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工人运动之不足丨1936-1939年巴勒斯坦起义（二）

作者： 格桑·卡纳法尼

译者：米利杰 编者： 王山而

来源： 译者知乎转载，已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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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背景之一：工人

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或民族问题，它还直接影响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经济状况，主要影响到中低收入的农民、工人以及小资产阶级和中等产阶级的某些阶层。犹太移民的民族和宗教特征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影响。

1933-1935年，15万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达到44.3万人，占总人口的29.6%。1926年至1932年，平均每年移民人数为7201人[1]。 1933-1936年间，由于德国纳粹的迫害，移民人数上升到42985人。1932年，9千名德国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1933年为3万人，1934年为4万人，1935年为6.1万人，近四分之三的新移民在城市定居[2] 。 如果说纳粹主义是恐吓犹太人并迫使他们离开德国的罪魁祸首，那么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合作的“民主”资本主义则是将相对较多的犹太移民引向巴勒斯坦的罪魁祸首，以下数据可以说明这一点：在256.2万名逃离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中，美国只接受了17万人，英国接收了5万人（1.9%），而巴勒斯坦接收了8.5%，193万人（75.2%）在苏联避难 [3]。 如果考虑到相当大比例的犹太定居者基本上都是资本家，就可以意识到移民巴勒斯坦对当地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1933年，有3250人（11%）被视为资本家，1934年有5124人（12%），1935年有6309人（10%） [4]。

根据官方统计，在1932-1936 年期间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中，有1370 人（附带有17119名家属）拥有一千或更多的巴勒斯坦镑（PL），有13万人正式登记为求职者或以前移民的家属 [5]。 换句话说，移民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确保欧洲犹太资本向巴勒斯坦集中，从而主导工业化进程，而且还旨在为犹太无产阶级提供这一努力。提出“仅限犹太劳工”口号的政策产生了严重后果，因为它导致犹太定居者社会中法西斯模式的迅速出现。另一个后果是，巴勒斯坦阿拉伯无产阶级和犹太无产阶级之间以及巴勒斯坦阿拉伯农民、农场主和农业工人与其犹太同行之间的竞争性斗争发展起来。这种冲突还延伸到了更高的层度，因为巴勒斯坦阿拉伯小地主和城市中等资产阶级意识到，他们的利益正受到日益膨胀的犹太资本的威胁。例如，在1935年，犹太人控制了巴勒斯坦1212 家工业公司当中的872 家，雇用了13678名工人，其余的由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控制，雇用了约4千名工人。犹太人的投资总额为439.1万巴勒斯坦镑，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工业投资总额为70.4万巴勒斯坦镑；犹太人公司的盈利达到6百万巴勒斯坦镑，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公司的盈利为154.5万巴勒斯坦镑。此外，犹太资本控制了英国委任统治政府所授予的90%的特许权，这些特许权的总投资为578.9万巴勒斯坦镑，并为2619名工人提供了劳动力 [6]。 1937年的官方人口普查显示，犹太工人的平均工资比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高145%（在雇用犹太和阿拉伯妇女的纺织厂高达433%，在烟草厂高达233%） [7]。 “到1937年7月，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下降了10%，而犹太工人的工资则上涨了10%。” [8]

犹太岸边工人在特拉维夫码头卸水泥（图片来源：国会图书馆）

这种情况导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经济几乎全面崩溃，主要影响到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雅法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联合会书记乔治·曼苏尔在给皮尔皇家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98%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平均水平”。根据1936年对雅法1000名工人的普查，巴勒斯坦阿拉伯工联发现，57%的阿拉伯工人的收入低于2.750巴勒斯坦镑（养家糊口所需的平均最低收入为11巴勒斯坦镑）；12%低于4.250巴勒斯坦镑，12%低于6巴勒斯坦镑，4%低于10巴勒斯坦镑，1.5%低于12巴勒斯坦镑，0.5%低于15巴勒斯坦镑 [9]。 1935年6月6日，当委任统治政府拒绝让近1000名失业的雅法工人举行示威游行时，巴勒斯坦阿拉伯工联发表声明警告政府，除非他们的问题得到解决，否则“政府很快就会给予工人面包或子弹” [10] 。 随着工人的处境不断恶化，起义似乎迫在眉睫。

