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大学老师，正在“自费上班”

“自费上班”的大学老师，越来越多了。

教学、科研之外，大学老师还需完成课题经费到账的考核。

迫于考核压力，又找不到合适的项目，一些老师开始考虑自己出钱补足，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

课题包含由政府科研主管部门出资的纵向课题，以及与企业合作的横向课题。

纵向课题每年的申请数量固定，申请难度高，落选的老师唯有将注意力放到横向课题上。

然而，横向课题机动灵活，却与专业、人脉资源等条件息息相关。有人在酒桌上推杯换盏，有人不断向企业负责人发送简历。

在世俗眼中，高校教师是一份体面、轻松、有价值感的工作。然而，这份工作的真实水温，只有老师们自己知道。

付费上班

今年8月，在暑期收假会议上，王云峰的领导口头提出，横向课题到账经费将纳入教师考核积分体系。

按照职称不同，中级讲师的指标是每年4万元，副高级老师是每年10万元，再往上更高。

如果中级讲师希望评副高职称，至少需要累积到账25万到30万元的横向课题经费，才有机会参与评选。

王云峰在西部一所民办文科高校担任讲师，变动的风声早在去年传来。

有次，学院的领导都去学校开会，回来后，教研室主任半吐槽地告诉王云峰，教师需要开始承担横向课题经费。

那时，王云峰已经拿到横向课题，帮本地一家政务单位运营微信公众号，合作期为3年，经费12到15万元。

王云峰的初衷是赚钱，以此补充每月六七千块的工资，结果误打误撞，不必再担心考核问题。但他的同事却各有不同。

在那场收假会议上，尽管老师们都纳闷搞横向课题的原因，但没人说话，只是坐着，听着。

在王云峰看来，多半老师的想法一致，如果有50%以上的人做这件事，那也跟着做；如果有50%以上的人不做，那就当不做的人，看学校最终怎样处理。

会议结束后，王云峰的同事一部分已经动起来，积极寻找项目，一部分则“躺平”观望。有同事告诉王云峰，如果实在没招了，可能会自掏腰包，这是下下策。

王云峰说，自掏腰包在行业内是“公开的秘密”，甚至有的院长会以“点拨”的形式提醒老师，实在拉不到横向课题，可以怎样操作。

张明辉见证过一份假横向课题的诞生。

他是电子专业，在中科院读过一年博士后，身边的学长学姐曾自费充值横向课题。

“随便找个公司，给它50万，它给你盖章、签假合同，这事就完了”，张明辉说，“流程跑通的（老师）太多了，只要经费到账，请几个熟人开会、签字，或者写一篇论文，项目就算结题”。

张明辉记得，学长刘宁曾向他吐槽，如果不充，就被淘汰了。

刘宁在一所一本理工科学校任教，2021年8月入职。这所学校实行预聘制，首聘期4年内，他必须完成100万的科研经费到账指标，才能通过考核，转为长聘。

他曾寄希望于向相关部门申请纵向课题，但由于纵向课题的数量少，申请人数多，而且申请过程中存在运气与人情世故的成分，他拿下来的概率很小。

最终，他只能向企业争取横向项目，到账的经费中，一部分是他实打实与企业合作得到的，一部分是钱不够，他为了保住工作，自费充进去的。

需求催生产品。一部分“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抓住机会，成为高校教师与企业之间的桥梁。

一方面，他们对接真实需求，帮高校教师找到专业对口的合作项目；另一方面，也为迫于考核或评职称压力的老师，找到合适的企业，走完横向流程，行话称之为“走配合”。“走配合”无需产生真实项目。

当教师决定“走配合”，他需要先了解学校的政策，再确认自己的课题、金额及支付周期，最后向中介付费，中介通过企业将资金打到学校账户里。

假设高校教师的资金不足，还可以通过分期付款、贷款的形式缴费。

事成之后，中介将收到一笔来自高校教师的服务费。

按照“配合”项目的金额，10万元以下合同收取4000元服务费，10万到50万之间收取合同金额的3%，50万到100万之间收取2%，100万以上收取1.5%。

其中，服务费包含中介匹配企业的成本以及辅助教师完成整个流程的费用，比如细节沟通、担保项目成功、辅助向学校报账等。

通常来讲，理工科专业更容易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技术、专利、产品，从而与企业合作，而文科专业似乎很难直接为企业提供具体的、标准化、可量化的产出。

