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冬,华东军区作战会议室内,许世友、张爱萍和几名参谋围着地图,讨论的不是一座普通海岛,而是一场新型战争该怎么打。
大陈列岛位于浙江东部海面,既是国民党军在浙东沿海的重要据点,也扼守着相关海域的交通。岛上及周边据点驻有相当数量的守军,背后又有海军舰艇和空中力量支援。要拿下它,单靠陆军突击显然不够。
当时,陈毅虽然仍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但工作重心已转向政务。粟裕调任副总参谋长后,华东军区具体军事工作由许世友承担。军委把这一任务交给华东军区,实际上也是一次重要考验:人民解放军能不能把陆军、海军和空军真正拧成一股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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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前线指挥部成立后,张爱萍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具体筹划。地图摊开之后,分歧很快出现。
许世友的判断很直接:大陈岛是敌方指挥中枢,打仗就要打要害,直接攻击大陈本岛,虽然硬一些,却能迅速摧毁敌军核心。只要大陈岛被突破,其他据点自然难以支撑。
张爱萍却把目光放在了一江山岛上。这座岛面积不大,却处在大陈岛外围,像一把插在航道上的门闩。岛上守军相对较少,工事和兵力都不如大陈岛坚固。先夺取一江山岛,既能削弱敌方外围防御,也能为下一步行动打开通道。
更关键的是,这将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组织大规模海陆空协同作战。张爱萍考虑的不只是拿下一座岛,还要让各兵种在真实战场上完成配合。炮火如何引导,舰艇怎样靠岸,空军何时出动,登陆部队怎样展开,每一步都不能靠经验猜测。
有意思的是,指挥部中多数参谋逐渐倾向于张爱萍的方案。他们认为,首次进行三军联合作战,选择一江山岛作为突破口,风险更可控,也更符合“先打有把握之仗”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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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参谋再次向许世友汇报时,屋里的气氛突然变了。许世友拍着桌子质问:“你们吃了几碗干饭?还来给我上课?”随后,他又指着地图说,大陈岛不过是两万守军,难道就不能一仗解决?
这番话听起来火气很大,实际上反映的是两种作战思路的碰撞。许世友长期在陆军战场上指挥作战,重视集中兵力、猛打猛冲,讲究抓住敌军要害一举突破。张爱萍面对的却是海岛攻坚,部队要跨海登岛,后方补给受天气和潮汐影响,任何一个环节失误,都可能让突击部队陷入被动。
许世友并没有因为发火就擅自决定。冷静下来后,他也承认两个方案各有道理,于是同意把两套方案一并上报军委,由中央作出判断。军委经过研究,认为先攻一江山岛更稳妥,最终批准了张爱萍的建议。
方案定下后,真正的难题才刚刚开始。原计划在1954年12月实施,但许世友检查准备情况时,认为兵力、装备和协同训练还没有完全达到要求,便建议推迟。军委同意了这一意见,并要求继续完善作战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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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萍随即重新调整部署。登陆部队反复演练,海军研究航道和潮汐,空军确定支援区域,炮兵也开始测算射击诸元。纸面上的方案,必须变成每个战士都能执行的动作。
1955年1月,战斗准备基本完成。到了预定日期前夕,许世友仍觉得把握不足,主张再等一等。张爱萍认为,人员和装备已经到位,潮汐规律也已掌握,再拖下去反而可能错过有利时机。两人的意见再次僵持。
这一次,张爱萍直接向陈赓报告情况。陈赓听完后,认为按原计划行动具备条件,随即将情况报告给粟裕和彭德怀。彭德怀又请示毛泽东,得到批准后,发出明确指示:按张爱萍的意见办,战斗照原计划进行。
1955年1月18日,一江山岛战役打响。海军舰艇首先展开火力压制,空军对敌军阵地实施突击,登陆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向滩头推进。战斗持续时间并不长,但强度极高,守军依托坑道、碉堡和山地工事顽抗,人民解放军也付出了数百名官兵伤亡的代价。
一江山岛被攻克后,大陈岛守军失去了外围屏障。1955年2月,国民党军及有关人员撤离大陈岛,并在撤退前破坏了岛上不少设施。张爱萍先打门户、再迫使核心据点动摇的设想,得到了战场结果的印证。
不过,战役成功并没有立刻消除两位将领之间的隔阂。许世友认为张爱萍性格强硬,临战时又越级请示,显得不够服从指挥;张爱萍则认为,军事行动既然已经具备条件,就不能因为反复犹豫错失战机。两个人都不是容易低头的性格,心结因此留下。
多年以后,张爱萍到南京军区视察,张震安排他与许世友见面。席间,许世友端起酒杯说:“爱萍,过去的事,就算了吧。”
张爱萍没有多说,起身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那场跨海作战留下的争论,至此才真正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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