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党的理论讲明白，党报党刊走过百年试验田

导 读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改进文风是关键一招。回望革命年代，党报党刊早已开启通俗化文风的漫长探索：从建党初期倡导口语化表达，延安整风破除党八股，到解放战争时期将读者反馈纳入办报流程。历史启示我们，通俗不等于降维简化，好的理论宣传，扎根群众立场，兼顾思想深度与通俗表达，让深奥理论真正被读懂、被认同。

9月5日，中宣部召开党报党刊理论版改进文风经验交流会，强调持续改文风、转作风，不断提高理论宣传质量和水平，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以群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阐释党的理论和政策，始终是党报党刊改进文风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回溯历史，党报党刊的通俗化文风建设有着深厚渊源。革命时期，党报党刊通俗化文风的探索，既契合了革命动员的现实需求，也奠定了党媒坚持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梳理其发展脉络、总结其历史经验，对当下改进文风、做好理论宣传依然可资借鉴。

从文字入手：

通俗化要求的提出与细化

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制定《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要求党员运用《前锋》《新青年》《向导》等刊物材料时“使用口语，求其通俗化”。“通俗化”由此作为明确概念进入党的宣传工作文件，此后相关要求不断细化。1925年1月，党的四大要求《向导》的政策解释“力求详细”、文字“力求浅显”；同年10月，中央又提出宣传鼓动要使“极落后的工人苦力都能懂得”，必须使用“极通俗的言语文字”。1926年5月，中央指出，在一般宣传中文字力求通俗，少用群众不易理解的抽象政治名词，尽量从具体人物、事件入手。

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不断建立，党报党刊数量明显增加，新闻宣传日益深入根据地的政治和社会生活。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要求“使党报能达到极通俗而适合于工农群众的需要”，对通俗化的辨析也更为细致。1930年5月，《红旗》讨论“文字通俗化及编辑形式改良的问题”，承认有些文章“并不十分通俗化”，也指出作为全国政治机关报，它的任务和读者条件与地方工人小报不同，比单纯追求文字浅显更根本的是使“全幅内容都切合实际的需要”。毛泽东对《时事简报》提出要求，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同时对篇幅和排布次序作具体要求。

从建党初期到土地革命时期，通俗化主要围绕新闻宣传文字逐步展开，党结合不同党报党刊的定位、受众群体的认知水平，不断细化通俗化的具体要求，从“使用口语”“文字浅显”逐步落实到新闻篇幅、用语、内容编排的具体规范，构建起文字层面的通俗化实践框架，为后续通俗化文风建设奠定基础。

由文字及文风：

延安时期对通俗化认识的深化

1938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反对空洞抽象的表达，要求形成“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文风改造成为整顿思想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反对党八股》中又逐条列举党八股的表现，如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等。整顿文风既要破除党八股，也要树立新文风。在党报党刊中，新文风以群众看得懂、听得懂为标准，同办报实践中已经形成的通俗化要求彼此贯通，通俗化由此被纳入文风建设范畴，从单纯的文字表达升华为关乎思想路线和群众立场的问题。

《解放日报》改版成为当时文风改造的重要节点，带动了党报党刊文风的整体转变。1942年3月，中宣部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中要求各地党报文字“力求通俗简洁”，不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也要使稍有文化的群众能够阅读，并把“通俗简洁”的标准明确为“那些识字不多而稍有政治知识的人们听了别人读报后，也能够懂得其意思”。随后，《解放日报》改版社论《致读者》提出“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改版后的报纸更加贴近群众实际生活，在语言上摒弃僵化套话，广泛运用群众熟悉的口语化表达，把党的政策主张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内容。

随着文风改造的深入，党内对通俗化的边界也有更清晰的认识。邓拓把“群众内容”与“群众形式”并列提出，强调“真实的群众内容”是新闻通讯的生命，反对为了追求生动而损害真实性，也反对在洋化的结构和句子中机械加入群众土语。陈企霞指出，通俗“不是简浅”，而是把复杂深奥的问题简单明白地讲出来。这些讨论表明，通俗化不是对内容的降维或表面化的语言拼接，而是从内容选择到思维表达都站在群众立场，用群众熟悉的认知和话语体系传递正确的思想主张，让党报党刊真正成为连接党和群众的桥梁。

落实于办报：

解放战争时期通俗化文风的深入实践

解放战争时期，通俗化文风进一步进入党报党刊的业务实践，报纸是否通俗，不仅表现为作者和编辑对文字的自觉，也越来越多地接受读者意见和传播效果的检验。1946年，新华社、解放日报社组织座谈，通讯员带回各地读者意见，其中明确提出文字应实行一定程度通俗化，尤其希望国际新闻更易于理解。1947年新华社规定有些电讯须经缩编或通俗化后，才能供小型地方报和通俗报采用。太行通讯报道会议总结了走群众路线办小报的经验，提出“加强群众观点，面向工农，实行通俗化”。

各解放区党报党刊也通过改革改版把通俗化落实到政策宣传和编辑工作中。1948年初，太行地区《新大众报》由杂志改为面向群众和区村干部的通俗报纸，并把政策宣传的要求概括为：正确宣传党的政策，说出来不走样，使人人都懂得政策的精神，按照它来办事。同年5月，《冀鲁豫日报》改版时，读者意见涉及“文字不通俗”、编排、印刷等多个问题，改版后报纸在群众化、通俗化和为读者服务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稿件更加通俗、短小。东北《胜利报》的改版把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列为办报方向，后来又要求文字做到“浅白通俗、深入浅出”。

党报党刊通俗化文风建设的启示

革命时期的实践首先表明，改进文风必须始终想到文章是写给谁看的。无论早期要求使用口语，还是延安时期以“听了别人读报后，也能够懂得”为标准，再到解放战争时期根据读者意见调整内容、改进编辑，通俗化始终与具体受众相联系。当下开展理论阐释，同样要把干部群众关心什么、哪些地方难以理解、什么样的表达更容易接受等维度，作为改进文风的重要依据。

通俗易懂也不意味着降低思想和内容标准，革命时期关于通俗化的讨论反复强调，复杂的问题要讲得简单明白，但不能因此走向庸俗，更不能损害事实和政策的准确。对今天的理论宣传而言，改文风也不能停留在少用几个概念、缩短一些篇幅，而应在准确把握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把深刻道理讲清楚，把抽象理论同现实问题和具体实践联系起来，使思想深度与通俗表达相互统一。

革命时期的经验还表明，文风建设贯穿新闻生产全过程，选题、材料、编辑加工和读者反馈共同影响传播效果。改进党报党刊文风，既要提高作者表达能力，也要在采编流程和读者联系中更加重视实际效果。

今天，理论宣传的内容、载体和传播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但如何使党的理论和政策真正为群众所理解，仍是党报党刊文风建设的重要课题。回望革命时期通俗化文风的探索可以看到，文风建设的要义不是把理论“说浅”，而是把道理“讲透”，既要有思想深度、又要有群众能够理解的表达，真正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更好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标题：革命时期党报党刊的通俗化文风建设与启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刘娟

新媒体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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