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著作|中国法理学的觉醒之作——胡水君：《法律理学研究》

《法律理学研究》

作者：胡水君 著

ISBN：978-7-5764-2452-2

定价：78.00 元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6年2月

内容简介

长期以来，法理学主要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很少接受自身传统文化的滋养。本书尝试着在“理学”与“法理学”之间建立连接，沿着传统中国的理学脉络探讨法理学。法理学，是否是以及是否可能成为关于法的理学？这是本书提出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本书基于发展历程和研究文本，从道、政、法、学四个方面，对中国法理学的现状和未来作了分析；并在“古今中外”时空格局中，对中国法理学的历史使命和研究对象作了思考。中国法理学发展历程中的“国家与法的理论”“法学基础理论”和“法理学”三种学术形态，以及法理学的“法律哲学”“法律科学”“法律理学”三种学术类型，在书中得到详细阐述。本书认为，将中国文化引入法理或法理学，需要补充现代法理学的道体前提和自然法内容，融通传统与现代性，由此在“道体—自然法—实在法”三重结构中形成内外具足、体用兼备的法律理学。

作者简介

胡水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法理学，法律与政治哲学、中国文化。著有《法律的政治分析》（2005/2015年）、《法律与社会权力》（2011年）、《内圣外王：法治的人文道路》（2013年）、《亚洲世纪：法理的文化重建》（2022年）、《法理古今：研究与释考》（2024年）等。

前 言

近两百年前，奥斯丁（John Austin）的《法理学的范围》（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1832年）出版。在法理学的历史长河中，这是一个标识法理学转折的细微点。法理学的古今之变，在这一点上得到充分展现。

在《法理学的范围》中，奥斯丁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法，确定为法理学的研究对象，并由此划定法理学的范围。自然法在西方传承上千年，因为看不见、摸不着，不能得到实证研究，被奥斯丁划出法理学的范围。也因此，奥斯丁成为西方法学史上实证法学的开山人物。这种实证法学显然迥异于古代自然法学。

法理学的这一历史转变实为近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在《法理学的范围》出版之前近三百年，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天体运行论》（1543年）出版。此书以日心说推翻地心说，开辟了物理世界观。此后，“哥白尼革命”也发生于哲学界。在康德（Immanuel Kant）的哲学中，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被分开，人可知现象世界，而不可知本体世界。作为古代哲学根源的本体，自近代以来实际进入不可知领域。

从学理看，本体和自然法是古代法哲学，特别是古希腊自然法学的核心内容。而在现代语境下，由于人的认识立足于经验和理性，形而上的本体和自然法变得虚无缥缈、难以把握、无从谈起，以至于逸出法理学的范围。这是奥斯丁所处的学术境地。奥斯丁未必否定自然法，只不过在他看来，自然法即使存在，也无法进入研究领域，特别是科学和实证研究领域。

奥斯丁基于经验和实证立场划定法理学的范围，足以引出这样的法理学问题：形而上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本体和自然法，何以在上千年的时间里长期成为讨论、思考和研究的对象？结合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的《皇帝的新装》而言，是否如童话中的那个小孩一样，奥斯丁揭穿了古代法哲学家的“谎言”或“虚妄”？或者，只是童言无忌，对于古人所讲的本体和自然法懵懂无知？

从奥斯丁对法理学范围的界定，可明显见出法理学有古今之分。近、现代法理学以实在法为研究对象，古代法理学则紧紧围绕本体和自然法展开思考和讨论。相比而言，古代法理学显得玄微，近、现代法理学比较务实。其间有明显的学术断裂。近、现代法理学转而只研究实在法时，在认识论上表现出对本体和自然法的舍弃或隔断。

由于本体和自然法处于形而上的层面，古代法理学通常被称为法律哲学。奥斯丁开创的实证法学，只以可感知、可观测的材料为研究对象，因此通常被归入法律科学。习惯的讲法是，在西方法理学的三大派别中，自然法学属法律哲学，实证法学以及随后产生的社会法学同属法律科学。

其中，自然法学也有古今之变和古今之分。大体而言，古代自然法学的核心在自然法或“自然正当”（natural right），近、现代自然法学的核心在“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近、现代自然法学中的自然法，主要是从自然权利引申而来，侧重人的身体、生命、财产和自由，由此看上去有更为确实的经验和理性基础。近、现代自然法学，尽管相对古代自然法学来看缺少本体和形而上学，但相对法律科学来看又具有价值内涵和理性建构色彩，因而也被归入法律哲学。

