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能源赵永占：变压器供不应求将在较长周期存在

记者 田进

作为进博会“全勤生”，在今年进博会期间，日立集团携手在华各集团公司以“One Hitachi”形式，展示了为中国提供新价值的众多产品与解决方案。其中，旗下公司日立能源向外界展示了全球首台300千伏无六氟化硫气体绝缘开关设备。

11月6日，在进博会现场，日立能源全球执行副总裁、北亚区负责人赵永占接受了经济观察报在内的三家媒体采访。赵永占在电气行业从业近三十年，2024年7月加入日立能源后，他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市场局面：全球变压器供应持续吃紧，交付周期普遍排至数年之后，AI（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又在叠加新的变量。

第九届进博会开幕前，日立能源一笔引人注目的追加投资备受关注。今年8月，日立能源宣布在合肥投资约3亿美元，新建电力变压器智能制造基地并扩大组件产能。这笔投资部分来自日立能源三年前公布的90亿美元全球投资计划，也是日立能源在华迄今最大规模的单笔产能扩张项目之一。

他在采访中反复提及一个判断：这一轮变压器需求增长不是短周期的波动。能源转型、工业电气化与算力基础设施三股力量叠加，把变压器从传统的电网设备推向了更广泛的工业与数字化场景。而在行业需求高增长之下，公司客户的需求特点也在变化。

多因素推动变压器供不应求

经济观察报：近两年，全球变压器需求热度有增无减，AI算力爆发是否改变了需求性质？

赵永占：变压器需求高增长的趋势还在加速。全球能源转型是底层驱动力，AI算力中心是叠加在上面的新增量。

数据中心对电力设备的需求有几个特点：单体负荷越来越大，从过去几十兆瓦级进入吉瓦级；建设速度要求极高，运营商希望在两三年内建成投运，而新建一座变压器工厂往往需要四到五年；而且客户对标准化和跨区域复制能力的要求远超传统公用事业项目。

我们观察到，越来越多客户希望提前锁定未来两到五年的产能，用长期协议和战略合作替代过去的逐单招标。对公司而言，这意味着投资决策可以更有前瞻性，但同时也要求我们把产能规划做得更早、更准。

经济观察报：数据中心客户与传统的电网客户在需求上有什么不同？

赵永占：传统电网客户买设备，关注的是全生命周期的可靠性和技术参数。数据中心客户关注的是速度。越快建成，算力投资就越早产生回报。所以他们要求设备标准化、交付可预期、能在多个地区快速复制。

另一个变化是，很多数据中心运营商的核心能力在算力和数据服务上，发电、变电、运维这些环节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课题。这就催生了整体解决方案的需求，不只是一台变压器，而是从发电到变电到进机房的一整套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立能源在海外已经和发电企业、燃机公司合作，为大型数据中心集群提供从能源生产到电力供应的打包方案。在中国，电网覆盖能力强，这种模式的适用场景相对有限，但在电网难以覆盖的区域或特定行业，比如需要“孤岛”式自发电的重化工企业，逻辑是一样的。

经济观察报：今年8月，日立能源宣布在合肥投资3亿美元扩产，具体投向哪些领域？

赵永占：3亿美元集中在合肥，但分两块。其中约5000万美元投在合肥现有工厂，用于提升变压器组件的制造能力，包括更高电压等级的套管和核心主部件。剩余的2.5亿美元则是在合肥另选新址，建设一座全新的电力变压器制造基地。

新基地与公司此前在合肥的组件业务是互补关系。合肥组件中心成立约三十年，是日立能源全球产品类别最齐全的变压器组件基地之一，套管、分接开关都在那里生产。而新工厂做的是完整的电力变压器，面向中国市场，也服务海外客户。两者合在一起，合肥在日立能源全球变压器价值链里的分量会明显提升。

经济观察报：日立能源在中国其他基地是否也有扩产计划？

赵永占：近年来，我们的投资扩产是持续性的。公司在厦门、北京、西安、宿迁等区域的基地，产线升级、产品验证、效率提升等投入一直在持续进行。目前产能总体上可以满足市场需求，未来公司会更多通过挖掘潜力和合作伙伴协作，来应对订单需求。

例如，北京工厂今年做了研发投入，主要针对特高压和高压直流市场。宿迁的扩产正在推进。合肥变压器厂的性质不同，那是在一片绿地上从零建起的大型电力变压器基地。每个基地的定位不同，有的侧重组件，有的侧重整机，有的承担研发功能，合在一起构成公司在华十余家大型制造基地的完整布局。

经济观察报：变压器供不应求的局面可能存在多长时间？

赵永占：所有行业都有周期性，没有一个行业永远供不应求。大家通过投资建厂、扩大产能，总能在一定时间内解决供给问题。这是正常的行业曲线。

只是这一轮供需周期有几个不同。第一，需求侧的驱动力是叠加的——能源转型、电气化、算力中心，三个长周期因素同时作用，不是单一因素驱动的短期反弹。

第二，产能建设不只是“能造几台变压器”的问题，能力建设比产能本身更挑战。比如海上风电的变压器要装在百米高的塔筒里，高振动、高盐雾、高延误，对设备的要求极其苛刻；氢能用的整流变压器制造难度很大；数据中心要求标准化和快速复制。这些能力不是一天两天能建起来的，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人才投入和研发投入。

