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探源】黑骏马/一个豫东乡土文学场域的生命叙事——从腊梅文学社到陈州书院的文脉传承探源

偶然读到张建的《梅韵承岁月 书院续文光——朱集四十年文学文脉回望》一文，文字引我重返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汹涌的校园文学热潮。作为同时期的“文学少年”，我与文中邵文杰、雷霆、李一素有交游，往来经年。之所以写下这篇文章，既是对张建文本的细读，也是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校园文学热潮的回望与致敬。

——作者题记

在中国当代文学辽阔版图上，豫东平原朱集乡只是一处不起眼的地理坐标。主流文学史叙事，往往将乡土叙事的考察重心锚定知名作家与成熟出版文本；那些发轫于乡野校园、由师生自发维系的文学社群，常常被宏大叙事过滤，长期处在研究视野的边缘。张建这篇回望文字，目光落向这一处边缘文学现场，以纪实笔法铺展一段绵长的乡土文脉：自1985年腊梅文学社初创，历2005年沉寂蛰伏，至2023年腊梅文学社重启、2026年陈州书院落成新生，四十年文脉绵延，五代人薪火接续，书写了一段关于乡土文心、坚守与重生的厚重故事。

此文不同于常规的作家论、作品论，它的考察对象不是单篇小说、散文，而是一个地方性文学场域完整的生命史。文中所论的“文学场域”，借鉴布迪厄的理论框架，指在作协、期刊、高校构成的制度化主流文学空间之外生长起来的民间文学共同体。它扎根乡土熟人社会伦理，形成自成闭环的创作者群体、受众圈层、传播渠道与评价标准，位居文坛边缘，却能够生成自洽的地方性文化生态。文章重心不在于研判单篇文本审美高下，而是追踪文学在乡土空间扎根、繁盛、中断、再生的完整生命周期。这一议题，呼应近年新乡土叙事研究对地方性知识、在地文学场域的持续关注，也与文化社会学领域对“文学生活”的考察取向形成呼应，文学不仅是纸面上的审美对象，更是一种嵌入特定社会空间的文化实践。

费孝通《乡土中国》勾勒传统乡土社会以熟人联结、地域封闭、低流动性为底色的社会结构；陆益龙提出的后乡土社会理论，则描述这套稳定结构遭遇现代化冲击之后的转型形态。乡村空心化、人才外流、地方记忆消散，构成后乡土阶段普遍的文化困境。朱集的故事，正是置于这一转型背景下辨识度极高的微观样本。张建没有沉溺怀旧抒情，而是依靠史料打捞、人物梳理、现场还原，追问一个核心问题：当熟人共同体逐步松动瓦解，文学火种依靠何种力量，在平原乡野代代传递？

此文最珍贵的价值，在于打捞并呈现一个极具阐释力的乡土文化样本。

依张建记述，上世纪八十年代，物质匮乏、信息闭塞的豫东乡野中学，诞生了一度产生全国影响力的腊梅文学社，汇聚两千余名文学爱好者，走出杜欣、邵文杰、李一、雷霆、高亢等一批在中原文坛持续发声、作品向外传播的写作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初，是新时期文学蓬勃涌动的时代，但文学资源高度集中在城市高校、作协系统与专业刊物编辑部。在固有的城乡二元认知框架之中，乡村常常仅仅是文学书写的对象，而非文学生产、传播的主体；乡村青年更多作为被描摹的乡土形象，很难成为文学社群的建构主体。张建如实还原当年境况：“没有稿费，没有专项经费，没有专业导师，一群乡村中学的学生，凭着心底的热爱，把文字当成平原上唯一的星光。”这段朴素记述，打破了我们对乡土文学的惯性认知：乡土不只是写作题材，同样可以成为文学生产的原发土壤。

这份荣光并非偶然。文章细致复原鲜活的历史现场：一众学生怀持赤诚，手刻蜡版、油印小报，自筹经费编印刊物，在蜡纸之上镌刻对文字的虔敬。近乎清苦的坚守，印证文学本真的属性：文学从来不是物质的附庸，而是人内在的精神诉求。当乡野少年的视野囿于田垄街巷，一张张泛黄的油印《腊梅报》，便成为他们眺望山河、通往广阔世界的窗口。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油印文学”本身即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形态，它以极低的物质门槛、极高的精神投入，在资源匮乏的乡土空间中开辟出一方自足的意义世界。手刻蜡版、油印传阅的物质过程，本身就蕴含着对文字的虔敬与对文学的信仰，这种仪式感，恰是民间文学生态最为动人的底色。