此外，诸如康德、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法哲学，包含浓厚的思辨内容，是典型的现代法律哲学。这种以思辨为特点的法律哲学，与近、现代自然法理论，同属现代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相区分。无论是现代法律哲学，还是法律科学，都不触及形而上的本体，就此而言，它们又与古代法律哲学不同。总体来看，西方法理学从学理上可区分出三种类型：一是古代法律哲学；二是近、现代法律哲学；三是法律科学。

从形而上的本体角度看，古代法律哲学与传统中国的理学在本原上是一致的。古代哲学讲本体，传统理学也讲本体。在中国文化中，本体通常被称为“道体”或“心体”。这是理学的核心。有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中的道体有别于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这是需要审慎辨明的理论问题。诸如此类的知识论辩发生，应是未能真切地觉察本体。

在古希腊，有一条从巴门尼德（Parmenides）和芝诺（Zeno of Elea）师徒，到苏格拉底（Socrates）和柏拉图（Plato）师徒，再到斯多葛学派（Stoicism）的学术线索。贯穿这条线索的是本体。在哲学史上，巴门尼德被认为是讲本体的早期代表人物。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指出：“后来的哲学……从巴门尼德那里所接受过来的……是实体的不可毁灭性。……实体被人设想为是变化不同的谓语之永恒不变的主词。”其弟子芝诺通过一系列悖论，表达出本体的静止、无限和永恒。苏格拉底重申“认识你自己”这据说是古希腊德尔斐阿波罗神庙门墙上的铭文。人们通常把苏格拉底与这一话语联系在一起，将其作为苏格拉底的核心思想。看上去，这一话语与中国文化经典中的“致知”有相同意蕴，显出很强的哲学色彩。，以及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洞穴隐喻”，都幽微地触及本体。再往后，作为自然法思想渊源之所在的斯多葛学派，强调“遵循自然而生活”。这一命题，将研究中心聚焦于自然本体和自然法。

在古中国，同样有一条更长远的从尧、舜，到孔、孟，再到王阳明的学术线索。贯穿这条线索的是道体。这条线索因之也被称为道脉。同道家一样，儒家既讲本体，也讲法则或道德律。《道德经》中的“天地之间”“天地不仁”涉及本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涉及法则。本体和法则观念也贯穿在儒家的四书五经中。《论语》中的“天下归仁”，《孟子》中的“大体”，《大学》中的“在明明德”，《中庸》中的“天命之谓性”都在讲本体，《春秋》《周易》以及《易·系辞》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等话语在讲法则。

从西方学术脉络看，哲学起初是本体之学或关于本体的学问。在哲学中，现象与本体相对应，而现象又为自然法则或客观法则所支配。古代自然法哲学，既触及不可见的本体，也触及虽不可见却具实效的自然法，可谓哲学的原初形态。自然法则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尤为充分地体现于古希腊诸如《俄狄浦斯王》之类的悲剧所凸显的命运观念。所谓“遵循自然而生活”，既是自觉地顺应自然本体，也是自觉地顺应不为人的意志所左右的自然法则。

从中国传统学术看，本体对应于作用，二者通常被称为“体”和“用”。中国传统学术的精要即在于体用论。王阳明曾以体用论串讲儒家经典。在他看来，“正心，复其体也；修身，著其用也”，“明明德，体也；亲民，用也”，“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时习者，求复此心之本体也”。按照体用论，体不变，用则千变万化。就用而言，用既可分出旧用和新用，也可分出内用和外用。结合法而言，礼制体系可谓旧用，权利法治体系可谓新用；自然法可谓内用，实在法可谓外用。

合在一起看，现象显示法则，法则支配现象，现象和作用其实处在同一层面。换言之，“用”与“相”处于与“体”相对应的同一层面。置于现代语境审视，本体还对应并区别于人的意志或意识。斯多葛学派的基点，不是人的意识，而是自然本体。相比而言，一如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在《方法谈》中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命题，现代哲学的基点，在于人的意志、意识或“我思”。在认识论上，从“我思”出发的现代哲学，难以再深入或察知本体。这是包括现代法律哲学在内的现代哲学中的本体衰落景象。

