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公募基金成了庄家的锁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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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华夏时报》记者拨通了金昉毅的电话。
电话那头,这位曾经被称为公募量化圈“量化四天王”之一的基金经理,面对记者关于案件的询问,只简单回答了一句:“没有什么。”
随后,他挂断了电话。
距离他离开光大保德信基金,已经过去近五年。期间,他曾转战私募,也曾以投资总监的身份公开发表市场观点。如今,一份刑事判决书让他的名字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
2025年12月9日,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金昉毅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
案件发生在2020年。
当时,金昉毅还在光大保德信基金担任量化投资部总监,管理着规模一度超过40亿元的基金产品。他利用基金经理的职务便利,通过自己管理的光大量化核心基金买入台华新材2060万余元股票,并按照场外操盘团伙的要求锁仓两个月。
作为回报,他收下了50万元现金。
这笔交易背后,还有一条由多名中间人组成的利益链。原本约定支付的160万元锁仓费用,经过层层分配,最终分别落入了六个人手中。
一位拥有数量金融博士学历、曾两次获得金牛奖的明星基金经理,就这样卷入了一起股票操纵案件。
01 一次特殊的股票买入
金昉毅曾经有一份相当漂亮的职业履历。
1980年出生的他,拥有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数量金融博士学位,曾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金融发展研究院担任助理教授,后来进入公募基金行业,先后担任申万菱信基金量化投资部负责人、光大保德信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
2018年4月,金昉毅加入光大保德信基金。
在当时的公募行业,量化投资正逐渐成为一条受到重视的投资路线。与依赖基金经理个人判断的传统投资方式相比,量化策略更加依赖数学模型、数据分析和程序化交易,对基金经理的专业背景也有较高要求。
金昉毅的学术经历和投资业绩,让他在这个圈子里积累了不小的知名度。他曾两次获得金牛奖,管理规模一度超过40亿元,被业内称为公募量化圈的“量化四天王”之一。
他管理的光大量化核心基金,也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这是光大保德信基金发行的第一只具有鲜明量化特征的公募产品,借鉴了外方股东保德信的量化投资理念和长期经验。
按照正常的职业发展轨迹,金昉毅完全有机会继续在公募量化领域积累自己的影响力。
然而,2020年7月,一笔特殊的股票买入改变了这条轨迹。
据《华夏时报》披露的判决书,当时,操盘团伙主要人员刘某全正在谋划操纵台华新材股价。为了减轻操盘过程中的资金压力,他开始寻找公募基金方面的资源,希望借助公募资金买入股票并锁仓。
所谓锁仓,就是买入股票后,在约定期限内不卖出。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锁仓可能只是长期持有的一种投资选择。但在股票操纵过程中,锁仓有着特殊用途。
操盘方如果能够让一部分股票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的持有状态,市场上可以自由交易的筹码就会相应减少。流通筹码减少,操盘资金维持股价所面临的抛售压力也可能随之降低。
公募基金的资金规模和持仓能力,恰好符合操盘方的需求。
刘某全开始寻找愿意提供这类帮助的基金经理。
经过曾某、黄某民、胥某、余某坤、陈某等多名中间人牵线,最终,陈某联系上了光大保德信基金量化投资部基金经理金昉毅。
双方谈妥的条件是:刘某全一方支付160万元锁仓费用,由金昉毅购买约2000万元台华新材股票,锁仓期限为两个月。
2020年7月9日,交易正式执行。
金昉毅利用基金经理的职务便利,通过光大量化核心基金买入台华新材股票2060万余元。
买入完成后,他将交易信息反馈给陈某。消息随后经过其他中间人传递,最终由胥某通过纸条交给刘某全。
对于操盘团伙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已经完成:一笔2000多万元的公募资金进入了台华新材,接下来两个月,这些股票不会被卖出。
直到同年9月,锁仓期限届满,金昉毅才将涉案股票全部卖出。
从交易记录看,这只基金完成了一次买入和卖出。但在交易之外,基金经理与场外操盘方早已谈好了条件,买入行为也因此有了另外的目的。
02 160万元,六个人分
这笔锁仓交易最值得注意的细节,藏在160万元费用的分配过程中。
按照事先约定,刘某全一方需要支付160万元。经过多名中间人层层介绍和联络,这笔钱最终被分成了六份。
其中,金昉毅实际收取50万元。
判决书显示,2020年8月,陈某在扣除部分现金后,在上海光大保德信公司附近,将50万元现金交给了金昉毅。
其余五名中间人也分别从中获利。
曾某非法获利21.5万元,黄某民获利18.5万元,胥某获利20万元,余某坤获利20万元,陈某获利30万元。
五人的获利合计110万元,加上金昉毅收到的50万元,正好是最初约定的160万元。
这条利益链的分工相当清楚。