因此，在过去的时间里，理工科专业校企合作的规模更密，项目更多，相关的考核也更多。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文科专业逐渐重视起横向课题，并将其列入教师考核的新标准里。

在学院修改教师评价标准前，许兰从未接触过横向课题。

她是北方一所211高校的文学类副教授。今年上半年，她所在的学院推出一项新草案，表明课题经费将成为评价教师的新指标。

在许兰了解的范围内，老师们对此都“挺不开心”，认为这项规定不合理，甚至有人直接向领导表达不满。然而最终，文件依旧发布并立即执行。

许兰推测，领导可能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学校安排给学院的任务，如果学院层面无法直接承担，那么最简单粗暴的方法是将经费目标按人头分配给老师完成。

学院要求，正高级职称的老师每年最少筹到15万元课题经费，副高级职称是10万元，讲师5万元。如果老师完不成目标，轻则被扣绩效奖金、影响评职称，重则面临被解聘的风险。

许兰不知道自己可以为哪些企业提供服务，也不确定她的研究是否值钱。

面对毫无征兆的变动，她没有对策，好在她与学院签订的是长聘合约，在真正的危机到达之前，许兰决定先保持观望。

“就是钱嘛”

针对假横向课题，中国社会科学报曾对全国117位高校教师展开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82.05%的受访者明确知晓“贷款上班”的运作逻辑，其中，约每6名受访教师中就有1人曾卷入此类资金空转操作。

回溯原因，85.47%的受访者表示，压力来自学校纵向、横向科研经费的双重考核；73.5%的受访者表示，压力来自职称晋升、岗位续聘等个人职业发展需求；45.3%的受访者认为，压力与不同院校资源禀赋和科研定位差异有关。

说到底，教师的压力由高校的教师评价体系决定，而体系背后，是一所高校的现实考量。

“就是钱嘛”，张明辉说，“论文什么的都不重要，你能挣钱，就可以留下”。

他了解到，一方面，当前部分高校的财政资金紧张；另一方面，学校需要负担教师薪酬、学科建设、宿舍维修、科研配套等支出，因此矛盾凸显。

面对这些现实，高校开源的办法是拿到纵向课题和横向课题经费，由于纵向课题僧多粥少，横向课题便成为高校缓解压力的重要途径。

在一些要求严格的学校，教师完不成经费任务，很可能被辞退，“博士生越来越多了，高校不愁没有人来”，张明辉表示。

他的父母在一所高校做行政工作，父母告诉张明辉，近几年，好几个博士毕业后来任教的年轻老师，（学校）都不让干了，因为他们拉不到横向课题。

同样的故事也在许兰身边上演。她认识的“非升即走”的老师，通常不是论文数量不够，而是课题迟迟动不了。

许兰在2018年入职，那时高校青年教师的竞争还不像现在这么激烈，她顺利拿到长聘合约。然而，3年之后，她所在的学校便开启新教师“非升即走”的机制。

许兰听说，学校没钱了，因此加强课题经费到账的考核。

此外，在时代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许多专业面临学科调整，老师的科研论文数量、经费到账情况与学生的就业率直接关系着一个专业的生死存亡。

近几年，许兰的学院一直跟老师们强调，“你们要再不行的话，这个专业就不能干了”。

个人的工作前景与整个学科、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老师们的危机感更甚。可新人老师经验不足，没有相关资源，又是应用性不强的文科专业，拉到横向课题不是件容易的事。

许兰推测，完不成横向经费指标中短期不会对她这类在编老师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新人老师的去留则很难保证。

上学期，王云峰的学校累计开除20多位老师。民办高校不存在“非升即走”，某种程度上，这里的老师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

虽然学校给出的开除理由是这些老师有过教学事故，比如上课迟到、提前下课等，但王云峰猜测，可能还有学校为了申请硕士点，要招博士毕业的老师，才开除硕士毕业的人。

教育部关于硕士学位授权审核的文件表示，高校的硕士学位授予与否，由省级学位委员会根据本地区的情况自主审核。目前，四川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并未公开披露相关申请条件，但王云峰所在的学校已于今年上半年在官网公示申请计划。

