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滴滴在杭州试点上线陪诊服务,提供陪同就诊、代问诊、代取药品和报告等项目。公开报道显示,其两小时陪诊收费176元、四小时236元、八小时376元。从网约车、代驾到陪诊,平台业务不断延伸,也引发部分网友质疑:“怎么什么行业都要插上一脚?最后买单的还是普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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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我国陪诊服务领域首项国家标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正式实施。标准明确,陪诊人员可以提供就诊引导、代替排队、领取药品、记录医嘱等服务,但不得判读检查结果、提供医疗建议、调整用药方案,也不能代替患者或家属同意治疗方案。同时,服务机构应公示收费、订立合同,并建立投诉管理和信息保护制度。
陪诊需求并非凭空制造。独居老人不会操作自助挂号机,异地患者不熟悉医院流程,子女因工作无法陪同,这些都是现实难题。滴滴等平台入场,能够带来统一培训、明码标价和保险保障,不能简单将企业收费等同于“收割”。目前公布的部分套餐价格甚至低于一些同类机构,质疑其牟取暴利,尚需更多证据。
但公众的警惕并非没有道理。陪诊面对的不是普通商品消费者,而是患病老人、孕妇和行动不便者。他们议价能力较弱,也更容易依赖平台。一旦平台凭借流量优势挤走个人陪诊师和中小机构,再通过抽成、会员费、超时费、交通捆绑等方式抬高成本,原本的便民服务就可能变成层层收费。患者支付的是辛苦攒下的“血汗钱”,陪诊师也可能在低价订单和平台抽成之间承受压力。
因此,新国标落地只是第一步。平台还应公开陪诊师实际收入、平台抽成比例、超时收费规则和保险赔付条件,不能用复杂套餐掩盖真实价格,更不能把挂号资源、专家推荐等灰色服务包装成高价项目。有关部门也应持续监管价格欺诈、隐私泄露和虚假宣传。
百姓愿意为方便、专业和有尊严的服务付费,但不愿为流量垄断和层层加价买单。陪诊可以是生意,却不能成为专门向患者和老人“伸手”的生意。平台真正该赚的,应是提升服务效率的钱,而不是利用就医焦虑收取的焦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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