腊梅文学社早期写作天然携带着豫东平原的风物底色，田垄、集市、村落、颍河，既是他们的生存空间，也是原生素材库。不同于都市作家远距离想象乡土，这群少年的书写扎根切身生活现场，是在地生命经验的直接吐露。这种原生性是其优势，也暗含局限：少年时期的写作多是直观经验的抒发，往往缺少与乡土拉开距离的反思性观照；但这份未经修饰的生命质感，同样是其独有的价值，这也成为不少社员走出故土、持续深造之后，写作面貌发生转变的内在动因。

腊梅文学社的意义，不止于“书写乡土”，更在于它构建了一种“乡土之中的文学”。即在乡土空间内部生长出自组织、自循环的文学社群。

长期以来，文学话语权、发表通道、评价体系集聚于都市、高校与专业文化机构，形成稳固的中心秩序。朱集四十年的文学实践提供了另一种参照：文学种子，可以落向任何保有真诚的乡土土壤；能否生根抽枝，关键在于有没有人持续播种、浇灌、守护。它证明乡土具备内生的文学创造力，不必完全依附城市专业圈层的资源供给。

当然，这不意味着在地社群可以脱离整个文学评价体系独立运行。借用布迪厄的术语，腊梅文学社属于整个文学权力场域之内一处边缘的地方性子场，始终和中心保持动态张力。在腊梅文学社生长的关键期，孙方友、墨白兄弟作为陈州本土成长起来的代表性作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居间接引者角色。彼时孙方友的小小说创作声名渐起，墨白亦在中原文坛稳步深耕，二人熟稔期刊编辑通路、深谙文坛运行规则，他们以乡贤之姿留意这群乡野少年的习作，通信点拨、推介稿件，把腊梅社员的文字引荐至各级文学刊物，为这个闭塞校园里的民间文学子场，搭建起通往中原主流文坛的桥梁。若以文学场域理论的视角审视，孙方友、墨白在此扮演的角色，近似于布迪厄所言的“文学门守人”。与学院派批评家或职业编辑依托制度授权的权力不同，他们所掌握的符号通道，根植于乡土熟人伦理与文人相惜的精神自觉，这种非正式的文化资本，让他们的接引兼具制度通道与情感纽带的复合属性，同时也自带不稳定、难以复制的特质。

这份扶持，并非制度化的项目帮扶，而是依托熟人伦理、文人相惜形成的柔性托举，帮助腊梅文学社将社群内部生成的文化资本，转化为主流文坛认可的象征资本。边缘的生长和制度化文学场域形成复杂的互动互鉴，二者不是对立关系，孙方友、墨白兄弟的介入，正是这一场域互动里极具标志性的一环。朱培贞、陈复军两位在校老师顶住来自各方压力的支持，更是不可或缺的。其历史意义在于，它证明中原本土名家对乡土青年文学社群的守望，不是孤立的个体善举，而是周口作家群内部文脉传导的一种典型形态：成熟写作者反向滋养乡土新生力量，让乡野文学的微光不至于困在校园围墙之内。

张建同样没有刻意美化八十年代的文学乌托邦。行文之间，清晰呈现这类乡土社群与生俱来的脆弱性：经费短缺、师资有限、外部资源匮乏，全部运转依托个体热情，缺少制度化保障。即便有孙方友、墨白等本土作家的温情托举，这种外部助力终究属于人格化的、不稳定的支持，无法弥补社群自身制度缺位的短板。这一处伏笔，也为2005年腊梅文学社的沉寂，埋下合乎逻辑的解释。

全篇最富神采的部分，是对五任社长的群像塑造。这不仅是个体命运的记录，更是乡土文化精神跨代传递的具象载体。制度化文化机构依靠规章、岗位、项目延续文脉；而这种民间自发形成的乡土文学社群，传承纽带从来不是制度，是人，是人格化的精神接力。

五任社长之中，杜欣与李一的事迹最具代表性，恰好构成乡土文脉传承的两端：一个奠基开创，一个反哺回馈。

杜欣作为腊梅文学社的创始者，在八十年代中期物质极度匮乏的乡野中学，以一名普通学生的身份，带领社员手刻蜡版、油印刊物，开辟出一方文学天地。他确立的“书写烟火、记录乡土、致敬生活”的创作底色，并非空洞的文学口号，而是扎根于豫东平原日常生活的写作伦理，鼓励社员从身边最熟悉的人事写起，从收割后的麦地、赶集归来的亲人、村头闲谈里提炼文学质感。这种创作导向，使腊梅文学社的写作自始便带有鲜明的在地性，区别于同时期许多模仿城市文学风尚的校园社团。