据王云峰说，申请硕士点的专业，其博士学位教师的占比要达到30%或50%，同时必须完成一定数额的横向课题经费到账，以此证明该专业的现实应用性。

刘宁的学校也为升格卯足了劲。从学校的各类文件通知来看，刘宁猜测学校在争取“双一流”。

刚入职时，刘宁领到的指标是100万元，但等到交材料时，人事处的老师却告诉他，指标提升到150万元，按照副高的要求来。

刘宁认为，为了达成目标，学校在下达任务时会加码，最终层层累积下来，一线老师承担的业绩递增。

申上硕士点、评上“双一流”，这些成果意味着一所学校未来的发展空间。

它可能因此获得更多财政拨款，更多资源的倾斜，可以招揽更好的师资人才，完成更深层次的研究。

还有争夺更好的生源。

王云峰说，他所在的学校在当地的口碑不错，生源还可以，但如今，随着新生人口减少，已经陆续出现幼儿园倒闭的情况，未来这种变化可能传导至高校，学校申请硕士点的举动，不乏出于稳定生源的考量。

毕竟，对民办高校来说，生源是一种生存性问题；对公办高校来说，生源也决定着学校的竞争优势。

未知的风险

无论横向课题最终指向的是什么，压力都真实地落到老师身上。

张明辉在聚会上听一位不熟的朋友提起，他充值了50万元，最后只能报销出40多万元，折损的钱是他一年基础工资的小半。

多数情况下，不管横向经费的来源是什么，到账的钱都能向学校报出来，不过，其中存在损耗，因为学校要收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通常是5%或10%。

如果老师跟企业“走配合”，老师还需要承担开票企业的税点。税点一般是5%至7%，有的中介可以优惠到4%至6%。

张明辉补充，除开资金损耗外，假横向还是违规操作，可能面临法律风险。最近，多所高校已经开始自查自纠横向科研项目。

张明辉的那位朋友家境殷实，在上海一所理工科学校任教，50万是家里出资支持。张明辉表示，“家里有点底子，就自费充了，我没有那钱”。

考虑到日后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张明辉离开高校体系，在上海一家企业成为程序员。

家底之外，人脉资源也是完成横向课题的重要条件。

许兰认为，这件事情是马太效应，一旦跑通一点，会慢慢摸通整条路，本身有横向的老师不愁横向，而越是她这种没做过横向的老师，可能越没有与企业合作的门路。

她本身对做横向课题并不抗拒，在许兰看来，这是一个真实了解业界的机会，可以借此反哺到自己的研究和课堂里，理想的情况是，学院领导集中跑通几个企业，再把课题分配给老师们做。

目前，许兰不知道哪些企业有哪些需求，就像在茫茫的田野中找到一块金子，是一件没有方向的事情。

有些老师习惯先把自己“推销”出去，再讨论具体的研究问题，有人在酒桌上推杯换盏，有人不断向企业负责人发送简历。

许兰无法想象这种情况，她见过这么做的人大多是男性，而作为女性，她在这方面没有“role model（模范）”。

如果做了太多这方面的东西，“你的同辈会觉得你不务正业”，许兰补充道。

正如萨根效应，一位科学家如果在公众领域出名，反而可能在学术圈里受到轻视、排挤，被认为没有把精力放在真正的科研上。

如今，王云峰做横向的时间已与本职工作的时间基本持平。

他的横向是朋友介绍得来的。平时跟朋友聊天，王云峰有时会描述他的专长，问对方是否有业务可以接洽。恰好他的朋友与政务单位有过合作，便把这份工作介绍给王云峰。

虽然是真实项目，不必担心法律问题与赔钱，还能获得工资，但王云峰做这个项目仍旧痛苦。

他的主要工作是撰写公众号推文、排版、运营，平时单位有活动，王云峰都需要到现场采访、拍摄，再剪辑，如果活动赶上周末，也必须到场。

王云峰偏爱的政务公众号风格是像“深圳卫健委”一样，轻松活泼的，但这家单位却喜欢严肃，如果王云峰想通过一个有趣的表情包进行科普，很可能会被领导认为“太年轻化”。

而且，许多时候，对方无法指出确切的问题，只是一句笼统的“不符合我们的定位”，便让王云峰修改。修改一遍不对，继续修改，最后对方发现，还是第一版最好，又用回第一版。

甲方单位很少考虑王云峰的本职工作是老师，他们认为，既然接了横向，就要像单位的员工一样。有时，王云峰下午三四点钟上课，上完课收到6点开会的消息，便要紧赶慢赶开车2小时赶去横向单位。

他几乎24小时待命。地铁站的角落里，重庆到甘肃的绿皮火车上，北京环球影城的纪念品商店里，都有王云峰完成横向工作的痕迹。

有时，王云峰也会让学生参与横向课题，不过，由于横向时间紧张，王云峰通常不会直接提交学生做的内容，而是线下将自己的版本与学生的对比，给他们讲解内容思路，告诉他们怎样精进。

