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锦芳：“自由”如何被美国误读了？

导读：为何在美国的自由叙事中，对自由和解放的追寻未能实现良善，却异化出欲望的无限释放、精神的空虚和绝对的个人选择权？ 本文对这些问题做了富有思辨的阐释，澄清了关于“自由”的错误理解，回应了当今社会生活中的许多争论、疑虑。本文摘编自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权力、资本和自由》一书。

【文/ 聂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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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作为人类精神殿堂中最璀璨的明珠，既是个人尊严的基石，也是社会进步的灯塔。从美国《独立宣言》对“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天赋权利的宣告，到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牺牲的壮丽史诗，“不自由，毋宁死”的誓言穿越时空，始终激励着人们对压迫的反抗与对解放的追求。

然而，当自由从抵御专制的盾牌异化为无限自我扩张的利刃时，其原本崇高的内涵便面临被掏空的风险。

今日美国社会所呈现的自由困境，并非源于对自由追求的减弱，恰恰源于对自由理解的偏狭：当自由被简化为绝对的个人选择权、被等同于欲望的无限释放、被扭曲为对一切社会约束的本能拒斥时，这种“异化的自由”非但未能引领人走向更完善的自我实现，反而加剧了社会的撕裂、精神的空虚与共同体的瓦解。

因此，在社会视角下重新反省自由的真谛，构建一种既能捍卫个人尊严又能滋养社会纽带的新人生哲学，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紧要课题。

美国的自由叙事深植于其建国基因之中。这种自由传统在历史上曾放射出解放的光芒：它鼓舞了反殖民斗争，催生了权利法案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推动了民权运动对种族隔离的摧毁，并为异议者和革新者提供精神庇护。

自由作为一项否定性权利——免于任意干预的权利——保护了个体在私人领域的思想、信仰与行动空间，这无疑是现代社会最宝贵的成就之一。

即使在今日，当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侵蚀数字隐私，或当政治极化威胁言论的多样性时，对自由的捍卫仍然至关重要。自由市场所激发的企业家精神与创新活力，也部分印证了经济自由对社会繁荣的贡献。在此意义上，自由仍需要被不断捍卫与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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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特的个人主义文化与其政治经济结构的演变，共同催化了自由的异化过程。

首先，这种异化表现为自由的原子化。源起于启蒙思想的个人主义，在缺乏强健的共同体传统制衡的美国土壤中，逐渐演变为一种“粗犷的个人主义”。它将社会视为实现个人目标的工具性舞台，而非孕育身份与责任的伦理母体。

当这种观念与消费资本主义相结合时，自由便被市场巧妙地重新定义为“消费者选择的最大化”——从琳琅满目的商品到量身定制的信息茧房，个体在看似无限的选择中，体验着一种虚幻的掌控感，实则可能更深地陷入资本逻辑并被算法权力支配。自由的本意是成为自我的主人，而人却可能沦为欲望与外部诱导的奴隶。

其次，这种异化表现为自由的政治极化与武器化。自由的话语不再主要用作抵御国家暴

政的集体盾牌，而日益沦为不同身份群体在文化战争中相互攻击的意识形态武器。“我的自由”被置于“你的安全”或“共同的善”之上，形成僵局。

例如，关于公共卫生措施的激烈争论，常常呈现为个人“医疗自由”与公共健康责任之间的尖锐对立。枪支管控议题则在“持枪权”的绝对化诠释与社区安全的迫切需求之间陷入死循环。这种将自由权利绝对化并剥离其社会语境与相应责任的倾向，使公共对话变得困难，政治过程沦为零和博弈，侵蚀了民主治理所需的妥协与共识基础。

漫画《资本主义制度的金字塔》

最后，这种异化在精神层面导致自由的空心化与意义的危机。当一切稳固的价值、传统与承诺都可在“自由选择”的名义下被轻易质疑或抛弃时，个体便漂浮于价值的真空之中。

存在主义哲学家所警示的“自由之重”——为自己的一切选择承担全部责任所带来的焦虑——在失去意义框架支撑的语境下，变得令人难以承受。这或许部分解释了为何在物质极度丰裕的美国，精神健康危机（抑郁、焦虑、药物过量致死等）却日益严峻。

绝对的自决权若缺乏关于“何为良善生活”的实质性内容指引，反而可能导致方向的迷失与存在的轻浮。当自由仅仅意味着“免于……”而不包含“为了……”的维度时，它便难以满足人类对归属、贡献与超越的深层渴求。

03

要克服自由的异化，并非要放弃自由，而是要深化与重构对自由的理解。这要求我们从孤立的、消极的自由观，转向一种嵌入社会关系的、积极的自由观。

这种转变的核心在于认识到，真正的自由并非前社会的原子式存在状态，而是通过社会关系得以实现和丰富的人类能力。

首先，自由需要社会身份的锚定与共同善的视野。

人的“自我”并非凭空生成，而是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在特定的文化传统下与语言共同体中逐渐形成的。我们的自由选择，总是在一系列我们并未完全选择却赋予我们生命初始方向与意义的背景框架内进行。承认这一点，并非否定自由，而是为其提供内容与深度。

因此，自由不仅是个体权利，也意味着参与那些塑造我们的共同体的生活的权利。这种自由观要求我们将视野从纯粹的私人利益，扩展至对共同善——那些使所有共同体成员（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美好的社会条件，如公正的制度、健康的环境、互助的文化——的关切。在此意义上，自由是与社会成员身份和公民责任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自由内在地蕴含着责任的维度。

以赛亚·伯林在区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时曾警告后者可能导致强制，但恰当理解的积极自由——成为自己主人的能力——必然要求自我立法、自我约束。

这意味着，真正的自由人，是能够理性地为自己设定目标并能够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而管理自身冲动的人。

将这种个体层面的自律推及社会层面，则意味着认识到个体的自由的边界，在于尊重他人同等的自由，在于承担维护使自由成为可能的社会框架的责任。

例如，真实的言论自由，不能只要求免于政府审查，也要承担参与培育理性、尊重的公共对话文化的责任；经济自由，不仅意味着创业的权利，也意味着对公平竞争规则与劳动者尊严的尊重。没有责任感的自由，终将因冲突而自我毁灭。

最后，自由在人际关系与合作中得到实现与升华。

人类本质上是社会性存在。我们最深层的一些需求——爱、认可、成就、意义——都只有在与他人的互动和合作中才能得到满足。将自由理解为孤立的自我满足，无异于切断了自我实现的源泉。正是在家庭、友谊、团队、社区等各种形式的联合与承诺中，我们超越了狭隘的自我，发现了更丰富的可能性，并体验到了那种在共同事业中失去“小我”却获得更大“自我”的解放感。

合作非但不是对自由的限制，反而是对其的扩展；牺牲非但不是对自由的否定，在某些情境下（如为所爱之人或崇高理想）正是自由最深刻、最有力的表达。一种健全的自由观，必须能够容纳奉献、忠诚与团结的价值。

自由，这颗人类精神的北极星，不应因被误解为放纵（license）而黯淡无光。真正的自由，是那艘既能在个体意志的海洋中破浪前行，又深知其航向与归宿始终与人类共同体的大陆相连的船只。它既要求抵御外在不正当干预的勇气，也要求内在自我立法的智慧，更要求走向他者、在合作与奉献中实现自我超越的胸怀。

在美国社会面临深刻分裂与意义迷茫的当下，重拾这样一种整全的、社会性的自由观，或许正是照亮前路、重建一个既尊重个体尊严又充满团结与生机的未来的关键。自由不是问题的终结，而是更高意义上人类责任的开始。

《权力、资本和自由》，聂锦芳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6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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