杜欣的拓荒意义，不仅在于创办了一个文学社，更在于他为朱集确立了一种写作传统：文学不必远求，脚下即是源头。这一传统的深层价值在于，它将文学创作的合法性从“专业资质”还原为“生活体验”，从根本上消解了乡土写作者面对文坛中心时可能产生的自卑心理，为后来者确立了文化自信的原点。

李一的路径则呈现另一种典型意义。作为第三任社长，他从腊梅文学社走出后，深耕文学编辑三十余年、执掌省级文学平台，完成了由乡入城的空间流动与身份转换。然而，他并未将故土抛在身后。在后续陈州书院的筹建过程中，李一主动承担关键角色，奔走募款、征集藏书，邀约墨白共同发起书院建设，将优质文学资源引回乡野。墨白作为联合发起人，全程参与书院顶层谋划、定位设计，捐赠藏书、牵线文坛资源，接续孙方友与自己当年一同守望乡土文心的未尽薪火，完成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文脉接力。这份饮水思源、归根报本的选择，延续着中国文人源远流长的品格。

从腊梅社员，到省级文学平台组织者，再回归故土搭建书院，李一完成一场精神的回向：曾被乡土照亮，继而回身照亮后辈。墨白则从当年腊梅少年们的引路师长，转变为乡土书院共建者，两代文事，一脉相承。这种乡贤反哺，不只是物资捐赠，更是文学经验、行业视野、平台资源向边缘乡土的回流，平缓城乡之间长久存在的文学资源落差。值得注意的是，李一的回归并非简单的“告老还乡”式退守，而是携多年积淀的文学专业资源反哺故土。他带回乡村的，不只是个人声望，还有成熟的期刊运营经验、文坛资源调度能力与对当代文学审美脉络的判断。这种以专业文学生产能力回流乡土的路径，为县域在地文学生态建设提供了可供参照的样本。

邵文杰一生笔耕不辍，始终以故土为书写母题，持续向外推介腊梅的文学声音；雷霆辗转四方，豫东平原始终是他恒定的精神原乡；高亢在社团后期守住阵地，维系文脉最后的现场。三人各承一段使命，与杜欣、李一共同构成一条完整的人格接力链条。

张建写道：“腊梅文学社不是一块牌子，而是一群人相互托举的精神约定。”这句话精准揭示社群本质：以文学信仰为纽带的情感共同体。在乡土熟人社会伦理之上，叠加文学理想认同，构筑起跨年龄、跨届别的精神联结。学生一届届离校，校舍年年迎新送旧，五任社长，成为流动长河里稳定的精神坐标。他们人生轨迹各异，有人留守故土，有人走向城市，成为编辑、作家，精神原点却始终扎根朱集乡土。这正是新乡土叙事持续讨论的返乡者、流寓者命题：乡土不再是封闭的地理牢笼，而是流动的精神原乡，走出故土的写作者，可以反向滋养本土文化生态。

深层审视，五任社长的接力相守，也揭示乡土文脉独特的传承路径：不靠行政指令硬性安排，依靠情感认同、精神自觉自发传递。这样的传承天然脆弱，随时存在中断风险；惟其脆弱，方显珍贵；惟其步履维艰，更见坚韧。这里触及核心理论议题：自发地方性文学共同体带有鲜明的非制度化特征，依托人际信任与情感联结维系，一旦核心人物离散、教育格局变动，共同体极易解体，这也是大量校园文学社昙花一现的根源。德国文化记忆理论家扬·阿斯曼曾区分“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前者依托日常人际互动，随亲历者消逝而消散；后者依托文字、仪式、纪念碑等固定媒介，获得超越个体生命的持久性。腊梅文学社早期的传承，主要依赖交往记忆的形态，五任社长的接力，本质上是一代又一代亲历者以人身为载体的记忆传递，其脆弱性由此而来。

腊梅文学社的特殊性，便在于这条人格接力链延续二十载，直至外部办学条件变动才进入沉寂，并未随核心人物离开而即刻消散。但它没有彻底湮灭，依托两层支撑：一是五任社长及一众社员织就一张跨地域的熟人文学网络，分散各地的社员长久保持精神联络；二是孙方友、墨白兄弟当年搭建起来的文坛通路、文友交游脉络，长久沉淀在腊梅社员的精神记忆之中，成为蛰伏期维系文心的隐性纽带。

