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丰三年,黄州。苏轼被贬居城东,常到一处荒地劳作,后来便把这块地称作“东坡”,还给自己取了“东坡居士”这个号。此时的“苏轼”是本名,“子瞻”是字,“东坡居士”则是他主动选择的号。三个称呼放在同一个人身上,指向的并不是三种身份,而是三层不同的社会关系。
古人出生后,通常先有名。名是家族和长辈给予的正式称呼,既用于登记身份,也寄托着父母对孩子的期待。等到成年,男子行冠礼,女子行笄礼,往往再取一个字。传统礼制中,成年意味着从家庭成员走向社会成员,取字也有“成人立身”的意味。
不过,名与字并非绝对固定的制度,更不能简单理解为人人都必须严格照办。贵族、士大夫家庭讲究较多,普通百姓未必完全遵循。历史上也有早年便以字行世的情况,因此只能说“成年取字”是传统礼俗中的常见做法,而不是各朝各地一成不变的法律。
字通常与名有关,或相互照应,或表达期许。杜甫字子美,“甫”有男子美好的含义,“子美”与本名彼此映照。白居易字乐天,“居易”与“乐天”都带有平和自守的意味。李白字太白,太白是星名,气象开阔;他又号青莲居士,显然比“太白”多了一层自我选择的色彩。
称呼上的讲究,核心在礼,而不只是文字本身。后辈面对长辈,往往不能直呼其名;平辈交往时,称字更显得恭敬。官场、书信、宴饮等场合,也会根据身份转换称谓。自称时使用本名,并不一定失礼;但若晚辈当面直呼尊长本名,便可能被视为冒犯。
有意思的是,字并不等于今天的昵称。昵称偏向亲近和日常,字则带有公开交往的礼仪性质。孔丘字仲尼,诸葛亮字孔明,王安石字介甫,都是他人在正式场合对其身份的称呼。朋友之间称字,既保持距离,也表示承认对方已经具备独立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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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号”,性质又不同。号往往不是出生时由家长决定,也不一定经过家族认可,更多是本人自取,或者由朋友、门人赠予。它可以寄托志趣,也可以标明居所、经历和性情,甚至用来表达对世俗生活的某种态度。
陶渊明号五柳先生,取自宅边五棵柳树;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所谓“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再加上我这个老人”;苏轼号东坡居士,则与黄州生活经历直接相连。号不必拘泥于名与字之间的对应,反而最能看出一个人的自我形象。
文人喜欢以号相交,也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关。题画、刻印、写诗、建园林时,号比本名更方便寄托情怀。一个人可以有多个号,随着居住地、人生经历和兴趣变化而更换。李白有青莲居士之号,白居易有香山居士之号,陆游晚年自号放翁,这些称呼都不是简单的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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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古人的名字为何常给人典雅之感?一方面,取名常从《诗经》《尚书》《礼记》等典籍中寻找字词;另一方面,家族也会把德行、功名、安宁等愿望放进名字。名字不只是个人标签,还常常连接着家族谱系。
明代宗室的命名就是典型。朱元璋为子孙制定辈分字,同时还规定名字中的用字要按照五行相生来安排。于是朱高炽、朱瞻基、朱祁镇等名字,不但能显示辈分,也能从偏旁上看出宗室命名的规则。民间家族后来编排字辈,也是为了理清亲疏远近,避免同族之间辈分混乱。
取名还受到避讳制度影响。古人要避开帝王、尊长和先祖的名讳,尤其在公文、祭祀和正式书写中更为严格。避讳并不只有改名一种方式,有时改字,有时省笔、缺笔,也有用同义字替代的做法。不同朝代、不同地区执行程度并不相同,不能一概说成“只要重名就会遭受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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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称谓也更加复杂。许多女子在家中有名,在婚后却常被称为某氏、某夫人,史书中甚至只留下姓氏和封号。并非她们没有名字,而是传统社会的家族秩序和性别礼法,往往压低了女性名字在公共记录中的位置。像蔡文姬、李清照、谢道韫这样以本名或字号流传后世的女性,反而显得格外醒目。
还要注意,古人的“字”和“号”并非人人都有同等分量。普通百姓可能只有名,读书人更重视字,文士、官员和宗教人士则常有别号、室号、斋号。一个人在不同场合被怎样称呼,往往透露出他的身份、年龄、交往关系和所处环境。
所以,名更接近家族给予的根本称呼,字体现成年后的社会身份,号则常常展示个人选择。苏轼可以是朝廷文书里的苏轼,是朋友书信中的子瞻,也是黄州东坡自称的东坡居士。三种称谓交织在一起,正好留下了一个人在家族、社会与自我之间移动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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