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全国死亡人口高达1131万,比出生人口足足多出三百多万。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吐槽“走”不起,各种对于未来照料的焦虑情绪持续蔓延。这些现象背后,其实是一场必然到来的人口规律清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那波浩大的“婴儿潮”,如今已集体步入生命晚期。
再加上国人预期寿命逼近80大关,曾经那些细水长流的告别,如今像水库开闸般集中爆发。长寿是文明的进步,但长寿不等于健康。失能老人群体日益庞大,叠加家庭结构的小型化,让重病老人的照护成为压垮年轻家庭的重担。
全球人口下降已经是一个必然趋势,暂时看不到放缓或者逆转的迹象。过去两年研究界没有重复讨论这个话题,是因为整体形势没有出现明显变化,这个判断依旧成立。
2024 年,全球大概只有三十多个市场出现人口下降,但其中包含很多人口大国,中国、日本、意大利、韩国,还有东欧大部分地区都在其中,未来还会有更多市场陆续加入这个行列。联合国此前曾经预估,全球人口会在 2058 年达到一百亿的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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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人口下降的速度还在加快,这个预测很有可能无法兑现。落到中国也是一样。2024 年国内人口比上年末减少一百三十九万人,这个数字看上去比前几年稍微缓和一些,但是需要注意,2024 年是龙年。
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龙年的出生率通常会更高,所以这个数据不能代表人口下降的趋势已经得到缓解。结合不同年龄段人口结构、历年出生人口、预期寿命等多重因素综合判断,人口下行的压力后续还会进一步放大。
当时很多人认为人口减速尚且温和,但现实是,随着2025年最新数据的出炉,接踵而至的死亡高峰已经远超人们预期。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来看,庞大的老龄抚养压力才是引发这场连锁反应的关键因素。听起来人口下降已经不是个别国家独有的现象。
报告里面还有一组劳动人口和老龄人口抚养比的数据,研究者看到韩国、日本、希腊、西班牙这些国家,到 2075 年的预测数据都十分惊人。韩国的老龄抚养比预计达到百分之七十八点八。
这意味着到 2075 年,韩国每一百名劳动年龄人口,就要承担七十八点八名六十五岁以上老年人的抚养压力。紧随其后的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日本,这一数值达到百分之七十五点三。这就自然引出另一个核心议题,也就是生育率。报告里面有一组很有参考价值的对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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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范围来看,人们理想中的生育子女数量是二点一个。这仅仅是理想状态,现实当中大众预期生育的数量是一点八个,最新调研统计的实际生育水平只有一点六个。这里研究者对这个数据做一下解释,平均理想生育数二点一,是人口维持稳定的更替水平。
达到这个数值,一个地区的人口就能够保持总量平稳,不会持续增长,也不会持续萎缩。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在欧美地区,主流看法认为出生率走低,根源在于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这组数据其实对这个观点形成了反驳。
大众内心期望的子女数量依旧维持在二以上,这说明当下的核心矛盾是生育上的无力感,而不是单纯的生育意愿缺失。现实当中的各类压力,让生育、养育的决策变得更加复杂。
年轻一代面临的这种普遍无力感,恰与高龄老人迅速攀升的照护需求形成了强烈的资源挤压,使得关键因素在这个时代更加凸显。回看这起事件,整个社会对于“老”的定义也正在被彻底重塑。聊完少子化,对应的另一面就是老龄化。
研究者注意到报告里一个很有趣的发现,不同世代的人,对于多大年纪算是老年,判断标准完全不一样。世代会觉得六十一岁就已经是老年,但是婴儿潮世代会认为七十二岁才算步入老年。大体规律就是,年纪越轻的群体,认定的老年门槛就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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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很好理解。研究者小时候看到三十岁的人,都会觉得对方年纪很大。放到现在再去看,六十岁的人,很多依旧状态很好,完全不会给人衰老的感觉。联合国的划分标准也在发生调整。