文章后半部分聚焦陈州书院的浴火新生。

2005年朱集高中撤并，腊梅文学社随之沉寂近二十载。文脉暂停的二十年，正是城市化浪潮之下乡土文化持续式微的缩影：乡村学校撤点并校、基层文化阵地收缩、乡土人才持续外流，无数鲜活的乡土文事就此湮没。在乡土文化研究视野中，乡村学校本是乡土文化重要载体；学校撤并不只是教育布局调整，更意味着一处乡土精神据点的消失，依附校园生长的文学社群，失去赖以栖身的物理空间。

张建冷静记述这段空白：“二十年里，腊梅的名字没有被彻底遗忘，只是散落在亲历者的记忆里，散在旧报纸、泛黄稿件、一代人的回忆之中，没有可以安放的实体空间。”这段叙述区分两种文化存在形态：其一是在场、可稳定活动的文化阵地；其二是寄存于个体记忆之中、潜伏待唤醒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不会随空间消失立刻湮灭，但若缺少载体、缺少接续行动，终将伴随一代人老去而消散。

很多同类乡土校园文学社群的研究，习惯于写成兴盛、消亡、复活的三段式传奇，把中间的空白简化为静止的真空。但依据张建的文本细读不难发现，腊梅文学社的沉寂，绝非简单的停刊、解散、销声匿迹，而是从“公开在场的组织”转入“弥散流动的网络”。蛰伏期不再有固定每周活动、定期出报的社团机制，没有教室作为固定据点，也不再面向在校学生规模化招新。但散落各地的老社员之间，保留着松散的联络：逢年过节叙谈、文友稿件互传、地方文学活动偶遇致意，零散的私域交流替代了公开的社团活动。这种联结没有章程、没有负责人、没有活动计划，完全是熟人伦理之上的自然维系。它不再是面向少年学子的文学课堂，变成一群步入中年、散居各行各业的写作者之间私人性的精神纽带。与此同时，实物文献的留存带有很强偶然性：一部分《腊梅报》、社员习作、通信底稿，依靠本土留守者私人收藏保全；另有一部分样报、作品剪报，被去往城市的社员收纳于书橱。这些散落的文献，不是集中归档的馆藏，是分散在多个家庭、多个城市书房里的碎片化档案。这种记忆储存方式极不稳定，一次搬家、一次旧物清理，就可能造成一批史料永久遗失。

腊梅沉寂的二十年，也是中国乡土社会经历最剧烈转型的阶段。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市，村庄空心化加速推进，电视、互联网、智能手机依次进入农家，文化消费渠道与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乡土文学社群面临的不仅是物理空间的丧失，更是文化生态的整体性变迁。当乡村少年的注意力被短视频和网络游戏占据，当“文学青年”在乡土社会不再享有昔日的话语地位，文学写作不再是乡村青年向外瞭望、重塑自我认知的优先通道。张建原文将沉寂主要归因于学校撤并这一外部事件，对媒介迭代、人口流动、乡土价值秩序变迁等深层生态变量着墨不多，这正是后续研究可以继续深耕的方向。

绝大多数蛰伏的乡土文学记忆，最终都停留在私人闲谈与旧纸堆里，很难再次转化为面向公众、面向下一代青少年的文化实践。朱集的文学传承，终究没有走向消散。朱集乡中心校校长曹参团、朱集小学校长李家强成为沉寂之后接续薪火的关键人物：2023年重启腊梅文学社，并每年举办“腊梅杯”；2026年，陈州书院于原淮阳九中旧址（今朱集小学）落成，书院由墨白、李一联合发起筹建，墨白深度参与整体谋划、资源对接与学术定位，捐赠个人藏书，邀约作家、评论家前来讲学交流，下设图书馆、阅览室、院刊编辑部、腊梅文学社、书画院、培训中心六大板块，搭建起一套完整的乡土美育体系。这场重启，不是对旧日文学社简单复刻，不是怀旧式复原，而是立足新时代语境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亦是对当年孙方友、墨白兄弟守望乡土文心这一脉的延续。

陈州书院可贵之处，在于拒绝沦为空洞的文化符号，拒绝打造仅供打卡展演的景观式乡土文化，真正扎根乡土、面向基层。它致力于打捞乡土记忆、抢救散落民间的本土史料，夯实地方文史根基；面向师生、本土文友与文学爱好者开放，弥补乡村阅读资源短板；联动省级文学平台，为乡土写作者搭建稳定的发表、交流通道。“典藏文脉、著书育贤”的定位，一头回望来路，一头朝向远方。

