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2026.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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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第一财经 秦新安
近日，湖南省衡阳市市长刘中杰坐上被告席，代表市政府为一起采矿权退出补偿争议案出庭应诉。尽管“市长当被告”早已不是新闻，但这一幕还是成为了网络热点。这说明，“行政机关负责人应诉”虽然已经制度化，但在公众眼里，“告官见官”仍然属于新鲜事，折射出法治政府建设与公众期待之间尚有距离。
“市长出庭”无疑是值得肯定的。《行政诉讼法》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包括正职、副职和分管负责人。可见，法律并未规定必须由行政机关“一把手”出庭应诉，“市长出庭”体现出破除官本位的主动姿态。
但在肯定“市长出庭”进步性的同时，仍须保持一份清醒。这是因为，现实经验告诉我们，如果缺乏相应的监督约束机制，一些“自选动作”很容易“跑偏”，甚至沦为“作秀”。当前，“市长出庭”存在三种典型的“跑偏”风险：
其一，“选择性出庭”与“表演性出庭”。有些地方可能倾向于选择案情简单、容易化解的案件让“一把手”出庭，以追求宣传效果；也有些“一把手”出庭不是为了“出声”，而是为了“出镜”。这些做法，不仅无助于实质性化解争议，还会损害司法尊严和政府公信力。
其二，将出庭异化为考核任务而非责任担当。一些地方把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纳入法治政府考评指标，这是好事。但若光强调出庭率，而缺乏对“出声”“出效”的实质要求，就可能导致为完成指标而出庭，滋生法治政府建设上的形式主义。
其三，“领导出面”促成“结案”而非“解案”。从既往案例来看，“市长出庭”往往有助于促成结案，这次衡阳案例就是如此，原告当庭撤诉。如果案件办结是法庭公正审判、调解的结果，“领导出面”只是加快了这一进程，那当然没问题；怕的是“领导出面”对办案形成干扰，结案的实质不是矛盾化解，而是暂时压下矛盾。
由此可以看出，“市长出庭”虽是好事，但如果“跑偏”了，危害也不小。要确保“市长出庭”不“跑偏”，关键在于让出庭目的回归“应诉”而非“表演”。
把“该不该出庭”的决定权更多交给法院。司法解释明确，涉及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等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虽然这里的“负责人”不一定是“一把手”，但落实这一规定，应能有效减少“选择性出庭”。
把考核重点从“出庭率”转向具体作为。司法解释要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应当就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发表意见。评价行政机关在涉诉时的表现，不能只看负责人是否到庭，还要看出庭后做了什么。把行政诉讼败诉率、行政争议实质化解情况、承诺兑现情况等一并纳入考核，才能防止“为出庭率而应诉”。
守住审判独立的底线。市长代表政府坐上被告席，是接受司法审判，而不是到庭“协调”。《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案件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无论哪种结案方式，都必须出于当事人自愿并经过依法审查，而不是任何“领导”干预下的暂时息事宁人。
“市长出庭”是法治政府建设中的一个标志性进步，但它仅仅回应了“告官能见官”这一最基本期待。要真正立起“法治政府”形象，更重要的是“市长”及其同事们的后续作为。要看他们是不是奔着解决而非压下问题而来，是不是真正践行“依法行政”“官民平等”，是不是能从官司当中汲取养分，增强为民执政的能力。
说到底，“市长出庭”不是目的，而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本质要求。正如刘中杰在法庭最后陈述中所言，“此次代表市政府出庭应诉，既是履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法定义务，也是政府主动接受司法监督、直接倾听企业诉求的具体行动”。什么时候“市长出庭”不再被当作新闻，就说明法治政府的根基真正夯实了。
（作者系第一财经编辑）
微信编辑| 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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