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资40亿修建的三门峡水坝，为啥不受陕西人民待见，坚决要求拆除

2003年9月1日，渭河华县水文站测到了一组让人很难理解的数据。

当时的洪峰流量是每秒3570立方米，在渭河的历史上算不上特别大的洪水，可水位却冲到了342.76米，比以往任何一次记录都高。

水量不大水位却这么高，当地人管这种现象叫“小水大灾”。

那一年从8月24日开始，渭河流域连续降雨，渭南段沿河的华阴、华县等5个县市区一共有56万人受灾，12.9万人一度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3亿元。

灾后不少人开始追问原因，追来追去，最后都指向了下游几百里外的一座大坝。

这座大坝就是耗资40亿修建的三门峡水坝。

它为什么会不受陕西人民待见，甚至有人坚决要求拆除，还得从它动工的那年讲起。

万里黄河筑高坝，八百秦川起隐忧

黄河难治，最大的麻烦在泥沙。

河水流经黄土高原，把大量泥沙裹进河道，到了中下游水流一缓，泥沙就沉在河底，年复一年把河床越垫越高，下游不少河段早就成了高出两岸地面的“悬河”。

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治黄河被列为一件大事。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三门峡水利枢纽就是规划里的头一项骨干工程。

三门峡位于豫晋两省交界的黄河干流上，峡谷狭窄，岩石坚硬，单从筑坝条件来看确实少见。

1957年4月13日，大坝正式开工。

1958年11月25日黄河在这里截流成功，1960年9月水库开始蓄水，到1961年4月，大坝主体工程基本建成，前后只用了四年时间。

这座“万里黄河第一坝”寄托了很高的期待，按照最初的设想，它要用高坝大库把洪水拦下来，把泥沙存起来，一劳永逸地解决下游水患。

不过在动工之前，反对的声音其实一直都有。

1957年6月，水利部召开三门峡工程讨论会，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在会上明确反对这个方案。

他的判断很明确，黄河泥沙这么多，大坝把泥沙拦在库里，淤积肯定会一路往上游走，到时候遭殃的会是上游的地方。

技术人员温善章也提出过降低蓄水位的低坝方案。

可惜这些意见当时都没被采纳，工程照原方案推进下去了。

潼关高程年年涨，渭河水患岁岁深

麻烦来得比预料中快得多。

水库蓄水才一年半左右，库区就淤积了十几亿吨泥沙。

最要命的是潼关这个位置。

潼关是渭河汇入黄河的地方，这里的河床高程就好比渭河出口的一道门槛，门槛垫高一寸，渭河的水和沙就难走一分。

到1962年3月，潼关高程已经比建库前抬高了4米多。

渭河下游的河床跟着一起往上涨，泥沙沿着河道一路向西淤积，渭河下游也慢慢变成了地上河。

黄万里当年担心的事，几乎一件一件都应验了。

1962年3月，三门峡水库把运用方式从“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不再追求高水位蓄水。

光改调度还不管用，大坝原本设计的泄水排沙能力太小，泥沙还是排不出去。

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主持召开治黄会议，拍板对三门峡大坝进行改建。

第一次改建从1965年开始，在左岸新开两条泄流排沙隧洞，又把四条发电引水钢管改成排沙管道，也就是后来常说的“两洞四管”。

1969年6月，晋、陕、豫、鲁四省在三门峡开会，随后启动了第二次改建，重新打开施工时封堵的导流底孔，并改造了发电机组的进水口。

1973年11月起，水库改行“蓄清排浑”，来沙少的季节蓄水，汛期来沙多的时候降低水位把泥沙冲出去。

几轮折腾下来，库区淤积总算被控制住了一些，可已经抬上去的潼关高程，却始终没怎么降下来。

而陕西为这座水库付出的，远不止洪水这一项。

原陕西省委书记安启元曾在2004年接受媒体采访时算过一笔账，当年为了修三门峡水库，陕西的朝邑、新民两个县被撤销，百余万亩耕地被淹，28.7万人外迁，淹没面积和移民人数分别占到整个库区的83%和82%。

《陕西日报》2011年6月的一篇报道也提到，渭南当时舍弃了2座县城、21个乡镇、248个村庄，大批移民远迁宁夏。

后来水库运用方式变了，移民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回迁，到80年代大部分回到了老家。

问题是，回来住的地方大多就在原先规划的淹没区，地势低，渭河一涨水，最先被淹的往往就是这些村子。

关中又是陕西的命脉所在。

按安启元给出的数据，关中面积只占全省的19%，却集中了64%的人口、56%的耕地、72%的灌溉面积和82%的工业总产值。

渭河下游一出事，伤到的就是陕西最要紧的地方。

拆留之争归协调，上下同心治黄河

2003年那场洪水之后，矛盾一下子摆到了桌面上。

2003年9月9日，渭南日报社摄影记者王文随当地领导在罗纹河决口处查看灾情，冲锋舟被浪打翻，人在洪水中失踪。

“潼关高程”“小水大灾”这些词，从那以后被反复提起。

2004年2月3日，薛东江等15位陕西省人大代表联名向省人大提交议案，要求停止三门峡水库蓄水发电，尽快降低潼关高程，彻底消除渭河下游的水灾隐患。

社会上要求拆坝、炸坝的说法，也是在这段时间传开的。

安启元从1997年转任陕西省政协主席起，就一直通过全国政协提交提案，呼吁治理渭河、改变三门峡水库的运行方式。

2004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陕西的代表委员又一次提出，渭河2003年洪灾的主要责任在三门峡水库。

可下游的看法完全不同。

河南32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交议案，明确反对让三门峡水库停止蓄水或大幅降低水位，理由是这样做可能引发难以估量的生态问题，还会牵扯出一连串经济和社会难题。

河南、山东的反对也不是没有道理。

大坝建成后，下游的防洪防凌压力减轻了不少，山东河段过去时常发生的凌汛决口，在水库参与调度后基本得到了控制，下游的供水灌溉和三门峡市的发展也都离不开这座坝。

上游要降高程、减水患，下游要保防洪、保供水，两头的诉求都实实在在。

最后，这件事没有走到拆除那一步，而是转向了怎么治、怎么协调。

从2003年起，三门峡水库开展原型试验，非汛期最高运用水位控制在318米以内，汛期以排沙为主。

下游的小浪底水利枢纽在2001年底主体完工，2002年7月4日，黄河首次调水调沙试验启动，此后三门峡和小浪底等水库联合调度，调水调沙成了每年汛前的固定动作。

2005年，国务院批复了《渭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渭河下游的堤防加固、河道整治和移民安置随之铺开。

2011年，陕西启动渭河全线综合整治，对干流堤防进行了系统的加高加固。

2019年9月18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郑州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式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2021年10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对外公布，水沙调控和上下游协同治理被摆在了突出位置。

2023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正式施行，水沙调控、防洪安全和流域统筹都有了法律依据。

2023年7月，被看作黄河水沙调控体系关键一环的古贤水利枢纽工程在晋陕峡谷开工，按照规划，它建成后将和其他骨干水库配合，为降低潼关高程提供新的手段。

从当年喊着要拆，到如今上下游联合调度、全流域一起发力，三门峡大坝的问题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拆与不拆。

这座大坝之所以长期不受陕西人民待见，根子在泥沙淤积抬高了潼关高程，渭河下游水患越来越重，陕西又为它让出了大片土地和几十万移民。

从1957年6月的那场讨论会，到2004年两会上的针锋相对，围绕它的争论前后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

现在三门峡大坝依然立在黄河上，照常参与防洪、防凌和调水调沙，渭河下游的治理也还在一年年往前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