放置在后乡土叙事理论框架中审视，陈州书院完成了一次场域升级：早年腊梅文学社，是依附中学的学生自发社团，主体以青少年为主；沉寂二十年，它转化为跨地域、跨行业的中年文友熟人网络及有组织的校园文学社团；到陈州书院阶段，则生长为跨年龄、跨身份的开放性公共文化空间，覆盖在校学子、本土文友、返乡乡贤与文史爱好者。它把局限在校园内部的文学社群，拓展为地方公共文化场域；它不再仅仅是写作小组，同时承担地方文献保存、乡土记忆抢救、美育普及的功能，将文学写作、地方文史、乡土记忆、公共阅读融为一体。文学由此成为地方文化重建的抓手，而非小众自娱的爱好。从文化空间理论的视角看，陈州书院的意义在于它将一种“流动的”“弥散的”文化记忆，重新锚定为“固定的”“在场的”文化空间。这个空间既是物理的（图书馆、阅览室），也是制度的（院刊编辑部、培训中心），更是象征的（文脉传承的精神地标），三重属性叠加，使得文脉的存续不再完全依赖个体记忆的脆弱承载，而获得了物质化、制度化的依托，完成从交往记忆向稳定文化记忆的转化。

更值得关注的是，陈州书院的运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早年腊梅文学社的制度性缺陷，也回应了蛰伏期“完全依靠私人维系、随时可能断裂”的风险。它不再是纯粹依靠个人热忱运转的民间社团，而是形成了“民间发起、学校承载、政府扶持、专业平台赋能”的多元协作格局。属地学校提供场地与基础资源支持，河南省小说研究会、《河南文学》《大观》等专业机构提供学术指导与发表通道，曹参团、李家强等本土教育者负责日常运营，墨白则持续为书院接引文坛力量、确立文学标高。但这套协作框架依然存在内在张力：学校首要职责是教学，人事轮换、教学任务调整都可能带来变量；外部扶持往往带有阶段性；乡贤志愿投入，本质上依旧依托核心人物的自觉，它是一种半制度化的过渡形态，距离完全稳定、可持续的长效机制仍有距离。相较于早年完全依托个体热情的运转方式、以及蛰伏阶段完全依赖熟人私交维系的松散网络，它已经在制度化方向上迈出关键一步。

读完此文，一个时代命题自然浮现：在媒介迭代加速、文化生产趋于快餐化的时代，我们应当如何守护平原乡野这些微弱却珍贵的文化火种？这也是新乡土文学研究、乡村文化振兴议题持续探索的核心。很多乡土文化实践，或是坠入浪漫怀旧，一味追念旧时光，抗拒时代变迁；或是被改造为标准化文旅符号，掏空内在精神，只剩空壳。张建这篇回望文章，借朱集的实践，给出辩证的回答。

乡土文学研究长期习惯于以名家、经典文本为核心样本，大量边缘、在地、自发生长的文学群落长期处于观察盲区。腊梅的案例提醒我们，名家与民间社群从来不是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孙方友、墨白兄弟对腊梅文学社早年的扶持，以及数十年后墨白携手李一发起陈州书院，恰好完整展示中原乡土文学生态内部一种重要的流动关系：成熟作家的文学资源、文坛视野向下回流，滋养基层青年写作社群，再经由书院这一公共空间，把文脉长久安顿在乡土大地。这类社群未必产出轰动文坛的经典大作，却数十年持续培育乡土文心，源源不断为中原文坛输送写作种子，构成乡土文学生态不可或缺的底层土壤。知名作家的创作，如同乡土文学的乔木，撑起文学史的景观；腊梅文学社这样扎根乡野的文学社群，则是平原上岁岁生发的草木，维系整个乡土文学生态长久的生机。文学批评应当主动拓宽观察边界，建立适配这类民间文学共同体的评价尺度，看见“非经典”现场独有的价值，同时把名家对在地文学社群的接引、托举、共建，纳入乡土文学生态的考察视野。

朱集现象也清晰昭示：文脉永续，根本在人。地方文脉本质上是一条活的精神谱系，缺少人的认同与接续，再厚重的史料、古老的遗址，也只是静止物件，无法形成生生不息的文脉。从杜欣初创腊梅，到孙方友、墨白兄弟跨域托举少年社员，再到李一邀约墨白合力筹建陈州书院，这是一条交错叠加、跨越两代人的人格化传承链条。