乔治·曼苏尔（曾是一名巴勒斯坦共产党员）在提交给皮尔皇家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了惊人的数字：截至1935年底，仅雅法市就有2270名男女工人失业，而雅法市的人口为7.1万人 [11]。 曼苏尔指出了高失业率的五个原因，其中四个与犹太移民直接相关：1) 新移民定居；2) 城市移民；3) 阿拉伯工人被解雇；4) 经济形势恶化；5) 委任统治政府有利于犹太工人的歧视性政策 [12]。 在九个月的时间里，加入犹太劳工总联合会的工人人数增加了4.1万人。根据《事物报》（Davar）第3460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截至1936年7月底，犹太劳联的工人人数为11.5万人。1936年的政府官方报告（第117页）显示，1935年底他们的人数为7.4万人 [13]。

犹太资本控制的公司和项目解雇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的政策引发了暴力冲突。1935年2月，在马尔比斯（Malbis）、戴兰（Dairan）、瓦迪胡南（Wadi Hunain）和卡迪拉（Khadira）这四个犹太人定居点，共有6214名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 [14]。六个月后，这一数字下降到2276人，一年后又下降到617名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 针对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的袭击也时有发生。例如，有一次，犹太社区强迫一名巴勒斯坦阿拉伯承包商及其工人离开他们在海法的布罗德斯基大楼（Brodski building）的工作。果园、卷烟厂、泥瓦匠场、建筑等行业的阿拉伯工人也不断失业 [15]。 1930-1935年，巴勒斯坦阿拉伯珍珠业的年出口额从11532巴勒斯坦镑下降到3777巴勒斯坦镑。仅海法的巴勒斯坦阿拉伯肥皂厂数量就从1929年的12家下降到1935年的4家。其出口额从1930年的20.6659万巴勒斯坦镑下降到1935年的7.9311万巴勒斯坦镑 [16]。 很明显，阿拉伯无产阶级成了“英国殖民主义和犹太资本的牺牲品，前者要负主要责任” [17]。

耶胡达·鲍尔写道：“在1936年骚乱前夕，巴勒斯坦可能是世界上除苏联之外唯一一个没有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影响的国家；事实上，由于资本的大量输入（超过3000万巴勒斯坦镑的资本进入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享有真正的繁荣。输入的资本甚至不足以满足所有投资计划所需的资金。” [18]然而，这种繁荣是建立在相当不稳固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担心地中海爆发战争，私人资本的涌入一旦停止，繁荣就会崩溃。 “贷款系统崩溃，出现了严重失业的迹象，建筑活动大大减少。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被阿拉伯和犹太雇主解雇，其中一些人返回了原来的村庄。由于经济危机不断加剧，民族意识不断高涨。” [19]

耶胡达·鲍尔，以色列人，研究犹太人抵抗纳粹主义的专家，他出版了 40 多本关于纳粹浩劫和反犹太主义的著作，反对以色列在 1967 年后占领领土，多次公开反对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和右翼政府的政策

然而，鲍尔忽略了一个主要因素：犹太人持续移民。约翰·霍普·辛普森爵士在他的报告中指出：“允许将大量资金投入巴勒斯坦无利可图的行业，以证明增加移民是合理的，这是一项糟糕的政策，也许是一项危险的政策。”实际上，鲍尔的说法基本上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他提到的那些年里，犹太资本的涌入仍在继续，而且事实上在1935年达到了顶峰；在这些年里，移民的数量也在增加。此外，犹太雇主解雇阿拉伯工人的行为早在那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20]。 与此同时，由于犹太人对农村地区的殖民统治，大批巴勒斯坦阿拉伯农民被赶出家园，背井离乡 [21]。 他们移民到城镇，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犹太复国主义机器充分利用了巴勒斯坦阿拉伯工人与犹太工人之间的竞争。

2023年 11 月 3 日，数千名被以色列驱逐的巴勒斯坦工人在加沙拉法返回加沙地带。以色列军队在距离边境口岸 2 公里处留下的工人步行进入加沙。以色列当局没收了所有工人的钱和手机。（阿贝德·拉希姆·哈提卜摄 - 安纳多卢通讯社）

“以色列”左派后来指出，在50年的时间里，犹太工人没有一次被动员起来，团结在物质问题或犹太劳联的斗争周围，挑战“以色列”政权本身。“犹太无产阶级无法围绕自己的事业被动员起来” [22]。事实上，这种情况完全是犹太复国主义高效规划的结果，让我们回顾一下赫茨尔的话： “分配给我们的地区的私人土地必须从其所有者手中夺取。贫穷的居民必须在目的地国家找到工作后迅速越过边界撤离。他们将被剥夺在我们国家的就业机会；至于大土地所有者，他们最终将加入我们的行列。” [23] 犹太劳联在总结其政策时宣称：“允许阿拉伯人进入犹太人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大量涌入的犹太资本将被用来为阿拉伯人的发展服务，这与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背道而驰。此外，阿拉伯人在犹太工业中就业将导致巴勒斯坦的阶级分化：犹太资本家雇佣阿拉伯工人；如果允许这样做，我们就会在巴勒斯坦引入导致反犹太主义出现的条件。” [24]

