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太到丽江：斐济为何把“快乐”写进国家战略？

【文/观察者网 赵乾坤 编辑/高莘】

日前，斐济旅游局大中华区路演在云南丽江举行。选择丽江，而非北上广，本身就释放出耐人寻味的信号；一边是南太平洋的岛国，一边是玉龙雪山下的古城，看似遥远的两个地方，因“旅游”二字产生了奇妙链接。

斐济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太平洋岛国，也是南太平洋地区最早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之一，更是最早一批获得中国批准的出境旅游目的地（ADS）资格的岛屿国家。这些“最早”并非偶然。斐济旅游局首席执行官 Paresh Pant 反复提到一个词：信任。

从左至右，斐济航空董事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 Paul Scurrah 、斐济旅游局首席执行官 Paresh Pant 、斐济航空亚洲区销售执行总经理彭秋琳、斐济航空首席销售及市场营销官 Kamal Haer、斐济旅游局亚洲区及华人市场全球总经理郑入瑞

在路演现场，斐济旅游局首席执行官 Paresh Pant 、斐济旅游局亚洲区及华人市场全球总经理郑入瑞、斐济航空董事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 Paul Scurrah ，向观察者网回答了更深层的问题：当世界进入不确定时代，一个以“快乐”闻名的太平洋小国，如何用旅游外交连接中国与世界？而中国市场的“质量之变”，又将如何重塑一段跨越山海的长期关系？

旅游外交：视中国为战略市场，也想向中国取经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月至9月，赴斐中国游客同比增长5.86%。数字不算惊人，却透出一种稳定的力量：中国市场正在从“恢复”走向“重构”，而斐济，也正在从“卖风景”走向“卖一种让人重新学会快乐的生活方式”。Paresh Pant 强调说：“在任何国家，政府间的关系往往会被视为一种信号。鉴于斐中之间已建立了非常稳固的关系，信任元素已经存在，民间交往也会更加频繁。”

这句话点出了旅游外交的第一层逻辑：旅游从来不是孤立的经济活动，它需要政治信任作为底座，又会反过来加固这种信任。Paresh Pant 博士说，斐济与中国的联系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华人在斐济社会留下深刻印记、做出卓越贡献；而今天，旅游合作、思想交流和友谊，正在政府间正式关系之外，生长出姐妹城市、社区交往、文化理解等更细密的网络。旅游外交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靠条约维系，而靠一次次抵达、一次次微笑、一次次分享。Paresh Pant 博士说，旅游是双向的：人们去另一个地方，喜欢上那个地方，会想“我们能从那里学到什么”，信任建立起来，理解建立起来，这是一个互利循环。

斐济旅游局亚洲区及华人市场全球总经理郑入瑞的补充更为直白：旅游让不同社会的人“更好地理解彼此”，而理解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战略资源，“旅游在许多方面与和平相伴，因为它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彼此，让彼此沉浸在不同文化中。当人们更好地理解彼此时，误解的风险更低，冲突的风险更低，贸易机会增加，经济成功的机会也增加” 。

这并非夸大旅游的作用。旅游在斐济不是一般产业，而是国家命脉、民生所系，也是其独立外交政策可以倚重的锚点之一。Paresh Pant 说，每个斐济人都清楚繁荣的旅游业对国家意味着什么，所以斐济人欢迎中国游客，像欢迎亲友到自家一样。旅游在这里不仅是外汇来源，也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它把国家发展、社区生计与个人尊严连接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Paresh Pant 并没有把旅游合作理解为斐济对中国的“单向欢迎”。他主动谈到中国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中国是一个极其出色的旅游目的地，实际上是我最喜欢的目的地之一。”在他看来，中国在入境游方面投入很大，显示出系统性规划能力。“斐济是自然增长起来的；中国则是先观察世界，然后以非常果断的计划向世界开放入境游。”这种差异让斐济看到了学习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说，旅游外交是一种“暖实力”。对于小岛国家，旅游合作未必能替代安全与外交的全部议程，却能增加战略回旋空间，让国家在复杂国际环境中保持开放、平衡与韧性。中斐之间稳固的国际关系为旅游提供了“信任红利”，而旅游又把这种信任转化为可感知的民间温度。“斐济旅游局要识别关键客源市场，深耕那些与斐济目标一致的市场。中国，正是这样的战略市场”。

这种“暖实力”还有一个更具象的载体、一种难以复制的人文资源——“Bula精神”。Paul Scurrah 说，斐济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人民的好客天性，斐济航空提出“全球最快乐的航空公司”，不是为了空喊口号，而是因为斐济社会确实存在一种以社区为基础、注重家庭与分享的生活伦理。“现在世界不如过去积极，人们需要逃离。”在这个意义上，快乐成了一种跨越文化隔阂的公共情感产品。比如在斐济的度假村，园丁会突然唱起歌来，不是因为他们要表演，而是因为他们快乐，并想分享这种快乐。