刘某全负责提出锁仓需求,几名中间人负责寻找资源、联络基金经理、传递交易信息,金昉毅则利用自己掌握的基金管理权限完成买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也都有相应的报酬。
对于金昉毅来说,50万元现金是这笔交易给他的个人回报。对于操盘方来说,160万元则换来了两个月的公募资金锁仓服务。
这笔交易中,承担股票价格波动风险的是基金产品,掌握资金的基金经理却从场外交易中获得了个人收益。
基金份额持有人显然不会想到,自己购买的量化基金,竟然会成为一场场外利益交易的参与者。
更值得注意的是,涉案资金并非通过复杂的金融产品完成转移。按照判决书披露的情况,金昉毅收到的是50万元现金,交付地点就在光大保德信公司附近。
一笔原本需要通过专业投资决策完成的公募交易,最终演变成了基金经理与场外人员之间的现金交易。
03 四年后,警方顺藤摸瓜
这笔发生在2020年的交易,并没有立即进入公众视野。
直到2024年,浙江嘉兴警方在侦办台华新材股价操纵案时,才逐渐揭开背后的公募锁仓利益链条。
随着调查深入,参与其中的中间人以及金昉毅陆续进入司法机关视线。
判决书显示,2024年6月19日,金昉毅被刑事拘留;同年7月26日被逮捕;2025年9月18日被取保候审。
2025年12月9日,嘉兴中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金昉毅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
按照披露的羁押和刑期情况,金昉毅在判决前已经实际羁押一年三个月。到2026年10月,他早已恢复自由身。
同案的五名中间人也分别受到刑事处罚。判决认定,他们均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相关违法所得已经退清。
这起案件从2020年发生,到2024年警方调查,再到2025年底作出判决,前后经历了五年多时间。
而在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之前,金昉毅的职业轨迹已经发生变化。
2021年11月20日,他以个人原因为由离开光大保德信基金。此后,他曾转战私募。2022年8月,他还以道昆基金投资总监的身份公开发表过市场观点。
从公募明星基金经理到私募投资总监,再到刑事判决书中的被告人,金昉毅的职业经历出现了明显转折。
需要说明的是,现有披露材料并未说明他2021年离职与这起案件之间存在直接关系。涉案交易发生于2020年,彼时他仍在光大保德信基金任职。
04 一家千亿公募的尴尬
金昉毅案件受到关注,还有一个原因:涉案基金管理人的资产规模并不小。
光大保德信基金成立于2004年4月,注册资本1.6亿元,由光大证券和美国保德信国际投资管理公司分别持股55%和45%,是光大证券控股子公司。
根据光大证券财报,截至2026年6月末,光大保德信基金资产管理总规模为1205.21亿元。其中,公募资产管理规模1057.30亿元,公募剔除货币理财规模551.61亿元。
公司管理公募基金87只、专户产品28只,旗下资管子公司产品13只。
涉案的光大量化核心基金,曾经是公司量化投资业务的重要产品。它的投资策略借鉴了外方股东保德信的量化管理经验,金昉毅也曾是这只基金的重要管理者。
如今,这只基金的历史上留下了一笔特殊交易。
对于基金公司来说,基金经理拥有投资决策权限,是公募产品能够正常运作的基础。基金经理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持仓,也可以决定买卖时点,但所有决策都应当围绕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展开。
金昉毅案件暴露出的风险,恰恰发生在这套机制的内部。
基金经理掌握着资金配置权限,也掌握着交易信息。外部操盘方希望借助公募资金锁仓,便通过中间人寻找能够提供帮助的人。
最终,一笔2060万余元的买入交易完成了,基金经理也收到了50万元现金。
这类行为给公募基金内部管理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基金公司如何识别基金经理与外部资金之间的利益往来?当一笔交易从投资决策环节看似符合正常流程,背后却存在场外约定时,内部风控能否及时发现?
尤其是量化投资,交易决策和执行往往依赖模型与系统。系统可以记录买入价格、交易数量和持仓变化,却很难仅凭交易数据识别基金经理与外部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利益输送。
05 50万元背后的信任成本
回到金昉毅身上,这起案件最令人唏嘘的地方,或许是那份曾经颇受认可的职业履历。
数量金融博士、大学助理教授、量化投资部总监、两届金牛奖得主,管理规模一度超过40亿元。这些经历让他在公募量化圈获得了相当高的认可度。
但一笔50万元的现金交易,最终让这些职业积累蒙上了阴影。
从涉案金额看,2060万余元的股票买入规模并不算特别大,金昉毅个人实际收取的50万元也远低于许多金融从业者的正常职业收入。
可这笔钱的性质,已经由法院作出了认定。
公募基金管理人受托管理投资者的资金,基金经理的投资权限来自这份委托。投资者无法时时了解每一笔交易背后的情况,只能依赖基金公司建立的管理制度,以及基金经理应当遵守的职业规范。
这也是公募基金行业最重要的信任基础。
一旦基金经理开始利用管理权限为个人谋利,受损的就不仅仅是某只基金的投资决策。投资者甚至很难判断,自己持有的基金究竟有多少交易是在正常投资逻辑下完成的。
金昉毅已经为这笔交易付出了法律代价。
但对于光大保德信基金,以及整个公募行业来说,这起案件还留下了一道需要回答的考题:如何防止基金经理手中的投资权限,成为外部资金可以通过金钱购买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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