因此，随着与巴勒斯坦阿拉伯社会冲突的升级，殖民化进程中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正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中发展出法西斯主义的特征；犹太复国主义法西斯分子使用的工具与欧洲日渐兴起的法西斯主义相同。阿拉伯工人处于复杂的社会金字塔的底层，由于阿拉伯工人运动内部的混乱，他们的处境日益恶化。在二十年代初至三十年代初这一时期，进步的工人运动——无论是阿拉伯工人运动还是犹太工人运动——都遭受了沉重打击，再加上纯粹主观弱点的影响，导致其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迅速演变为法西斯主义，并诉诸武装恐怖主义，试图孤立和摧毁巴勒斯坦共产党，而共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是犹太人，他们抵制犹太复国主义工人组织的遏制。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封建宗教领袖无法容忍不受其控制的阿拉伯工人运动的崛起。因此，该运动受到了阿拉伯领导层的恐吓。 30年代初，穆夫提集团暗杀了雅法阿拉伯工人联合会主席米歇尔·米特里。几年后，海法阿拉伯工人联合会主席、工会会员萨米·塔哈也遭到暗杀。

由于缺乏经济上和政治上强大的民族资产阶级，工人们直接受到传统封建领导层的敌视和压迫。冲突偶尔会导致暴力对抗，但每当传统领导层设法直接控制工会活动时，暴力对抗就会减少。因此，工人运动在斗争中失去了重要作用。此外，随着民族斗争的尖锐化，一种相对一致的利益将工人与传统的阿拉伯领导层结合在一起。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共产党偶尔也会成功组织政治行动。1920年5月1日，一群示威的共产党员在特拉维夫与犹太复国主义示威者发生冲突，被迫逃离城市，到雅法的曼希亚阿拉伯区避难。后来，他们与英国派来逮捕布尔什维克的安全部队发生了冲突 [25]。 在当天分发的一份声明中，党的执行委员会宣布： “犹太工人在这里与你们同在；他们不是来迫害你们的，而是来和你们一起生活的。他们随时准备站在你们一边与资本主义敌人作战，无论是犹太人、阿拉伯人还是英国人。如果资本家煽动你们反对犹太工人，那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不受你们的伤害。不要上当受骗；犹太工人是革命战士，他们作为抵抗英国、犹太和阿拉伯资本家的同志向你们伸出了援助之手……我们呼吁你们与那些把土地和国家卖给外国人的富人作斗争。打倒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刺刀，打倒阿拉伯人和外国资本家。” [26]

最早的巴勒斯坦共产党旗帜（源头为1919年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党）

在这份长篇声明中，引人注目的不仅是对斗争的唯心主义描绘，还在于它没有一处提到“犹太复国主义”一词，但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工农以及犹太共产党人来说是一种日常威胁，其中55人在特拉维夫遭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袭击，并被驱逐到雅法。直到1930年底，即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党一直与政治现实隔绝。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该党承认自己“对巴勒斯坦民族主义问题、巴勒斯坦犹太少数民族的地位及其相对于阿拉伯群众的作用采取了错误的态度。该党未能在巴勒斯坦阿拉伯群众中积极开展活动，而只是在犹太工人中开展工作，因而一直处于孤立状态。该党在1929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起义中的消极态度就说明了它的孤立。” [27]

尽管在实践中，该党系统性地攻击了巴勒斯坦资产阶级（当时巴勒斯坦资产阶级处境艰难），尽管该党从未采取人民阵线和与革命阶级结盟的政策，但 1930-1931年召开的巴勒斯坦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记录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政治分析。正如这些记录所显示的，该党将解决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问题视为革命斗争的首要任务之一：它将自己与巴勒斯坦阿拉伯群众运动的隔绝视为“受犹太复国主义影响的偏差阻碍了党的阿拉伯化”的结果。文件提到了“机会主义分子阻止党的阿拉伯化的努力”。大会通过的观点认为，党有责任扩大能够指导农民活动的革命力量的干部（即巴勒斯坦阿拉伯革命工人的干部）。党的“阿拉伯化”，即党转变为巴勒斯坦阿拉伯劳苦大众的真正政党，是党在农村地区活动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 [28]。然而，事实证明党没有能力完成动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任务，大会通过的革命口号也从未转化为行动：“不给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篡夺者一德南的土地”、“革命性地没收属于政府、富有的犹太开发商、犹太复国主义派别和阿拉伯大地主和农场主的土地”、“不承认土地出售协议”、“与犹太复国主义篡夺者作斗争” [29]。 大会还决定，“只有通过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武装革命，才有可能解决所有紧迫问题并结束压迫。” [30]

