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7年，上海，东海舰队司令员饶守坤在车站迎接张逸民。此时的张逸民，刚从北京参加完海军的重要会议归来，已经是快艇部队颇有声望的海战英雄。车站上的欢迎并不只是礼节，更因为舰队正面临一件棘手的事情。
张逸民出身陆军。解放战争时期，他在第四十三军服役，新中国成立后被选调到海军学校学习。那时的海军还在起步阶段，许多干部来自陆军，既懂得陆上作战，也要从头掌握舰艇、航海和鱼雷攻击。
毕业后，他成为一名快艇艇长，进入东海舰队快艇第六支队。东海舰队虽然成立于1949年4月，早期作战任务却十分繁重，尤其是在浙东、闽东沿海一带，海上对抗接连不断。快艇部队吨位不大，速度却快，真正交战时，往往要贴近敌舰发动攻击。
1955年，张逸民参加海上作战，指挥鱼雷艇向敌舰发起攻击，击沉了“洞庭号”。这场战斗的意义，不只在于击沉一艘舰艇，更在于新组建的鱼雷艇部队第一次用实战证明了自身价值。张逸民因此荣立一等功，在快艇第六支队迅速树立起威望。
有意思的是，战功并没有让他停留在单纯的“勇敢艇长”位置上。他后来担任大队参谋长，而大队长同时兼任支队副支队长，日常事务繁多，具体军事工作便交给张逸民代管。名义上是参谋长，实际承担的却是大队训练、战备和作战指挥。
这段经历很关键。指挥舰艇不能只靠临战时的胆量，平时怎样训练，关键时刻怎样编组，艇长能不能准确执行命令，都会影响战果。张逸民长期在一线摸爬滚打，对快艇部队的特点十分熟悉，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带兵方法。
在后来的金门海战中，他继续担负重要任务。1959年，他正式升任大队长，成为大队的军事主官。走上这个位置后，他把训练抓得更细，尤其重视艇长的临机处置和协同动作。年中训练总结时，快艇支队为他记三等功一次，这不是最高规格的表彰，却说明他的带兵成绩得到组织认可。
真正让张逸民声名大振的，是1965年的崇武以东海战。那是东海舰队在这一时期规模较大的一次海上作战，他当时担任快艇支队副支队长，负责指挥部队投入战斗。战斗中，部队击沉敌方一艘舰艇，击伤一艘，张逸民也因此受到中央领导接见。
从艇长到支队副职，他的经历带有鲜明的海军特色：既要敢于冲锋，也要能把一支部队训练出来。许多海战英雄在战斗中表现突出，却未必擅长日常管理；张逸民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把战场经验转化为训练办法，又把训练成果带回战场。
此后，他转任快艇支队副政委，1967年担任支队政委。按照当时部队编制，快艇第六支队属于正师级单位，张逸民也由此成为师职政委。因为战功突出、影响较大，他被视为海军基层干部中的标兵，受到毛泽东接见。
也正是在这段声望最高的时候，东海舰队遇到了一场内部争议。根据上级部署，舰队需要开展整风，查找领导班子和工作中的问题。北海舰队、南海舰队都采取了较为公开的方式推进，东海舰队却迟迟没有展开，原因在于领导班子内部存在不同意见。
饶守坤在车站接到张逸民后，先对他的战功和表现作了肯定，随后谈到开门整风的难处，希望他利用海军标兵的影响力，在欢迎会上多讲几句，推动这项工作展开。张逸民当即表示赞成，并说：“明天会上，我可以把态度讲清楚。”
饶守坤答应下来，却又补了一句：“可以是可以，只怕分量还不够。”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普通讲话容易被当作个人表态，未必能推动舰队党委下定决心。张逸民听后提出，既然如此，就写一份《呼吁书》。
这份材料很快引起反响。问题也随之而来：张逸民没有经过舰队党委讨论，也没有向海军机关请示，便以个人名义发出了公开呼吁。上级认为程序不当，要求他在数小时内收回并作检查。可是材料已经传开，想全部收回并不现实，事件的影响也已经形成。
这件事没有立刻断送他的军旅生涯。1968年，张逸民调任舟山基地政委。到任后，他提出先从副政委做起，经过半年再转任政委，表现出一种谨慎姿态。可惜的是，特殊历史环境很快改变了许多干部的命运。
1971年，张逸民受到冲击，离开正军职岗位。此时他是海军中较年轻的正军职干部，战功、资历和职务都曾处在上升阶段，却没能避开那场历史风波。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他按军职待遇离休，后来待遇调整为师职。一个从鱼雷艇上冲出来的海战英雄，最终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军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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