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一个反偷拍志愿者，叫周宁河。他统计了一个数：国内34个省级行政区，都有偷拍。被偷拍的女性，大约14万人。
过去一年多，他协助警方破了18起案子。其中两起，涉及未成年人。四川、山东、广东、广西，他说是重灾区。干这行的人流窜作案，今天在这个城市，明天在那个城市。
但真正让这条黑产转起来的，不是偷拍的人。是卖摄像头的、教你怎么藏的、收视频的、把视频标价卖出去的。这一整条链上，每一环法律都认识。
第一环：卖摄像头的。
电商平台上，针孔摄像头不叫针孔摄像头。叫“无线摄像头”“隐闭式摄录镜头”，或者干脆伪装成车钥匙、充电宝、打火机、帽子、书本。卖家在平台上用模糊词引流，聊好了加微信，脱离平台交易，发货。还会特意叮嘱一句：安装的时候戴手套。
法律上，卖这种东西，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器材、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这个罪名的门槛在于，你卖的东西是不是“专用器材”。伪装成车钥匙的摄像头，功能只有一个：偷拍。它不具备普通摄像头的公开录制属性。卖这种定制化的隐蔽设备，就是在卖专用器材。
电商平台的责任也跑不掉。平台如果明知或应知商家在卖偷拍设备还放任，那是另一层问题。但现实是，商家用模糊词绕过了平台的关键词筛查。平台封一个词，商家换一个词。猫鼠游戏，猫永远慢半拍。
第二环：用摄像头拍的人。
在女厕装摄像头，拍到了，传上网。这一环，法律上至少套得上两个东西。
治安管理处罚法里有一条：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拘留或者罚款。这是最基础的。但仅仅靠这一条，不够。因为14万人被偷拍，说明这条基础线，没拦住多少人。
刑法层面，如果偷拍的是性行为或者裸露身体的隐私视频，并且拿去卖钱，那就是“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最高法2024年发布过一批典型案例，有人在宾馆偷拍性行为视频卖钱，非法获利29万，主犯判了十年。这个量刑幅度，比治安拘留重得多。
但如果只是偷拍女厕、没有性行为内容呢？法律上会卡在一个地方：“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要求“造成严重后果”。司法实践中，“严重后果”通常指被害人自杀、精神失常、视频被大规模传播导致社会评价毁灭性贬损。一个女厕偷拍的视频被传上境外论坛，算不算“严重后果”？不同法院可能有不同判断。
第三环：最重的一环，未成年人。
周宁河说，未成年人的偷拍视频，售价是成年女性的5到10倍。他追踪到湖南某小学的案子，上百名女孩受害。
法律对涉及未成年人的性侵害内容，态度跟成年人完全不一样。最高法、最高检的司法解释写得很清楚：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过程或者被害人隐私部位制作视频、照片，属于情节恶劣，要依法加重处罚。如果这些视频还被传播、贩卖，那就不只是加重情节的问题，是数罪并罚的问题。
湖南那个案子，上百名女孩。如果查实有人组织偷拍、有人收购、有人打包卖到境外论坛，那这条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面对的刑期起点，跟普通的偷拍案不在一个量级。
第四环：收视频、卖视频的平台。
加密群组，新成员要上传自己的偷拍视频当“投名状”。视频流到境外论坛，设解压码，充会员才能看。
这个环节，法律上对应的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境外服务器，境内的人，能不能管？能。中国刑法管的是行为，不是服务器在哪儿。你在境内上传、在境内组织群组、在境内收钱，不管视频最后存在哪个国家的服务器上，管辖都成立。
但难在抓。群组是加密的，交易是虚拟货币或者第三方支付，人可能在境外。周宁河协助破了18起，说明这条路走得通。但18起，放在14万这个数字面前，比例是多少，他自己心里清楚。
周宁河统计的那个数，14万。它不是法律统计出来的。法律没有“偷拍受害者总数”这个指标。它是一个人，一个一个追出来的。
法律上，这条黑产链的每一环都有对应的罪名。卖摄像头的，非法销售专用器材。偷拍的，治安处罚或者刑事追诉。收视频卖视频的，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涉及未成年人的，加重。条文都在，量刑空间都有。
但条文在那儿，跟条文被执行，是两件事。14万人被偷拍，18起案子被协助侦破。中间的差距，不是法律写得不清楚，是法律跑到那条街上，需要有人先看见它。
周宁河看见了。他不是警察，不是检察官。他是一个志愿者。他把那些伪装成车钥匙和充电宝的东西拍下来，把那些群组里的“投名状”截图存证，把湖南那个小学的名字报给警方。
法律能做的，是在他把证据递过来之后，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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