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川 | 每个人都有一个“老板梦”：小农的风险规避与风险偏好

一、小农的两重特质

小农与市场是什么关系？一种看法认为，自给自足的小农天生与市场参与是绝缘的。因为市场就意味着风险、意味着利益最大化，而典型的生存性小农偏向于保守，他们仅仅满足于简单家庭再生产，靠勤扒苦作的体力劳动多赚一分钱。为了规避风险，他们故步自封、照搬过去、默守陈规。因为缺乏反思精神，他们显得缺乏智慧、不够大胆，在行为上不能大开大合。不少研究据此认为，小农参与市场一定要经过“被组织”的环节，比如被农村集体、农村基层政权所组织，或者被农业合作社、正式工厂所组织，等等。在这些经验的逻辑中，小农的特质是风险规避，他们都是被动的市场参与者。

然而，成功孕育出温州模式的浙江小农社会，却直接证伪了上述看法。当地人有个说法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老板梦”。不少创业者和企业家都是小农家庭出身，却似乎是面向市场而生。他们有着成本、经营和市场的概念，从村庄内前店后厂式的家庭作坊慢慢起步，靠理性计算和积极创新，不断改进管理水平，迎合市场的需要。他们不是靠在劳动力市场上多投入一分劳动而多赚一分钱，而是通过不断反思自己、反思市场，追求一步优先所带来的步步优先。他们是到不确定性中去赚钱，“失败九次成功一次就可以了”。

显然，浙江小农充分展现了小农“风险偏好”的可能性。浙江经验表明， 小农参与市场的方式未必一定要经过“被组织”的环节，作为个体的小农自身也能够以非正式的方式形成“自组织”，或者成为组织者和经营者，以具有高度主体性的姿态参与市场。这里所说的“市场”，不仅是农业市场，还包括工商业市场。

以上展现了小农行为特征中两种相互矛盾的面向：风险规避和风险偏好。这两者之间的逻辑看似是断裂的。为什么小农身上可以同时具有产生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特质的可能性？为什么从风险规避的特质中能够脱胎出风险偏好？在潮州Z镇的调研，为解释这一现象提供了经验线索。

二、潮州的经验事例

潮汕地区靠山面海，因此内部农业资源和人地关系也存在差异。在人地关系紧张的片区，由于农业剩余有限，养不活太多人口，较低的工业化水平也无法充分吸收大量从农业转移而来的劳动力，这些剩余人口于是孕育出“下南洋”闯荡的经商传统，或者孕育出大量灰产和黑产，比如从事金融诈骗、盗挖偷载土石方、制贩假烟和网络赌博。这些人的家庭生计基本已脱离农业，其居住空间甚至也脱离了农村，他们已经完全由小农蜕变为商人。他们的行为固然展现出了明显的风险偏好，但他们的风险偏好是作为小农走投无路而被迫产生的，这种风险偏好不属于小农本身的风险偏好，故此类案例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列。

在人地关系相对和谐的片区，农业剩余较为丰裕，农民靠种植荔枝、黄皮果、单丛茶等经济作物，每年也能获得3-5万元收入，足以支撑基本的日常开支。在当地就有这么一些小农青年，他们的父母是小农，他们自己小时候也务农，长大后他们间歇性回家务农，并且随时都可以返村务农，但他们却成了敢闯敢拼的创业青年，和浙江小农一样“每个人都有一个老板梦”。

比如在Z镇S村，一位村民讲述了他当老板创业的经历：他的创业方向是化妆品销售，但其实是赶上了零售时代的最后一波，进入电商时代之后，他的生意就亏了。于是他转做锡箔纸制造。然而，锡箔纸行业迅速从手工业时代迈向机械化大生产时代，他只赚得了一个星期的暴利，由于其他人都买了机器当老板，他也就没有任何获取超额利润的优势了。他感叹：“我翻书的速度赶不上电商卷我的速度，我寻找创业机会的速度赶不上其他人买机器的速度。”

又比如在Z镇Z村，存在一些看似是“躺平青年”，实则时时刻刻准备“搏一把”的年轻人。Z村90后的一代年轻人大部分是初中毕业学习不好，就不想上高中了，也很少继续读技校。他们在城市务工基本都不太稳定，会在澄海玩具厂（如负责包装，1000多元/月）、服装厂（如熨烫衣服，收入时多时少，平均5000元/月）或模具厂等辗转工作过一段时间，然后尝试送外卖（5000-6000元/月）、送快递。等尝试过这些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做不下去了，因为觉得比较辛苦”。这些人或者会选择开店，自己当老板；或者一边在汕头租房住（房租700-800元/月），一边经常回村协助他们50多岁的父母采茶、做茶、卖茶，虽然采茶也辛苦，但他们觉得从小就采茶，已经习惯了这种辛苦，认为这种辛苦也“比打工好”。

