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黑产链条曝光？受害人数高达14万，线索覆盖多地被官媒点名

住酒店要当心，去公共厕所也要留心，甚至连学校卫生间都可能成为偷拍者牟利的地方。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偷拍已经不是个别人满足私欲的行为，而是逐渐形成了设备销售、秘密拍摄、视频交易、网络分销和会员收费的完整黑色产业链。

11月5日，大象新闻曝光了一组调查数据：反偷拍志愿者周宁河估算，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都有偷拍案例，受害女性约14万人，警方侦破18起案件，其中2起涉及未成年人，偷拍究竟是怎么从一台小设备，变成一门有买家、有卖家、有渠道的生意的？

这次调查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反偷拍志愿者周宁河提供的数据，过去一年多，他一直在社交平台搜集偷拍线索，通过视频里的环境、地标、广告牌等信息判断拍摄地点，再把证据交给警方。

截至11月5日，根据他提供的线索，警方已经侦破18起偷拍案件，其中2起涉及未成年人。

周宁河个人估算，全国34个省级行政区都存在偷拍案例，被偷拍女性约14万人，其中还包括未成年人。

我认为，14万这个数字最值得警惕的地方，不在于它是否精确，而在于偷拍已经呈现出跨地区、反复发生的特点。

如果只是某个酒店偶然出现一个摄像头，当然可以按照个案处理，可当不同地区不断出现相似的偷拍线索，背后又存在设备销售和视频交易，就不能再把它看成孤立事件。

周宁河根据自己的调查发现，酒店偷拍较多出现在大学城附近的中低端民宿、小型连锁酒店，公共厕所则涉及商场、酒吧等场所，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点：人们需要使用，却很难长时间检查周围环境。

我认为，偷拍者利用的就是普通人的信任，顾客花钱住酒店，理应得到安全、私密的休息环境。去公共厕所，也不意味着个人隐私可以被别人窥探，这不是消费者应该承担的正常成本，而是经营管理和社会治理必须解决的问题。

偷拍产业链的上游，是设备销售，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尽管电商平台已经对相关商品加强限制，但一些商家仍然使用模糊关键词规避监管，再把有购买意向的人引导到其他社交软件。

记者调查中发现，有一款直径不到1厘米、能够通过4G网络传输的微型摄像机，卖家报价1100元。

还有一些设备被伪装成日常用品，普通消费者从外观上很难判断其真实用途，我认为，这里暴露出的不是简单的商品监管漏洞，而是正常电子产品供应链被不法分子利用的问题。

摄像头本身可以用于安防、记录和生产，但当商家明知买家准备将其用于偷拍，仍然提供改装、销售和使用指导时，就不能再拿普通商品交易当挡箭牌。

更值得注意的是，设备卖出去以后，商家并没有退出这条生意，他们通过私聊和加密社交软件与买家联系，后续还有拍摄者、视频收购者、推广人员和网盘运营者，这意味着，偷拍设备的销售只是第一笔收入，真正持续赚钱的是偷拍视频的反复交易。

我认为，治理偷拍不能只盯着摄像头本身。一个设备可能被发现、被拆除，但只要后面的买卖市场还在，就会有人继续寻找新的设备和拍摄方式。

新闻调查发现，偷拍内容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交易模式，拍摄者负责获取视频，再将视频卖给收购者；收购者通过小众论坛、网站等渠道引流，吸引二级分销商和消费者购买。

有些交流群采用加密软件联系，进入高级群组还设置了所谓的“投名状”，要求新成员先提供自己偷拍的视频。

视频交易完成后，部分内容会被转移到非主流网盘，用户需要注册、充值会员才能下载，报道中提到，一些网盘会员每周收费约30元，包年则有一定优惠，酒店偷拍视频每部售价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特殊场景的内容还可能被单独定价。

这套模式最可怕的地方，是一段偷拍视频可以被反复出售，拍摄者获得第一次收入，收购者赚取差价，分销商赚取推广费用，平台或网盘则可能通过会员充值获得收益，一份隐私被复制很多次，受害者却始终只有一个。

这不是单独抓一个人就能彻底解决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受害者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影像已经被多少人保存，更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再次出现，偷拍结束的那一刻，不代表对受害者的伤害也结束了。

