有创业的梦想和冲动。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用"动物精神"来描述人们创业的冲动，也表示他作为经济学家无法解释这样的现象。

对于那些希望通过提高财富来改善自身相对位置的人来说，创业不仅意味着一份更好的工作、更好的收入，而且也意味着，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在婚配市场上可以得到更好的相对的位置。我和澳大利亚杜清源老师的理论推导出一个结论：在男多女少发生的时候，男性为了避免成为不情愿的光棍，更多部分的男性会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的创业活动。也就是说，婚配竞争可能强化所谓的企业家动物精神，更多的人会选择做创业这样的事情。面对更激烈的比较，一些人会更愿意去尝试新项目、扩大企业规模或者进入新的市场，以获得更高的潜在的回报。

性别失衡引发的内卷，还可以传递到世界市场，变成"外卷"。当一个国家由于性别失衡，储蓄大大提高，储蓄大于投资，就会造成国内的内卷，形成贸易顺差。任何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都是因为储蓄大于投资。现在中国的贸易顺差，处于世界历史上最高的水平。

性别失衡引发的竞争，是不是会推动提高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率呢？答案说：是的。那么它是一个好的增长动力，还是一种低效的竞争力呢？性别失衡引发的竞争能不能推高 GDP 的增长率，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增长动力呢？答案说不一定。

正如开场讲的麋鹿的角，是一种个体理性、集体低效的缩影。当人们不断加强内卷，投入更多的额外努力，更多人愿意加班加点，更多人推高储蓄率、降低投资的成本，更多人去创业，更多人提高自己的孩子的教育水平，这些活动会增加 GDP 的增长。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这些额外的努力，并不能实现他们最初做出这些额外努力的目标。

我们的研究告诉我们，很多人做这些内卷的活动，希望是提高自己或者自己孩子在婚配市场上成功的概率。但是最终一个社会，有多少人不能成功地结成婚，完全由性别比例决定，和这个社会平均的卷的程度零相关。

我们的研究告诉我们，性别比例比较高的地区，经济增长的速度确实更快。按照我们的估算，在过去的 40 多年里面，性别失衡加剧这个因素，对中国 GDP 的增长率贡献大约为 20% 左右。换言之，我们过去年均 9% 的增长率，大约 1.8 个百分点，来自于性别失衡引发的各种内卷。

这虽然会推高 GDP 的增长率，但是因为它不能实现做内卷行为的人希望实现的目标，所以最终会导致幸福感下降、满意感下降。我们的研究也告诉我们，性别失衡严重的地区，往往收入增长会快一点，但是居民的幸福感下降也会快一点。

那么怎么才能纠正性别失衡、纠正内卷的活动呢？

长期来看，纠正性别失衡是内卷治理的治本之策，因为很多内卷的深层的根源，在于婚配市场的性别失衡。只要这个基本面不变，无论在职场、教育还是其他的领域，做什么协调都无法改变竞争的基本格局。当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上升时，重男轻女的想法就会弱化，性别比例更可能可以回归平衡。但是要纠正性别失衡，不是一天可以实现的事情。即使今天实现了出生婴儿的平衡，婚配年龄段的性别平衡，还需要有好多年才能实现。

那么在短期、中期，我们能做什么呢？因为卷的本质是一种囚徒困境。每个人都知道过度竞争是低效的；即使每个人都知道过度竞争是低效的，但如果没有一个协调机制的话，谁都不敢先停下来，单独的降低自己的竞争程度。协调，就相当于将麋鹿的角等比例的缩小。社会中协调不是很容易做到，但是也需要去尝试。

从出生婴儿的性别比例发生变化，到引发社会竞争真正的显现，前面提到存在约 20 到 30 年的滞后期。虽然内卷可以提高 GDP 的增长率，但失衡换来的增长，是透支幸福感的虚假繁荣。人为打破的人口规律，社会需要以漫长的代价来兜底修复。今天我们为了恢复性别平衡、提高女性地位、构建协调机制的每一份努力，也会在二三十年后开花结果。

开场我讲了一个麋鹿的角的故事：个体没法协调，所以角越长越大。但人类社会是有智慧、有制度、有政策、有文化，我们更有协调的能力。《繁荣的困局》一书里的研究告诉我们，许多内卷行为有一个可以识别的结构性的根源。治本的杠杆已经被验证，方向是清楚的，剩下的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从治标走向治本、从限制形式走向触及根源。

各位朋友，增长不是目的，人的幸福才是。我们需要让竞争服务于人的发展，而非吞噬人的生活。良性的繁荣，始于两性平等，归于人民幸福。

谢谢大家。

分享嘉宾

魏尚进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学院国际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

亚洲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新经济学家智库旗下《太学》栏目，以"可行动的知识"为坐标系，汇聚经济学者、科学家、文化名人、企业家、达人等各行业的创见者，穿透宏观叙事，分享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