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0年6月17日，新疆罗布泊库木库都克地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离开考察营地，前往东方寻找水源。几个小时后，队员发现他迟迟未归，车内只留下了一张纸条：“我往东去找水井。”这句话，成为彭加木留给世人的最后线索。
纸条很短，分量却极重。罗布泊不是普通的荒漠，那里地形单调，方向感极易丧失，白天地表温度很高，风沙和缺水又会迅速消耗人的体力。一个人徒步离开营地后，想凭借肉眼辨认来路，难度可想而知。
彭加木失踪前，考察队已经在罗布泊腹地连续工作多日，携带的给养基本耗尽。队伍曾向附近驻军请求补给，营地正等待援助。然而，在援助真正抵达之前，彭加木选择独自出发。这个决定，后来成了整个事件中最令人难以释怀的一环。
有人曾问：“他为什么不等车辆和队员一起行动？”答案并不复杂。科考队当时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水，彭加木认为，若能找到水源，整个队伍便能摆脱困境。对长期从事野外考察的人而言，寻找水源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关系到全队安全的现实任务。
但罗布泊的危险，也恰恰在于它会让经验丰富的人低估距离。荒漠中缺少明显地标，地表看似平坦，实际分布着盐壳、干涸河床和戈壁碎石。行走者离开营地后，往往很快失去参照物。一旦体力下降，方向、时间和距离都会出现判断偏差。
彭加木并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1964年，他曾率队对罗布泊外围进行考察，通过水样和矿物分析，关注当地可能存在的钾盐资源。那一时期，我国农业发展对钾肥需求增加，寻找国内矿产来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彭加木把科研与国家需要紧紧联系在一起。
1979年，他再次组织相关考察。到了1980年，第三次罗布泊考察进入更深区域，目标不只是采集样本，还包括了解地质、水文和生物环境。队伍完成部分任务后，原本准备撤离，但彭加木希望再走一段路线，获取更多资料。正是这个选择，使考察进入了最危险的阶段。
关于彭加木的身体状况，公开资料显示，他早年曾患有严重疾病，长期承担科研和组织工作，身体并不算好。有人据此推测，他可能意识到时间紧迫，因此格外珍惜这次深入荒漠的机会。不过，所谓“他明知必死，主动留在罗布泊”的说法，缺乏足够直接的证据，不能把推测当成定论。
消息传出后，搜救迅速升级。科考队员先在附近寻找，驻军随后派出飞机和车辆协助。新疆军区调集人员、汽车、飞机以及军犬，展开地面与空中的联合搜索。搜寻区域不断扩大，队伍反复核查沙丘、盐碱地和干涸河道，却始终没有找到彭加木的踪迹。
当时有人提出：“会不会是迷路后走到了更远的地方？”这正是搜救最棘手之处。罗布泊腹地面积广大，人在沙漠中留下的脚印很容易被风抹去，直升机从空中观察，也会受到地形和能见度影响。即便投入大量人力，仍难以保证每一寸地面都被准确辨认。
搜救持续了十多天，结果依然没有突破。彭加木携带的物品、遗体和明确行进路线均未被发现，关于他究竟走向何方，也没有形成能够完全证实的结论。有人推测他遭遇沙尘天气，有人认为他因缺水体力不支，也有人猜想存在地形误判，但这些都停留在推断层面。
1980年6月底，考察队其余成员在军方护送下离开罗布泊。两年后，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在相关地点设立纪念碑，碑文记载彭加木于1980年6月17日在考察中遇难。上海市人民政府也于1982年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只是，纪念碑能够确认他的牺牲，却无法回答遗体究竟遗落何处。
这起事件之所以长期受到关注，并不只因为一个人神秘消失，更因为彭加木身上集中体现了那个年代科研人员的工作方式：把矿产、水源和生态调查带到最艰苦的地方，把个人安危放在科考任务之后。至于他在罗布泊的确切去向，现有资料仍不足以给出唯一答案。那张写着“往东找水井”的纸条，至今仍是这宗悬案中最清晰、也最沉重的实物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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