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AI就业冲击的“安静期”，恰是政策准备的窗口期

现场图。本文为蔡昉在2026外滩年会外滩圆桌“劳动力重塑：何处安放人类？”的发言，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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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AI就业冲击的“安静期”，恰是政策准备的窗口期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助力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意见》，从强化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构建就业友好型人工智能升级路径、提升劳动者数字素养和就业能力等六方面提出18项主要任务。其中“减缓人工智能应用就业替代影响”的提法与相关部署受到广泛关注。

在10月19-22日举行的2026外滩年会期间，相关问题亦被各国顶尖经济学家反复提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强调，当前可能是人工智能产生更大就业影响之前的短暂安静期，也是分析人工智能就业影响，提前做好理论和政策准备的窗口期。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不能寄望于技术自我修正，需政府干预与包括金融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推动人工智能向善。

*本文为《21世纪经济报道》10月23日的报道，原标题为《蔡昉：必须用政策干预等协调解决人工智能向善问题》。

在人工智能加速进入职场的背景下，就业政策该如何接住人？

10月21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在2026外滩年会上提出，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不能寄望于技术自我修正，需政府干预与包括金融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推动人工智能向善。

这场以“劳动力重塑：何处安放人类？”为主题的圆桌讨论，是本届外滩年会19场圆桌之一。同场嘉宾还包括葡萄牙央行原行长、财政部原部长Mário CENTEN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业、劳动和社会事务部代理主任Mark PEARSON，国际劳工组织首席宏观经济学家Ekkehard ERNST。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都阳主持圆桌。

蔡昉是我国劳动经济学与就业政策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长期研究人口结构变化与劳动力市场。在此次讨论中，他不仅拆解了宏观数据平稳与微观招聘收缩之间的时间差与结构性错位，还指出生产率提高与岗位替代之间存在时间差，应抓住这段“安静期”抓紧进行政策准备，并就此给出四大着力方向。

安静期不是安全期，要抢先应对

蔡昉指出，迄今从宏观数据上还看不到人工智能造成明显就业冲击的迹象，但微观端已现端倪，例如编程岗位新人招聘减少，部分雇主因预期不明，既不解雇也不新招聘，形成僵持状态。

“这是一个短暂的安静期。在这之后，可能会有更大的劳动力市场表现。”他认为，这段时间恰是适于分析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以及提前做理论和政策准备的窗口期。

单纯从宏观理论来看，人工智能一定会提高劳动生产率，无论是通过加速技术进步、减少试错、改善资源配置还是把低效企业淘汰出局。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埃里克·布林约尔松等人的研究把这一现象概括为“生产率J曲线”：重大通用技术落地初期，企业先要重组流程、调整组织、重新培训人员，这些投入计入成本，产出却要几年后才兑现，生产率往往先不涨甚至先跌一段时间，越过临界点之后才加速上行。

蔡昉表示，问题就出在这段向下走的曲线上。人工智能的应用在产业之间、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甚至不同工序和劳动任务之间都不均衡。某个环节为了节省开支减了人手，就业破坏就已经开始，而生产受整体均衡制约，不一定同时提高。在极端情况下，J字形曲线下探的那段“短腿”期间，可能出现就业破坏加剧、收入增长停滞、收入分配恶化，进而损害国民经济循环，最终反而阻碍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他还特别提到，此次AI就业冲击与历史上两次技术冲击的最大不同在于：前两次尽管经历了阵痛，但最终都创造了大量新岗位，而AI从相对高端的岗位开始替代，被替代者只能向下流动，没有同等质量的岗位可承接，可能导致劳动生产率逆势下降、收入恶化。历史上，即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就业恢复调整过程也耗费了很长时间，其间劳动者生活水平受到不利影响。因此，劳动力市场的自我调节既会伤害劳动者，又耗时过长，社会等不起。故而当前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需要政府政策的介入和制度变革。

人工智能向善，要靠各方参与协同

基于上述判断，蔡昉认为，AI未来会带来的就业冲击存在高度不确定性，因此当前最重要的不是在冲击发生后被动应对，而是在制度层面搭建一个应对平台，让政府干预、政策干预与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形成共同目标与协同手段。围绕这一思路，他提出四方面主张：

一是促进人工智能平权。新技术必然制造鸿沟，AI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鸿沟。当务之急是政策优先解决青年劳动者与大龄劳动者这“一老一小”的结构性就业矛盾。就业支持体系须持续升级，避免陷入“索洛悖论”（记者注：由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提出，指企业在信息技术上投入巨大，但在宏观生产率统计中却未见同步提升的现象）。

二是引导好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学者提出的“对齐问题”（alignment problem）不应局限于技术安全层面，而应扩展到经济社会、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和社会政策，全面要求AI对齐。当前讨论的多为基础模型，但真正影响劳动者的是其实际应用。当基础模型变成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时，对就业的冲击才最大。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引导、激励与规制，让AI“成为劳动者能力的增强器，而非岗位的破坏者”。

三是应超前培育需求弹性大但当前劳动生产率偏低的行业，例如服务业。整体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正是让这类行业有生存空间，使就业、收入和人的发展不与个体劳动生产率硬性脱钩。这既是“人类往哪儿放”的未来答案，也是当下防止就业冲击的“防火墙”和“缓冲器”。

四是推动制度重适配。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虽未大规模爆发，但已与中国既有的结构性就业矛盾、劳动力市场不匹配的情况“衔接在一起”，且这些矛盾会因AI而不断强化。因此，应从应对结构性就业矛盾入手来抵御未来AI对社会的冲击，其中最紧迫的是推动劳动力市场制度与新就业形态相衔接。“当灵活就业、平台就业占比越来越高时，就必须探索新形式，使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社会保障与新的就业形态相匹配。”

同时，蔡昉强调，社会保护制度、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应更加普惠化。在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下，识别个体所受冲击究竟是个人问题还是宏观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为确保每个人都得到充分覆盖，普惠性必须不断增强。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投资于人”理念，应将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应对未来人工智能冲击纳入其整体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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