因此，巴勒斯坦共产党从来没有“阿拉伯化”过，并为封建宗教领袖控制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群众运动敞开了大门。

当时该党的路线和做法背后的一个原因或许是共产国际在1928-1934年间著名的不妥协的革命态度。尽管共产党人人数不多，相对孤立，而且未能接触到巴勒斯坦阿拉伯群众，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群众，但他们还是全力以赴地投入了1936年的起义。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勇气，与一些地方领导人合作，并支持穆夫提；其中许多人被杀害或逮捕。但他们并没有成为一支有影响力的力量。显然，“阿拉伯化”的口号后来被他们不知丢到哪里去了。近十年后的1946年1月22日，《消息报》（Izvestia）竟敢将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斗争”与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前的斗争相提并论。

结论

无论如何，巴勒斯坦共产党七大的决议只是在最近才被披露出来；阿拉伯化进程并没有发生，尽管该党发挥了教育作用，并为这一领域的斗争做出了贡献，但它并没有在当时的巴勒斯坦民族运动中发挥七大为它规划的作用。1936年起义期间，党发生了分裂。由于与阿拉伯化有关的原因，1948年和1965年又发生了一次根本性分裂；持不同政见者主张对犹太复国主义采取“建设性”态度。

巴勒斯坦共产党的失败、新兴阿拉伯资产阶级的软弱以及阿拉伯工人运动的不团结意味着封建宗教领袖在1936年局势升级到爆发点时扮演了重要角色。

注释

[1] Himadeh,Said (ed.)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Palestine.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Beirut 1939, p.32.

[2] Menuhin, Moshe. The Decadence of Judaism in our Time. Institute of Palestine Studies, Beirut, 1969.

[3] Weinstock. Nathan. Le Sionisme - Contra Israel. Maspero. Paris, 1969.

[4] 同上。

[5] Himadeh, op. cit., p.26,27.

[6] Weinstock, Op. cit.

[7] Himadeb, Op,cft., P,373.

[8] 同上，第376页。

[9] Collection of Arab testimonies in Palestine before the British Royal Commission. al-Itidal Press Damascus, 1938, p.54.

[10] 同上，第55页

[11] Himadeh. Op. cit. (the number of the unemployed increased to 4000 in Jaffa alone after 1936. see footnote 5,p.55).

[12] Collection. Op. cit, P.55.

[13] 同上，第55页

[14] Davar No. 3462 (see ft. note 13. p.661.)

[15] Collection. Op. Cit., P.15.

[16] 同上，第66页

[17] 同上，第59页

[18] Yehuda Bauer. "The Arab Revolt of 1936" New Outlook. Vol.9 No. 6 (81). Tel-Aviv, 1966. p. 50.

[19] 同上，第51页

[20] 1930 年，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建筑工人人数从1500人减少到500人，而犹太人则从550人增加到1600人。

[21] 截至1931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购买了2万名巴勒斯坦阿拉伯农民曾经耕耘的土地后驱逐了他们。

[22] Haim Hanagbi, Moshe Machover, Akiva Orr. "The Class Nature of Israel" New Left Review (65), Jan-Feb 1971, p.6.

[23] Theodor Herzl, Selected Works, Newman Ed.. Vol.7, Book 1. Tel Aviv, p.86.

[24] Exco Foundation for Palestine. Inc., Palestine. A Study of Jewish, Arab and British Policies. Vol. 1. Yale University Press.1947. p. 561.

[25] Kayyali., Abdulwahhab. Modern History of Palestine. Arab Institute of Studies and Publication. Beirut. 1970. p. 174.

[26] Documents of the Palestine Arab Resistance (1918-1939). Beirut, pp. 22. 23. 24, 25.

[27] Action among the peasants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Zionism, The Palestine Communist Party Theses for 1931. Commun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Arab Revolution, Dar a1-Haqiqa, Beirut, p. 54.

[28] 同上，第121-122页

[29] 同上，第124页

[30] 同上，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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