郑入瑞补充说，斐济很多酒店员工来自当地村庄，服务不是单纯的商业化服务，更多是亲情化服务——“你来到我家，我想把家乡展示给你”。

从“看海”到“入心”，中国市场质变倒逼供给升级

如果说旅游外交解决的是“为什么来”，那么市场供给解决的是“来了之后得到什么”。 斐济旅游局对此有着清醒判断。斐济旅游局提供给观察者网的数据显示，中国市场正在持续恢复并逐步进入更稳定的发展阶段。但比数字更重要的是结构：中国游客的旅行需求正从传统观光型旅游，转向更加注重品质、体验、个性化和深度文化体验的旅行方式。

Paul Scurrah 观察到一个明显变化：高端舱位需求正在出现。2026年6月起，香港—楠迪航线由每周三班增至四班，部分航班采用A350执飞。他特意强调，增加运力、投入更优产品，本身就是对中国市场的信心票。 “我们看到中国的潜力，也看到高端舱位的潜力。”他还透露，未来改装A330时，增加超级经济舱可能是必须走的路，但从决定到实施大约需要两年。

郑入瑞则从目的地供给端给出了更细的画像：蜜月市场需要高私密性的奢华精品度假村；多代家庭出游需要适合老人、孩子与中青年共同体验的产品；潜水、婚礼、重要纪念日等“里程碑旅行者”，正在成为斐济的目标客群。中国游客有不同兴趣、不同预算、不同旅行节奏。这意味着，斐济需要用更精准的产品矩阵回应分层需求。

这解释了中国市场质变的深层含义：当中国游客从“看海”走向“入心”，目的地之间的竞争就不再只是资源禀赋的竞争，而是意义供给的竞争。斐济有自然美景，但中国也有；斐济有奢华酒店，但全球海岛都有。斐济稀缺的，是人与人之间未被效率碾平的松弛与善意，是社区伦理中生长出来的“快乐”。郑入瑞说，“快乐是我们的核心。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获得快乐，但幸运的是，在斐济，快乐很容易被找到。”

这也是斐济选择在丽江举办路演的原因之一，丽江路演不是一次孤立的营销活动，而是斐济在中国市场“向下沉”的一步。Paresh Pant 说，丽江有悠久文化、丰富遗产和美丽自然风光，与斐济有相似之处。郑入瑞则进一步分析说，西南市场在疫情前就受到关注。昆明有直飞香港航班，时刻能接上斐济航空飞往楠迪的航班；成都已是相当成熟的市场，当地定制社和旅行社成熟度可比肩北上广；重庆则是今年新拓展的一站。未来在云贵川，尤其是昆明，斐济将继续寻找机会。

从“人数”到“人心”，从“流量”到“留量”，斐济的策略其实回答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命题：高质量增长不是放弃大众，而是让每一类客群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行程。斐济的“小”，反而成为优势——它不必追求所有人的“第一次”，而是努力成为特定人群的“下一次”和“每一次”。

通过大湾区连接更多地区，“中国国产客机带来更多选择”

提到中国市场，绕不开一个现实问题：斐济与中国内地之间尚无直航。这被广泛视为吸引更多中国游客的主要障碍。但Paul Scurrah 对此有不同看法：“人们常常把‘飞往某个城市’与‘不服务某个市场’混为一谈。我们使用中国香港作为主要门户，是为了通过深耕大湾区，尽可能服务内地更多地区。即使选择上海直航，其他城市旅客仍需要中转。

他的逻辑清晰而务实：大多数被吸引来斐济的人都需要一次中转；香港航线已有临界规模，支撑也在增加，再加上寰宇一家联盟15个成员伙伴的衔接，内地城市可经香港实现无缝中转。“我们确实期待能尽早与内地开通直航。但香港还有太多增长空间。”Paul Scurrah 说，“当我们将楠迪—香港的航线增加到每日一班时，那将是一个节点，然后我们再考虑另一个门户城市。也许5年后，也许10年后。”

对长线海岛目的地而言，航空连接不是简单的“有没有直飞”，而是“能不能以可接受的成本、时间和体验完成一次旅行”。 这番表述背后，是一种清醒的成本理性。全球航空业正承受燃油价格、地缘政治与供应链压力，几乎没有航空公司能轻松盈利。Paul Scurrah 坦言，斐济航空却在持续加码中国市场，这种底气，一方面来自斐济政府对旅游业和航空连接的支撑，另一方面来自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面对中国国产客机C919投入商业运营、C929正在研发， Paul Scurrah 表现出开放态度：斐济乐见市场上有更多原始设备制造商进入，现有波音和空客的产能确实很难跟上需求；多一个选择对整个行业都将产生利好。

在媒体交流会上，一个话题被反复提及：AI时代，旅行是否会被替代？斐济旅游局和斐济航空给出的答案颇具哲思：“你可以让AI生成无数段视频，但无法让AI替你感受斐济园丁突然唱起歌来的那个瞬间，无法替你体会卡瓦欢迎仪式上的那碗酒，无法替你在海边看一次真正慢下来的日落。”

从这个意义上说，斐济卖的从来不是一张机票、一间客房，而是一种“重新学会快乐”的可能。中国游客带来的，也不只是消费，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互鉴。当世界越不确定，真实的连接就越珍贵。斐济用“快乐”回答时代的焦虑，中国用市场与开放回馈这份信任。旅游外交的深意，或许正在于此：国家关系最终要落到人民身上，而人民之间的理解，才是国际关系最坚韧的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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