纵观古今中西，法理学的三种类型可用法律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科学来表述。鉴于古代法律哲学和传统中国的理学都以本体为中心，而现代法律哲学与法律科学对于本体都存在认识论上的隔断，古代法律哲学可用中国文化中的“理学”概念表述为法律理学。这是从本体的角度对法理学所作的区分。

在名称上，法律理学既可作为法理学中与法律哲学、法律科学并立的分支，也可作为法理学的总称。按照中国文化的体用论，体用密不可分，有体即有用，有用即有体。从体用不二的角度看，法律理学或古代法律哲学侧重在“体”，现代法律哲学和法律科学侧重在“用”，如此，法理学其实可统称为法律理学。这是既包含“体”，也包含“用”的总的法理学。

从体用兼备的法律理学视角看，法理学有三个基本内容或研究对象。一是道体；二是自然法；三是实在法。由此三重结构，可见只以实在法为研究对象的奥斯丁的法理学，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法理学，而是法理学的一个分支。现代法律哲学并未触及道体，其对自然法的阐述主要以自然权利为根基。总体上，现代法律哲学和法律科学成就的既不是礼教或宗教体系，也不是为宗教或道德理论所笼罩的法律体系，而是现代社会的权利和法治体系。

将中国文化融入法理或法理学，需要补充法理学的道体和自然法内容。在“道体-自然法-实在法”三重结构中，道体是“体”，自然法是“内用”，实在法是“外用”，由此所形成的是内外具足、体用兼备的法理学。

此外，深入形而上的道体和自然法，在认识论上需要诉诸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德性之知”。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独特的有别于感性之知的“德性之知”。例如，张载谈道：“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如果将认知分为道德认知和理性认知，与“道体-自然法-实在法”相对应，三重结构也可表述为“道体-道德认知-理性认知”或“道体-德性-理性”，由此所形成的又是结合了德性和理性的法理学。

历史地看，中国文化和历史中绵延着道脉，虽时有中断，却从未灭绝。沿着道脉审视中国的现代化，这个时代的法理学有着融汇古今中外的文化需要和历史契机。在全球化格局中，对于中国的未来发展而言，法治无疑显得重要和关键。形成完备客观的法治体系，为法理的古今中外融合创造条件，为德性和理性的自由生发疏通渠道，现代中国可望接续道脉开出新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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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前言 | 001

第一章 中国法理学的发展历史和理论形态 | 001

第一节 国家与法的理论 | 002

第二节 法学基础理论 | 009

第三节 法理学 | 016

第二章 中国法理学的文本分析和学理伸展 | 028

第一节 道德与权利 | 030

第二节 行政与政治 | 038

第三节 法律与法治 | 047

第四节 理学与法学 | 057

第三章 中国法理学的时空方位和研究对象 | 066

第一节 新轴心时代与现代性的开端 | 068

第二节 中国的近代与新的战国时代 | 081

第三节 时代主题与法理学研究对象 | 091

第四章 法律理学与中国法理学的三重结构 | 113

第一节 法理学及其现代认知 | 114

第二节 法律科学与现代体制 | 120

第三节 法律哲学与理性价值 | 128

第四节 法律理学与道德世界 | 135

第五章 现代潮流中的权利起点与民主法治 | 143

第一节 作为现代政治起点的个人权利 | 144

第二节 自由国家与法律之治 | 158

第三节 对法律道德主义的拒斥 | 175

第六章 政与治理：民主法治下的为民治道 | 187

第一节 政制：民主与合法性 | 188

第二节 道理：价值与逻辑 | 199

第三节 法则：程序与实质 | 207

第七章 法概念的文化考察及其形而上理论 | 218

第一节 法的哲学认知 | 218

第二节 法与刑名之学 | 223

第三节 法与名教礼制 | 229

第四节 法律的名与实 | 234

第八章 现代性与基于中国文化的法理重建 | 245

第一节 本体的衰微：法律哲学的古今之变 | 246

第二节 道体的重启：沿着道脉开拓法理学 | 249

第三节 法理学重建：现实需要和新的可能 | 253

第四节 “法律理学”：理论特征和文化内涵 | 258

参考文献 | 266

主题索引 | 281

人名索引 | 286

后记 |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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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第五编辑部

设计排版：信息中心

校对审核：第五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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