在前年相关论坛的交流中研究者聊到,现在六十岁到七十五岁的人群,会被划定为初老人群,七十五岁之后,才被定义为真正意义上的老年。不过在世代研究以及常规人口统计当中,学界常用两套划分节点,分别是六十岁和六十五岁。
在衡量老龄化社会的时候,一般会采用六十岁人口占比、六十五岁人口占比两项指标。这样看来,距离人们被划入老年的范畴,中间还多出好几年。这些发现,折射出社会认知层面正在发生变革。传统线性的人生轨迹正在瓦解,年龄不再是划分人生阶段、评判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尺。
除去职业发展之外,这批六十岁以上人群,休闲探索、发展兴趣的意愿同样强烈。大众在生活里经常能够看到,公园里钓鱼、踢毽子、下象棋、练习单杠的老年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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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见过不少六七十岁的大爷,能完成难度很高的单杠动作,很多年轻人都做不到,十分厉害。但是这里也引出了一个现实问题。大量受访者反馈,当下市场存在明显的供需缺口,适合高龄人群尝试新鲜事物的产品、配套服务严重不足。
行业内的创新调研显示,五十五岁以上的消费者里面,仅有百分之十九认为,市面上的新产品在设计阶段就考虑过他们的需求。从产品创新的角度来看,这个反馈是真实的。很多产品在设计的时候,优先瞄准核心客群,也就是年轻群体。
城市公共设施、公共服务设计会优先兼顾老人和低龄儿童,追求普惠公平,但商业化消费品领域,这个短板非常突出。综合来看,现在六十到八十岁的人群,和传统认知当中衰老、无力的老年形象相去甚远。
大众印象里,常人所说的老,往往意味着行动不便、很少出门活动。如今老年群体的形象,已经变得更加多元。
虽然老年人的形象愈发多元且硬朗,但生命机能衰退的规律始终不可抗拒,当这批庞大的群体集体步入需要医疗介入的终末期时,背负着双重照料重任的家庭便面临着巨大的现实考验。没有任何一个世代是只有利好、没有压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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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国家把 X 世代叫做三明治一代。三明治被上下两片面包夹住,对应他们上有长辈要赡养、下有子女要抚育的处境,也就是大众常说的上有老、下有小。
美国的数据显示,百分之五十八的 X 世代还需要抚养子女,百分之二十八需要赡养老人,很大一部分人同时承担两份责任。双重的家庭压力,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消费选择。汽车消费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欧洲新车购买者的平均年龄是五十三岁,正好落在 X 世代区间,他们选购 SUV 的比例很高。
选择这类车型,不只是为了接送孩子、孙辈,同时也要兼顾长辈上下车的便利性。这让研究者想起之前听过的一段业内交流,业内人士提到,当初判断二胎放开之后会产生新的用车需求,所以布局 MPV 赛道。
多子女家庭加上同住老人,用车场景会发生明显变化,车辆需要适配这类需求,比如车身可以侧向降低高度,方便老人上下车。除了汽车之外,在住房消费上,X 世代同样会受到这种双重照料责任的约束。
很多人在置换房产的时候,不会只考虑孩子的学区,也会把老人就近居住、或者同住的配套条件纳入考量,户型、楼层、小区医疗配套都是权衡的要素。这种家庭责任叠加在一起,也让他们的消费决策整体偏向理性,冲动消费的占比会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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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沉甸甸的微观家庭压力,整个社会的宏观体系必须加速运转起来,以提供更加坚实的底线保障。归根结底,“死亡高峰”并非某种突如其来的灾难,而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演变到特定周期的必然产物。
昔日的“婴儿潮”转变为如今的“白发浪潮”,叠加国人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与少子化加剧,这些关键因素共同促成了当下的社会考卷。对此,我们完全无需陷入过度恐慌。
从全面推开且覆盖面越来越广的长护险制度,到日益规范的殡葬管理条例,再到加速扩编下沉的城乡养老网络,国家正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建设来兜底民生。只要政策端与社会资源形成合力,我们有足够的韧性妥善应对这场人口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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