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修改之七|同步录音录像全覆盖：从"可以"到"应当"的制度跨越

这个系列写到第七篇，谈一谈同步录音录像。这是一个看似技术性、实则关乎刑事诉讼根基的制度。前六篇讲了刑诉法"切香肠式前进"的历史逻辑，讲了"进步抽象、退步具体"的争议条款，讲了认罪认罚从宽的病灶，讲了强制措施的精准化方向，讲了律师权利的全方位保障。同步录音录像恰好是这些议题的交汇点——它既是遏制刑讯逼供的技术手段，也是保障辩护权的事实基础，更是数字时代侦查规制的制度前哨。

2025年8月，由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办的"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的若干重大问题"学术研讨会在雄安新区举行。学界提出，此次修法应当确立讯问录音录像全覆盖规则，完善实物证据收集过程录音录像规则，以及讯问合法性核查机制。这一判断切中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核心——它是遏制刑讯逼供的"利器"，也是在"镜头下"规范侦查行为的技术保障。

本文结合现行法的困境、修法方向、实务审查方法，以及监察案件的特殊难题，梳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改革逻辑。

一、现行法的困境：从"可以"到"应当"的落差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23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

这一规定存在两个结构性缺陷。

第一，"可以"与"应当"的落差过大。 对于普通刑事案件，侦查机关"可以"录音录像，也可以不录。实务中，"可以不录"往往变成"基本不录"。侦查机关的理由很现实：设备不足、人员紧张、案件量大。但后果是，大量普通刑事案件的讯问过程处于"黑箱"状态，一旦发生刑讯逼供争议，既无录音录像可查证，也无客观记录可质证。即使对于"应当"录音录像的重大案件，实践中也存在选择性录制、仅对部分讯问录音录像、录音录像中断等不规范现象。

第二，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长期模糊。 201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明确答复："同步录音录像不是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属于案卷材料之外的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材料，辩护人未经许可，无权查阅、复制。"这一定性将录音录像排除在辩护律师的阅卷范围之外，使其沦为侦查机关的"内部资料"，制度价值大打折扣。有学者尖锐地指出，这种做法导致同步录音录像"名义上具备证据资格，但实质上无证据之实，可发挥自身作用的空间有限"。

二、三重突破：全覆盖、随案移送、律师可查阅

刑诉法第四次修改应当对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作出三重突破，每一重都指向现行法的核心病灶。

第一重突破：全覆盖。 草案拟将"可以"录音录像修改为"应当"录音录像，不再区分案件轻重，所有讯问均需同步录音录像。这意味着，从可能判处死刑的重罪到可能判处拘役的轻罪，每一次讯问都必须有录音录像的客观记录。这一修改的立法精神很明确：同步录音录像不是"可选项"，而是讯问程序的"标配"。公安部此前已要求力争在2017年实现全国范围内对所有刑事案件讯问过程进行录像，但至今仍有差距，需要通过修法形成刚性约束。

第二重突破：随案移送。 草案拟明确录音录像作为案卷材料的法定组成部分，必须随案移送。此前，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74条已规定，依法应当录音录像的案件，录音录像未随案移送的，必要时法院可通知检察院移送；不移送且不能排除非法取证情形的，相关证据应依法排除。但这一规定仍属"事后补救"。学界呼吁，应将随案移送确立为基本规则，使录音录像能够"贯穿于案件办理全过程"。

第三重突破：辩护律师可查阅复制。 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54条规定："对作为证据材料向人民法院移送的讯问录音录像，辩护律师申请查阅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但这一规定只解决"查阅"问题，未明确"复制"。实务中，法院往往只允许律师在法院内现场查阅，以"防止传播""保护侦查秘密"为由拒绝复制。草案的突破在于将"查阅"升级为"查阅、复制"，使辩护律师能够将录音录像拷贝回律所，进行系统性的比对审查。有学者指出，对辩护律师的查阅权可以进行合理约束——如签订保密协议、限定特定场所查看，但不应当以涉密为由全面拒绝。

三、实务审查：辩护律师如何"用好"录音录像

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录了"，而在于"用了"。如果录音录像只是锁在侦查机关的硬盘里，或者随案移送后束之高阁，那它不过是"数字化的走过场"。辩护律师的有效运用，是激活这一制度的核心环节。

在实务中，同步录音录像全覆盖要求辩护律师建立"三对照"审查机制：

一对照：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的文字差异。 将录音录像的逐字转录稿与讯问笔录逐行比对，看是否存在"选择性记录"——嫌疑人说了十句，笔录只记了三句；是否存在"扭曲性记录"——嫌疑人的辩解被记录为"认罪"；是否存在"诱导性记录"——侦查人员的提问被篡改为嫌疑人的陈述。有学者建议，可参照公安部《讯问录音录像规定》，要求"不得选择性录制，不得中断，不得剪辑、删改"。

