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0万毕业生走出校门,真的是一场“天崩开局”吗?文凭越来越难换来一份体面的工作,离校后的年轻人该往哪里走?
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270万人,很多人说这是“天崩开局”。可是看看前两年:2024年是1179万,2025年是1220万。
毕业生人数已经连续二十多年创新高,如果一件事年年都被称为“史上最难”,它其实已经算不上难了,而是社会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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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难的感受确实存在。今年春招,杭州一家制造企业招100个技术岗,收到了近10万份简历,录取率只有千分之一。官方数据里,就业落实率常年在80%以上。可很多应届生的感受是,简历投出去就没了回音。
统计数字和个人感受差这么多,说明问题不只是毕业生太多。所以,一直围着1270万这个数字争论,意义不大,数字本身解决不了问题。
更值得问的是:大学学历为什么越来越不管用了?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楚一个常被提起、却很少被真正理解的概念: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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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人口红利就是人多、劳动力便宜。这个理解错得很厉害。如果人多就有红利,印度人口比中国还多,平均年龄更年轻,红利应该更大。
可现实是,印度年轻人的失业率长期在20%以上,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几十年没什么变化。日本人口密度比中国高,也照样经历了“失去的30年”。
人口红利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廉价劳动力、全球产业转移的窗口期,以及能把劳动力有效组织起来的国家能力。三个条件都有,人多才能转化成实际价值。
上世纪90年代,欧美产业大规模外迁,需要找一个劳动力充足、土地便宜、规则宽松的地方来承接产能。当时中国正好有几亿年轻人,肯吃苦,想进工厂,想改善生活,于是接住了这一轮全球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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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不是人多带来的,而是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了合适的地方。这和买股票的道理一样,回报取决于时机,不取决于数量。
明白了这一点,大学扩招的来龙去脉也就清楚了。扩招大约从1999年前后开始,正好是中国准备加入WTO的时候。
决策层已经预见到制造业将迎来大爆发,也知道只靠流水线工人撑不起快速发展,还需要大量会计、文员、销售、工程师、程序员和懂外贸的人。扩招的实质,是批量培养能承接产业升级的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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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古代科举批量培养官员是一个逻辑:科举不是为了让人有文化,而是为了让朝廷有官员;扩招也不是为了让人有学历,而是为了让经济有白领。国家根据产业需要定向培养人才,需求决定供给,这一点一直没变。
当年大学生有多抢手,数据很能说明问题。2001年,大学生只占城镇新增就业的11.9%,差不多每10个新岗位里才有1个由大学生填上。
岗位多,人才少,毕业生根本不用发愁找工作,常常还没毕业就有好几家单位来抢。但需求不会一直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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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2015年开始,几个吸纳白领的主要行业陆续到顶:制造业转向机器自动化,互联网大厂从扩张转为裁撤优化,房地产、教培、金融这几个最能容纳白领的行业也同时收紧。另一边,扩招的惯性还在,毕业生一年比一年多。
上一届的几百万人还没找到工作,新一届的一千多万人又进入了就业市场。岗位在减少,人才供给在增加,社会焦虑就这样集中爆发了。
但根源并不是人多,而是产业升级的速度跟不上人才供给的增长,形成了结构性错配。这种错配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去挤“稳定”的岗位。
2026年国考报名人数达到371.8万,平均98人争一个职位,报考人数首次超过了考研人数。市场上的白领岗位越来越难找,越来越多年轻人把体制内当成最后的退路,这条独木桥自然越来越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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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问,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及时缩减招生?道理不难懂,牵涉的问题却很多。
总不能为了让就业率好看,就剥夺别人上大学的机会,尤其是普通家庭的孩子。真正能调节的还是产业这一端:能不能加快升级,能不能创造更多高质量的新岗位。
只是产业升级需要时间,等待的这段时间,就是扩招要付出的代价。说到产业升级,很多人会想到AI、机器人、芯片和算力,然后觉得:既然以后AI要取代人,上不上大学都无所谓了。
这个想法只对了一半。AI确实在改变就业市场,但学历贬值和AI的关系没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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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AI火起来之前十几年,学历就已经开始不值钱了,AI只是让慢性病变成了急性病。首先要明白,学历一直只是一种身份证明,而不是知识证明。
它说明你学过某些东西,不代表你掌握了具体技能。学历主要向雇主说明三件事:这个人大概是什么智力水平,能不能守规矩、听安排,有没有基本的执行能力。
满足了这些,才能进入社会,在工作中接受进一步的系统训练。上过大学、又工作过几年的人大多知道,大学里教的很多东西本来就用不上,毕业时学到的技能可能已经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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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毕业十年后做的工作,和当年的专业关系也不大。学历的价值主要就体现在那张证书上:它能说明你的下限在哪里,说明不了你的上限。
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因为当时上大学的人不到同龄人的5%,属于稀缺人才。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60%,每10个同龄人里就有6个上过大学。
这时候拿着学历去找工作,很容易陷入同质化的激烈竞争。再加上AI能替代的白领工作越来越多,企业对“标准化大学生”的需求又少了一大截,学历贬值更加严重。
关键是,这种贬值无法逆转。不可能让大学入学率退回到5%,那等于剥夺年轻人受教育的权利。所以学历只会继续贬值,回不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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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能解释开头说的那种落差。某种程度上,落实率反映的是毕业生有没有去处,而年轻人在意的是有没有一份配得上学历的好去处。
千分之一的录取率、98比1的国考竞争,背后都是大量差不多的学历在争抢少数好岗位。不过也不用太焦虑,我们现在经历的事,发达经济体几乎都经历过。
在韩国,成功的标准要么是考公,要么是进三星、LG这样的财阀企业,进不去的人在社会观念里就被看成失败者。好工作就那么几个,剩下的人要么去送外卖,要么干脆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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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失去的30年”里,年轻人不愿意挤进大企业,因为上升通道被上一辈牢牢占着,工资不怎么涨,物价却一直往上走,平价消费和低欲望社会成了主流。便利店、居酒屋里有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打工。
他们不是不想找好工作,而是好工作根本没有那么多。美国的情况也类似。
有一种说法是,名校入学率十年间几乎减半,同一时期社区大学和蓝领技校却越来越热门。原因很现实:电工、水管工、护士的年薪能到十几万美元,而一个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可能背着好几万美元的助学贷款去开卡车。
这三个国家有一个共同点: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再加上技术替代,教育的投资回报率就会全面下降。这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普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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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比我们早30年,韩国早十几年,美国也至少早了20年,中国只是刚刚进入这个阶段。拼名校、考公热、灵活就业、研究生送外卖,这些现在让人揪心的现象,别的国家都经历过。
这也说明,你的痛苦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是社会结构在变,上大学带来的额外回报越来越低。接受这一点,才有可能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向。
其实1270万毕业生并不是什么“天崩开局”,真正在变的是,能容纳大学生的白领岗位在减少,全球产业链重组和AI替代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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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年大学生被争抢,到现在100个岗位收到近10万份简历、国考近百人争一个位置,是二十多年来供需关系的彻底反转。这不是谁的错,也不只是毕业生太多的问题。
学历的价值不会归零,但它带来的额外优势会继续减少。离校后的毕业生能去哪里,答案也许不在越来越挤的独木桥上,而在看清这些规律之后的重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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