经常回村采茶的4、5个年轻人，在回村期间一般都会喝酒聊天，在汕头时也一般“或者宅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或者在外面喝喝酒、喝喝茶”。这些年轻人基本都已经成家有了小孩，一个小孩上学每个学期的学费要4000元，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也要5000元左右。但他们结婚后却“很少上班”，甚至“现在还找不到发展的方向”，表现出“躺平青年”的外在特征。如果没钱了，他们就找父母要，“一年要2万元，每次要钱，父母都会给”。“实在过不下去，就打零工”，比如在汕头服装厂帮一两天忙，“只要能过下去就行了”。

但他们绝对不会长期进厂打工：一是认为打工不自由，甚至送外卖的时间都嫌太长了；二是认为打工收入低，“打了几年工，还是老样子，就没什么盼头了”，“有家庭的话，打工就不够花了，所以打工这条路走不通”。在“好的工作做不来，一般的工作做不下去”的情况下，他们所谓的“找不到发展方向”，其实是指还没有找到自己当老板的创业方向。一旦决定了创业方向，即使没有做生意的经验，他们也会与平时经常喝酒聊天的同龄人合伙，“用父母2年春茶的收入去搏一下”，比如开一家做夜宵的餐饮店。就算是当老板创业失败，在外面走投无路了，他们还可以回村种茶。

在这些“小农老板”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务农与经商的双重镜像，以及在小农家庭的基础上孕育而生的风险偏好。在上述事例中，商业几乎成为小农经济的延伸。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小农的行为逻辑是如何向商业经营延伸，并与风险偏好相结合的？或者说，小农的风险偏好是如何生成的？借此我们可以重新认识所谓的“小农”。

三、从“风险规避”到“风险偏好”的转换逻辑

小农生产本身就具有风险属性。小农行为从风险规避到风险偏好的转换逻辑，与小农生产本身的风险属性紧密相关。

首先，风险规避导致小农的“自由本位”特性，自由本位孕育出小农的风险偏好。

小农生产的风险来源于不可准确把握和控制的自然环境。为了规避风险，小农不得不根据天象而灵活安排田间管理的节奏。因此小农生产必须具有时间安排的自由度，以至于小农生产的时间具有模糊性、循环性和地方性等特质，它不可能被精确化、理性化和线性化。

追求精确的时间秩序，是大工业体系以及建立于其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在钟表发明与使用之后，时间被精准、一致地分割成长度相同的单位，超越晨昏与季节变化的束缚。工业生产活动追求的是理性和效率，因此促成钟点概念的大肆兴盛。时间的钟点化，催生了劳动时间的商品化，即劳动时间成为一种可以买卖的市场商品，人的身体及其所具有的劳动生产能力，都变成了可以被清楚计算的对象。

相比之下，小农生产为了规避风险，就需要配合“天时”而不是“人时”。比如，水稻插秧、收割的时机都要与降水相配合，配合不好就有造成秧苗倒伏、稻谷被水浸泡的风险；需要根据作物的具体生长情况及时调整田间管理的内容和标准，根据季节变换的雨温配置变化而及时跟进管理行为。而降水的时间、雨温配置的变化节奏，都是难以精准把控的。劳动力的劳动时间，与农作物的产量也不具备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在小农的生产情境下，精确计算时间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时间与权力密不可分。现代时间制度的使用，是现代权力技术的重要手段，使参与工业生产的每一个员工都服从于工厂经营者的安排，工厂经营者成为权力的中心，工厂经营者与员工建立起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相比之下，小农社会时间的模糊性特质意味着，小农无需刻意服从任何人为的权力支配。小农对时间的自由安排，表明小农生产的权力中心就在小农自己身上。小农的时间与权力关系，也就自然形塑出小农不喜欢受制于人的行为特性。

这种自由本位的行为特性，直接影响潮汕地区劳动力的工业化程度。不喜欢受制于人的小农，自然不想经受劳动力工业化的训练，以至于他们在完成劳动力的彻底工业化之前就想要自由，想要独自面对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由于他们心不定，不能接受作为劳动工人被生产体制所束缚，他们的技能很难得到训练。其结果就是，潮汕本地很难输出稳定的劳动力。本地企业也不喜欢雇用进城务工的潮州农民工，因为这些农民工“做着做着自己就想当小老板”——“小老板，虽然很小，但毕竟也是个老板”。由于自由本位所建立的高度自主性，当地雇工基本都是计算“计件工资”，这是因为计件工资可以让每个雇员都成为“生产多少自己说了算”的生产主体。以当老板的心态打工，必定也会缺乏工匠精神。

其次，风险规避导致小农的“命运本位”特性，命运本位孕育出小农的风险偏好。

小农信命，因为自古以来小农生产中就会面对许多人力难以改变的处境，比如大旱和大涝。造成大旱和大涝背后的力量神秘莫测，又似乎与小农生活发生某种交感。因此，小农有时候“听天由命”“只听老天爷”，他们认为天命难违，甚至将夫妻不和也解释为只能加以忍受的命运。为了规避风险，小农往往拜倒在掌管天命的种种神佛之下，祈求他们的保佑自己的命运不至于太差。