二对照：录音录像中的时间戳与笔录记载的时间。 讯问笔录通常记载"讯问时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至某时"，但录音录像的时间戳可能显示实际讯问时长远超笔录记载，或者存在"中场休息"后继续讯问但未重新告知权利的情形。实践中常见的问题包括：讯问笔录记录的开始时间与同步录像的时间不一致，侦查人员往往以"技术准备"为由解释；犯罪嫌疑人进入讯问地点后先"谈心"、供述后才开始录音录像；多次讯问的案件仅对部分讯问录音录像。时间戳的异常往往暗示着"隐性讯问"的存在。

三对照：录音录像中的环境音、人员进出情况。 环境音可以揭示讯问场所的异常——是否存在殴打声、威胁声；人员进出可以揭示讯问过程的异常——是否有非办案人员进入。这些细节在笔录中永远不会出现，但在录音录像中留下了痕迹。

"三对照"审查机制的建立，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录音录像必须完整、连续、无剪辑；二是律师必须有权复制，而非仅能在法院现场查阅。只有满足这两个前提，辩护律师才能真正"用起来"，而非仅仅"看一看"。

四、监察案件的录音录像困境

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监察案件中面临着特殊的困境。

《监察法》第41条规定，调查人员进行讯问以及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留存备查。这一规定比刑诉法更为严格——监察机关对所有被调查人的讯问都必须全程录音录像，无"可以"与"应当"之分，而且覆盖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

但问题在于"留存备查"四个字。监察机关的录音录像属于"留存备查"材料，而非"随案移送"材料。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可以"商请"监察机关调取，但监察机关是否同意、调取多少、何时移送，缺乏刚性约束。根据国家监察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衔接办法，监察机关的录音录像"不随案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检认为需要调取的，"可以同国家监察委员会沟通协商后予以调取"。

这一制度设计存在逻辑缺陷。有学者指出，"留存备查制度的逻辑前提是程序正义假设，这样的假设是不科学、不客观的"，它"先假设监察机关在程序上不存在任何瑕疵"。实务中，监察机关以"涉及国家秘密""调查工作保密性"为由拒绝提供录音录像，导致检察机关在审查证据合法性方面十分被动，"只得通过当事人申请来启动程序"。

刑诉法第四次修改应当为此提供明确依据：监察机关调查获取的录音录像，一旦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即应当随案移送。即使考虑到保密需求，也可以规定"不当庭播放，由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庭后审查"。但"留存备查"不应成为"不提供"的挡箭牌。有学者建议，检察机关调取录音录像后，应当可以移送法院，不能因监察机关的"前置审批"而阻断。

五、结语：从"录下来"到"用起来"的制度闭环

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改革，表面上是技术问题，实质上是权力制衡问题。

从1979年刑诉法对讯问程序几乎无规定，到2012年引入"可以/应当"录音录像，到2021年司法解释明确查阅规则，再到本次刑诉法修改拟实现"全覆盖、随案移送、可复制"——这是一条清晰的"切香肠"轨迹。每切一片，侦查权的透明度就增加一分，辩护权的有效性就增强一分。

但制度闭环尚未完成。"录下来"只是第一步，"随案移送"是第二步，"律师能复制"是第三步，"律师会用"是第四步，"用得好能排除非法证据"是第五步。目前，我们走到了第三步和第四步之间。而监察案件中的"留存备查"困境，让这一进程在职务犯罪领域被进一步拖慢。

刑诉法从1979年的164条走到今天的308条，每一次修改都在证明一个道理：改，永远比不改强。同步录音录像从"可以"到"应当"的跨越，是遏制刑讯逼供的技术防线，是保障供述自愿性的程序屏障，是数字时代侦查规制的制度样本。2025年8月雄安研讨会上，学界已经提出了"讯问录音录像全覆盖规则"和"实物证据收集过程录音录像规则"的改革方案，现在需要的是将这些共识转化为立法条文。

录下来，是侦查机关的义务；随案移送，是程序完整性的保障；律师能查阅复制，是辩护权有效性的前提；用得好能排除非法证据，是制度闭环的终点。四者合一，制度才算闭环。

（本文是"刑诉法修改"系列第七篇。前六篇《刑事诉讼法的生命力在于"改"：从"无法"到"有法"，从"粗疏"到"精细"》《刑诉法修改争议：进步抽象，退步具体——一个持续十多年的老话题》《刑诉法修改：进步与退步的辩证法——为何"越改越好"与"越改越坏"可以同时成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落地生根，缺陷只能靠修法来补》《强制措施：从"构罪即捕"走向精准适用》《律师权利：全方位强化保障体系》，见"李蒙不蒙你"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