从这些角度而言，这一轮供给紧张的缓解会比简单的周期反弹慢一些，而中国基地在效率和能力建设上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会持续体现。

整体上，我预计未来很长时间，市场对变压器的需求仍将持续高增长当然，我的客户看起来比我的预期更乐观。

日立能源何以适应新变化

经济观察报：日立能源九年全勤参展，从第一届到现在，你在进博会上观察到的产业变化是什么？

赵永占：变化非常清晰。最早几届，进博会上的展台上以实物资产展示为主，数字化内容比较少。到后来，所有人都在讲数字化。现在，AI开始越来越多地赋能到电力设备和管理系统里。这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

对我们来说，进博会最大的价值不仅是产品发布，更是能看到全产业链的最新动态。比如上游供应商、下游客户、竞争对手对AI的使用到了什么程度，未来往哪个方向走，在这个场合能有一个集中的观察。

另一个收获是合作伙伴关系。几乎每年我们都会和中国的主要大型企业包括央企、民营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和采购意向书。同时我们也会利用这个平台发布新产品，比如今年展出的全球首台300千伏无六氟化硫GIS。去年公司在进博会上展示的550千伏无六氟化硫GIS，今年已经在武汉的变电站里为电网服务了，甘肃的420千伏环保型罐式断路器也已经在电网上应用。进博会的展品正在变成工程实践，这个转化速度是很有说服力的。

经济观察报：在日立集团（日立能源母公司）的展台上，除了电网设备，还有氢能和轨道交通领域的产品。这些新场景对变压器提出了什么不同要求？

赵永占：氢能是一个正在快速发展的行业，制氢环节要用到大量整流变压器，制造难度相当有挑战。我们已经为国际上多个氢能项目提供了这类解决方案，这次在进博会的展台上有实物展示。

轨道交通领域，我们展示的是新一代干式牵引变压器的小型模型。高铁对安全性和可靠性的要求极高。传统的油浸式设备存在泄漏风险，故障情况下还可能引发其他安全问题，而干式变压器没有液体介质，安全性更高，对铁路行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技术方向。

这些产品看起来是细分市场，但它们代表的是电气化向更多行业渗透的趋势。变压器不再只是电网里的一个环节，而是正在进入交通、化工、制氢等完全不同的场景中，每个场景对设备的要求都不一样。

经济观察报：日立能源正在全球推进大规模扩产计划，不同地区的制造基地的竞争力有何差异？

赵永占：每个国家的成本结构不一样，包括土地成本、厂房建设成本、人工成本、能源使用成本等都存在很大差异。

但从制造端环境而言，中国依然是最具竞争力的基地所在地。中国工厂的生产效率整体上非常高，建设周期快，从项目审批到建成投产的速度在全球比较中很突出。

对一个投资者而言，越早形成产能，就越早开始收回投资，这就是中国竞争力的核心所在。所以我们持续在合肥、宿迁、北京追加投资，不是因为别的市场不重要，而是因为中国的制造效率和建设速度在全球供应链里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经济观察报：日立能源在中国有大量出口业务，贸易环境的变化对公司出口有什么影响？

赵永占：贸易环境的风险是常态。做国际贸易，任何时候都有各种各样的风险，地缘政治、关税变化、物流通道，这些都属于风险管理的一部分。日立能源的优势在于全球布局，在100多个国家有业务和网络，对当地市场的标准、客户需求有长期积累。如果某个市场出现扰动，我们可以从其他基地调配供应。运输路线有预案，商务条款有安排，这不是某一个市场的问题，而是一套全球治理体系在运转。

经济观察报：日立能源与中国EPC企业（从事工程总承包的企业）在海外有大量合作。在数据中心、新能源等新场景里，这种合作模式是否也在升级？

赵永占：中国EPC企业在海外拿项目的能力很强，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中东、东南亚和非洲，日立能源的角色是补他们的短板：对当地电网标准的理解、对客户需求的把握，以及设备供应的确定性。目前日立能源与400多家中国企业开展了超过1000个项目的合作，覆盖100多个国家。

新的变化在于项目类型。过去更多是电站和输变电项目，现在数据中心、储能、绿氢这些领域的需求在快速增长。

比如数据中心，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和马来西亚建得很多，但当地电网无法提供足够的电力供应时，需要自建变电站甚至自备发电。这就把我们双方的能力结合在一起了——他们负责项目总包和客户关系，我们负责电力系统的设计和核心设备。

下个月，我们在海南有一场EPC客户活动，会把中国的总包商、银行、出口保险机构聚在一起，把资金、设备、交付这条链打通。在国内枢纽城市，建数据中心不用买高压设备，但如果中国企业在海外建数据中心，往往要自己建变电站，这就是新的需求差异，也是合作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