尽管工作任务不难，但王云峰仍感到刻不容缓的压力。一方面，他对事情的要求高，完美主义；另一方面，他怕耽搁事情，不仅惹得甲方单位不满意，还驳了朋友的面子。

把时间留给学生

成为老师前，王云峰先后做过教培，进过头部互联网公司。那段时间，他常常加班到凌晨，忙起来在公司待一周不回家。

因为长久累积的压力，他患上气胸，不得不做手术，住了近一个月院。到医院检查时，医生告诉他，如果再晚一些就诊，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身体恢复之后的王云峰立刻辞职。彼时，他有位朋友是四川一所高校的教师，在朋友的描述中，高校教师的时间自由，与学生打交道比与职场人交流轻松，这份工作更容易产生自我认同感。

王云峰说，他是个希望享清闲的人，对比之下，他决定进高校试试。

然而，理想中的工作并未如愿而至，如今的王云峰开玩笑地说，自己当时“被骗进贼船”。

高校教师的工作并非只是教学，还包括科研、横向课题、学生实习就业等多方面的内容，不同老师之间还要互相上课，以自己的技能为对方赋能。

在王云峰学校的评职称文件里，只有一条与教学相关。比起带给学生实际的知识或技能，学校更希望老师们去创收，从而保证学校的维稳与运营。

“这是一个坏游戏”，许兰说。

她迟迟不想开始横向课题的原因，除了没到生死存亡的关头，还有她可能因此成为坏游戏的共谋，“如果你自己笃定地相信它是一个坏游戏，却又参与其中的话，其实你也有责任，甭管这个责任是大是小”。

在她看来，学校最乐于看到的情况是，一部分老师行动起来，不论用什么办法拉到横向课题，因为这恰恰说明制度合理。

现实是，每位老师的处境不同：有人能谈成较多横向课题，有人为了保住工作不得不自费充值。对普通老师而言，确实做不了什么，只能按照既定规则参与游戏。

可反过来说，大学老师不是底层，不到只能被指挥棒指着走的阶段，如果非要把自己视为弱势地位，多少有些摆脱责任的意思。许兰想，这不是责怪谁，而是如果付费上班的老师越来越多，坏游戏就会无止境地玩下去。

任教8年，教师考核评价体系的变化让许兰应接不暇。

2020年前后，科研考核不像现在这么严格。许兰有机会通过充值一个不到10万元的横向课题，评上副高级职称。当时，离年度考核截止时间只剩不到两个月，她的家人帮她找好企业，打通渠道，只等许兰下最后决定。

最终，许兰拒绝。

她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心态，“理想主义”，希望每一步路都走得扎实，而不是急于求成。

错过这次机会，许兰又等了5年才评上副教授。过程中，许兰有过后悔，不解自己“当年为啥那么轴”。

这5年里，教师考核和晋升的标准不断提高，许兰吃了不少苦头。

以前，课题是积分制，如果一位老师申请到一个纵向课题，累计的分数够他“吃”好几年。而现在，学校直接规定课题经费的金额，考核不再像从前那么容易。

许兰思考，也许考核政策的变动本身没有问题，难点在于，它无法特别考虑到不同学科的特点，尊重每一个学科的差异性。

她的专业已是文科里应用性相对较强的学科，许兰很难想象历史学、哲学专业的老师可以与什么企业合作，做什么课题。

各种规定让人眼花缭乱，许兰提到，教学在大学老师的考核体系中，反而是非常不重要的事情，只有量的要求，意思是上够一定数量的课就可以达标。

在她看来，大学生在学校一方面是学知识，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化”，在读书过程中，学会独立思考、判断，学会与别人相处，清楚地认识自己。

往常的高校教育在这两方面做得都不够到位，老师的知识更新迭代的速度不如业界变化快，学界跟业界也始终存在间隙，更重要的是，老师很难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具体需求。

许兰认为，更新知识和技能是教师必须做的事情，除此之外，她希望自己保持“available”（在场的）状态，这样学生遇到困难或有需求的时候，可以随时找到她。尽管她无法告诉学生该做什么，但至少可以分享来自年长者的经验和看法。

最近这些年，许兰也常常感到迷茫。她说，“坏游戏”在筛选更顺应游戏规则的人，适者生存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但只要有人还在相信高校最朴素的价值，就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

(王云峰、张明辉、刘宁、许兰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