但朱集实践同样提醒我们：乡土文脉的守护，不能仅仅依靠个体情怀托底，还需要稳定的制度作为支撑。民间自发情怀与公共层面扶持、专业平台赋能形成合力，文脉才从脆弱的个体接力，转向可持续的文化实践。置身乡村振兴格局之中，如何将这份自发的乡土文化守护，转化为可持续的文化治理实践，仍是值得持续深思的课题。

此外，朱集现象也为当代文学批评提出一个方法论层面的启示：如何为这类“非经典”的民间文学共同体建立恰当的评价尺度？传统的文学批评以文本审美为核心，但腊梅文学社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不在单篇作品的文学成就，而在于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所展现的生命力与持续性。我们可以借鉴文化社会学的方法，增设一套观察维度，将评价重心从单一的“写了什么”，延伸考察“文学生活如何发生”，考察社群的组织形态、传承机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方式，考察本土名家与基层文学社群之间跨时段、跨代际的互动关系，以及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承载的精神功能。这套视角是补充而非替代，文本审美依旧是文学批评不可舍弃的根基。视角的拓展，有助于将朱集这类案例从文学史的脚注位置，提升为理解中国乡土文学生态的重要参照。

张建在原文中留下凝练的判断：“腊梅之韵，不在于一时盛放，而在霜寒之中长久自持；文脉之光，不在于一瞬璀璨，而在一代代人接力相守。”这句话道破朱集四十年文脉传承的真谛，亦是全文的精神诗眼。

在节奏迅疾、文化生产日趋浮躁的当下，乡土文化常面临两种诱惑：或是迎合喧嚣，将文化简化为展演道具；或是沉湎怀旧，困在逝去年代里自我感伤。朱集的故事，提供一份沉静的参照，促使我们重新理解文化传承的本义：它未必是宏大叙事，也不是热闹的仪式，而是漫长时光中，一代又一代人默默耕耘、薪火递传的日常。孙方友、墨白先后两次向乡野递出文学灯火，一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照亮腊梅少年的写作之路；数十年之后，墨白再与李一携手共建书院，接续这份守望，安顿乡土绵长的文心。

腊梅耐豫东霜寒而生，这一隐喻，恰与这段乡土文脉同频共振。朱集四十年文学历程，从破土、扬名、蛰伏，到书院新生，完整呈现一条在地文脉的生命周期。它为中原乡土文学研究、后乡土时代地方文化重建，提供了一个可观察、可反思、可借鉴的鲜活样本。尤其蛰伏二十年这一段容易被简化的阶段，让我们看见乡土文脉并非只有兴盛、消亡二元选项，还存在一种弥散、隐秘、依靠熟人网络与私人文献存续的中间状态。它提醒当代文学批评，应当拓宽目光，在名家文本之外，留意那些生长于乡土校园、依靠凡人坚守维系的文学现场，看见边缘文心之于整个文学生态的价值，看见中原作家群内部这种跨代接续、双向流动的文脉传导方式。

当然，朱集的故事也留下若干尚未充分展开、贴合本个案的研究问题：在数字媒介深度渗透乡村的今天，陈州书院如何依托豫东在地经验，搭建适配乡土写作者的数字传播路径？在城乡流动持续加剧的背景下，中原作家群内部这种名家向下托举基层社群的文脉流动，如何形成稳定机制，而不局限于个人情谊促成的孤例？蛰伏期跨地域、跨届别的腊梅社员网络，如何转化为书院良性补充力量，而非单纯依附实体场地？

这些问题的回答，有赖于更长时段的观察与更深入的研究。但无论如何，朱集的四十年文学文脉已经证明：乡土文学从来不是封存于过往的标本，而是扎根大地、不断生长的生命之流。平原无言，文心有根。愿陈州文脉承腊梅之骨，携烟火温度，在时代变迁之中长久自持，生生不息。

（原载《河南文学》2026年第六期）

黑骏马，本名白宝良，山西长治潞城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公安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曾连任长治市作家协会第五届、六届副主席。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山西文学》《河南文学》《星星诗刊》《诗选刊》《黄河》《延河》《光明日报》《儿童文学》《博览群书》等报刊，出版诗集多部。部分作品被《书摘》《海外文摘》《杂文选刊》选载，并入选《中国诗歌排行榜》《中国当代诗歌年鉴》《山西新诗百年》《山西中青年实力作家作品精选》等二十余种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