不过，对神佛的祈求以及对祈求与命运之关系的笃信，意味着小农在信命的同时却又是反宿命论的。在小农看来，命运不是前定的，具有通过种种行为而“逆天改命”的可能性。推而言之，小农所信的命运之中是容纳得下自由意志的发挥的，这样的命运至少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因此可以说，从小农世界观的角度讲，小农的命运其实是由天命的掌控者与小农本人所共同完成的。

这样的小农世界观，存在两种风险偏好的衍生逻辑：一是，提升了小农对风险偏好行为失败的接受度。即使风险偏好行为失败了，小农也不用患得患失，对自己求全责备，而是可以将责任从自己身上推卸到天命的掌控者身上。二是，为小农在不确定性中施展自由意志的无限可能释放了空间。既然命运是不确定的，小农就有充分的合理性在不确定的命运中“试一试”“赌一把”，因此他们总是想“出去闯一下”，在“爱（“要”的闽南语发音）拼才会赢”的信念中开展一次次赌博式的冒险。

再次，风险规避导致小农的“家庭本位”特性，家庭本位孕育出小农的风险偏好。

在潮汕这样的宗族性地区，小农非常重视家庭的完整性。即使是外出打工，他们也要保证核心小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在一起生活，并认为异地别居的婚姻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如果一家人不能在一起生活，即使赚了再多钱，也没有意义。小农不求大富大贵，他们本来就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人。特别是在宗族性村庄，宗族的公共性对每个家庭都有一定的保护性。在父权对小家庭资源的统合和再分配之下，家庭再生产并没有太大压力。因此，小农的家庭本位使家庭成为规避风险、对抗风险最好的稳定器和后盾。

而正是因为有了家庭这个有力的稳定器和后盾，小农可以更加放心大胆了展开他们的风险偏好行为，因为“亏了还可以返村回家”。比如Z村就有年轻的小老板说，如果在外面发展不好就回来种茶，种茶是最后的退路。

最后，风险规避导致小农的“社会本位”特性，社会本位孕育出小农的风险偏好。

小农向来会自发寻求互助社会网络的建立。因此小农天然就具有社会性，小农社会天然就是一个互助社会。社会本位，意味着小农可以找到与其一同共担风险、分摊成本的对象。

在文化相对封闭的潮汕社会，小农的人脉资源和社会网络一般都会稳定在本地区域之内，因此个人的社会关系是可积累的。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的小农流动性较强，他们一般到东部地区打工，因此脱离了世代积累的本土社会关系网络，使本土社会关系网络无法对他们的发展发挥作用。而在潮汕社会，小农在本地市场只要有了中专学历，就可以充分使用本地社会关系网络，找到比较稳定、有五险一金的工作。潮汕社会普遍认可非正式工作，找这些工作不是靠具体所学的内容，而是在跃过一定的学历门槛之后靠背后的社会关系。因此有潮汕人总结说：“潮汕人均资源有限，但潮汕人出路比较多”。

正是因为社会本位，年轻的小农可以轻易找到几个朋友合伙投入10多万在汕头开餐饮店，创业缺钱时也可以找朋友比较容易地借到钱。即使创业亏了，他们靠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也能“过得还行，不好不坏”。同时，潮汕社会又普遍认同珠三角的社会地位更高，因此有年轻的小农去广州、深圳当老板做生意，“即使生意可能一塌糊涂，父母也觉得很好”。总而言之，小农的社会本位对小农的风险偏好也发挥了推动作用。

四、如何理解小农与风险的关系

如果将小农行为逻辑的特性还原为自由本位、命运本位、家庭本位和社会本位，就会发现，小农出身的老板的行为逻辑与小农的行为逻辑其实具有同一性。小农的风险规避行为，在某种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指向风险偏好行为的转换。

在风险视角下，小农的所谓“保守”其实可以转换为风险规避。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小农风险规避与风险偏好的关系：一方面，风险规避的种种机制，支撑了风险偏好行为的实现；另一方面，风险规避的能力及其限度，其实也限制了风险偏好行为的风险强度。也就是说，一般而言，小农的风险规避与风险偏好会达成某种平衡。一旦超出了风险规避机制的运作限度，风险偏好行为就会自然止息。因为毕竟，小农的风险偏好行为是由其风险规避机制所转换而来的，所以自然受到风险规避机制的限定。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对于小农而言，没有无缘无故的“风险偏好”。即使是像浙江那种高度商业化、经营化、市场化的小农，其风险偏好也一定以风险规避的小农行为逻辑为基础。换句话说，农业本身具有风险属性，小农生产本身就在孕育风险偏好。只不过，风险偏好一般可能处于潜伏状态。一旦遇到特定的生存处境和市场环境，原本处于潜伏状态的小农风险偏好就会被激活，从而显发出来。

本文的这一发现同样具有政策意义。小农的风险偏好需要相应的风险规避能力予以匹配。一旦风险偏好脱离了能够与之匹配的风险规避能力，就会生产出不计后果铤而走险的冒险性行为，进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出现。因此，政府在设置项目、制定政策时，不应一味将重心放在如何解决农民贷款难这一问题上，也不应一味鼓励农民返乡创业、全民创业，因为这将可能导致小农的透支和破产，以及社会信用体系的高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