11月8日，新闻刊发了进一步调查，对偷拍者的身份和黑产内部的运作方式作了补充，周宁河介绍，参与偷拍的人并不全是男性，其中还有女性，甚至存在夫妻共同参与的情况，部分涉案人员具有较高学历，甚至是企业管理人员。

很多人对偷拍者有一种固定印象，觉得这类人一定是某种特殊群体，但现实说明，职业、学历、家庭身份都不能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违法的依据。

我认为，真正推动这条产业链持续运转的，还是利益，当偷拍视频可以出售，当未成年人影像甚至能卖出更高价格，一些人就会把违法犯罪当成赚钱手段。

周宁河表示，他经手的未成年人偷拍案件中，已经有两起抓获犯罪嫌疑人，其中一起发生在湖南永州一所小学的厕所，偷拍持续约半年，涉及上百名未成年女孩。

更令人愤怒的是，他估算未成年人偷拍视频的售价，可能达到成年女性偷拍视频的5至10倍，这意味着犯罪分子甚至会根据受害者年龄给视频定价，把未成年人也当成牟利对象。

我认为，这已经突破了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孩子在学校使用卫生间，本来是最普通的生活需求，却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即便犯罪嫌疑人最终被抓获，影像一旦流入网络，也很难保证所有副本都被清除。

11月8日的报道还披露，周宁河长期搜集线索、协助警方，却因此遭到个人信息曝光、人肉搜索，甚至收到死亡威胁。

在我看来，这恰恰说明民间反偷拍力量不能只靠个人热情维持，志愿者可以提供线索，但不应该独自承担调查风险，更不应该因为揭露违法行为而成为被威胁的对象。

2025年8月，公安部组织多地公安机关，摧毁一个跨境偷拍敲诈团伙，根据2026年3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这个团伙从2025年7月开始，通过境外通信软件招募境内人员，到酒店安装偷拍设备，窃取住客隐私影像和登记信息，再利用这些资料实施敲诈勒索。

团伙内部存在明确分工，有人负责改装设备，有人负责酒店安装，有人负责窃取住客资料，还有人在境外负责敲诈。

最终，公安机关抓获包括各环节骨干在内的犯罪嫌疑人124名，查获并拆除了安装在酒店房间内的偷拍设备。

我认为，这也是治理偷拍最需要改变的地方，过去，人们发现摄像头，往往首先想到报警、拆除设备，但对于组织化犯罪来说，拆掉一个摄像头，只是处理了结果，没有处理产生结果的原因。

真正应该追查的是设备从哪里来、谁负责安装、视频传给谁、钱最终流向哪里，202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依法惩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犯罪的典型案例，明确了对非法生产、销售和使用专用器材行为依法追责的态度。

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明确将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列为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

一般情况下，可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如果涉及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或者制作、贩卖、传播相关内容牟利，还可能根据具体行为构成相应刑事犯罪。

但我认为，法律追责不能只停留在偷拍者身上，电商平台有责任加强对可疑设备交易的识别，不能让商家换几个关键词就继续销售。

网盘和社交平台也不能对明显违法的内容视而不见。对于已经发现的违法信息，应依法履行审核、处置和报告义务。

酒店和民宿更不能把反偷拍当成一句宣传口号，消费者入住以后，房间内的安全检查、设备巡检和异常情况处理，应该有明确制度，而不是完全依靠顾客自己发现。

那我们普通消费者能做什么？入住酒店和民宿后，可以留意房间内位置异常、用途不明的设备，尤其是正对床铺的烟雾报警器、插座和空调出风口等位置。

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手机摄像头出现红点，不代表一定存在偷拍设备；没有发现红点，也不代表房间绝对安全。

一些摄像头没有红外补光功能，部分设备还可能通过独立网络传输，因此普通手机扫描和WiFi检测都存在局限。

这次调查最值得关注的，不只是14万人这个估算数字，而是偷拍已经出现设备供应、拍摄、收购、分销和收费等多个环节。

我认为，治理这类黑产，不能只靠普通人提高警惕，也不能只靠志愿者持续搜集线索，平台要管住交易渠道，酒店要落实日常排查，公安机关要追查上下游资金和人员，司法机关要依法追究各环节责任。

普通人的隐私不应该成为别人的商品，酒店房间和公共卫生间也不应该成为犯罪分子的赚钱场所。

让偷拍者无利可图，让传播者付出代价，让经营者真正承担责任，这才是公众安全感恢复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