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饿着肚子，把2万块稿费原封退回：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四年，到底在“犟”什么？

1942年5月，在四川江津鹤山坪的石墙院中。
一个瘦成纸片的老头躺在病床上，又因为高血压发作，再加上喝了发酵过久的蚕豆花水中毒，已经昏迷了十几天。

家里已经没有钱买大米了。

妻子潘兰珍站到床边，几乎是乞求似的对他说：“老头子，钱没有了，动一下那笔钱吧。”
那笔钱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国立编译馆预支的两万块稿费，一直放在那里，一分也没有动过。

晚年面部特写，贫病交加却目光未软

陈独秀说：“不能动这笔钱。不改书名，他们就不出版，就不动他们一分钱。先把烈武兄送给我的灰鼠皮袍典当了吧。”
几天后他就去世了。

两万块钱全部退回到了教育部编译馆。
第一次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并不是“气节”这两个字，而是一个更加平凡的问题：一个人要有多“犟”，才会在没有一粒米的情况下，把能买几百斗米的钱推回去呢？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东西被他推回去。
再看他是怎么拒绝的。
1937年出狱之后，蒋介石方面通过陈立夫、陈果夫来找他：担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并且给予十万块经费以及国民参政会五个席位，要求成立一个新的共产党。

陈独秀的回答是：“组建新党非我所愿。”

晚年坐像，布衣清瘦，正是退钱、拒官那几年的样子

后来朱家骅送来五千块钱支票，他就退回去了，并且在上面批了六个字：却之不能，受之有愧。

张国焘转交的钱，他又退回去了。

罗家伦、傅斯年送来了钱，他说：“你们去做官发财吧，我不需要你们的施舍。”
胡适从美国写信，劝他去美国写自传，并且有家出版社提供资金支持。

他没有去。
延安方面曾表示过希望他回来，但是他没有接受。

他对前来劝说的朱蕴山说：“大钊死了，延年也死了，我自己也‘落后’了，在会上怎么办？”

他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
一位曾创立过一个党的人，在晚年的时候同时受到国民党，共产党，托派和美国人的伸手，但是他的双手却全部拒绝了。

潘兰珍与子女合影

如果只是拒绝，那不过是一个脾气怪的老头。
真正使我停下来的是，他在把一切都推回去的同时又接受了些什么。
他在石墙院住的地方是杨家借给他的。

院子里有一堆土豆，那是他自己和潘兰珍种的。

家具是“破桌子，破椅子”。

冬天很冷的时候，潘兰珍把柏文蔚送的灰鼠皮袍（这是唯一一件像样的皮袍）拿去当铺换了钱买米抓药。
他靠北大同学会每个月三百元的生活费，加上一些零星稿费以及朋友的接济。

1940年秋天的时候，三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是200元，到1941年底已经涨到了600元，物价飞涨，入不敷出。
并不是他不知道钱好用。

他是为“接受”画了一条界线。

国民党官员的钱不能要。

叛徒的钱也不要。

不知道来路的食物也不接受。

石墙院天井与厢房，陈独秀与潘兰珍在此住了四年

北大同学会以及老朋友们的帮助，他会接受，因为这是“人情”，而不是“受贿”。
那两万块钱的稿费也属于可以“灵活”使用的范畴之内。

陈立夫只让把书名由《小学识字教本》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即换上几个字就可以拿到钱、出版书籍了。

放到一般人的身上，这就是一种“变通”，而不是妥协。
陈独秀说：“不能改动一字。”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不同于他人的一种看法：
陈独秀晚年所表现出的倔强，并不是出于政治立场上的选择，也不是为了做一个有气节的人而做出的行为。

这是一种更为根本的东西，即把自己当作不能被交易的人。
你可以说他是错了一辈子的人，也可以讨论他的路线，判断和性格。

但是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并没有被买下过。
国民党想要用他来做反共的标志，但是买不下来。

共产党希望他认识到错误并改正过来，但是他不肯承认错误。

托派想让他当旗帜，他就和他们分道扬镳了。

安庆独秀园铜像

剩下的就是石墙院中的一堆土豆，以及一个不会识字但是陪伴着他的妻子。
潘兰珍比他小近三十岁，是上海纱厂的一名女工，开始的时候她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他坐牢的时候，她就跟到了南京，在监狱旁边租了一个房子送饭。

出狱之后就跟着他由南京出发前往武汉，重庆以及江津等地。

在江津的时候，邓仲纯的妻子对陈独秀和潘兰珍这对老夫少妻很反感，在陈独秀面前嘲笑说：“都已经六十多了，还要骗别人的大姑娘当老婆！”

陈独秀生气了就搬走了。

潘兰珍没有离开。
他临死前对潘兰珍说：“你可从速改嫁。”潘兰珍哭着没有应声，他又加了一句：“但有一件事，你一定要记得，不要拿我名声去卖钱。”

石墙院大门与院墙，陈独秀最后四年的落脚处

这句话比墓志铭更加清楚地描述了他最后四年的生活状态。
还有一点是我看了很久的。
1942年6月1日，陈独秀葬于江津鼎山。墓碑上写着“独秀先生之墓”，上面并没有“陈独秀”三个字，也没有日期和落款。
五年之后，三儿子陈松年雇了一条船，在夜晚的时候把父亲的棺材从外地运到安庆。

一路上有检查的地方，棺材上不能写“陈独秀”三个字，只好用他在科举时用的名字“陈乾生”来代替。

第二块碑文为“先考陈公乾生之墓”，看起来就是普通人的坟墓。
一个曾经使整个中国的青年热血沸腾的名字，在死后连刻在石头上的资格都要被儿子用另一个名字来掩盖。
但是有趣的是，在出殡的日子里，江津的老百姓都自发地跟着灵车一起走了出来。

从鹤山坪到康庄三十里路，两边站着许多的人，还有人在放鞭炮。

这并不是由政府来举行的仪式，而是一些不会写字的人听别人说“那个陈独秀死了”，就站在路旁。
这就是历史上最安静的一票：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在计算他还能带来多少好处的时候，普通人的记忆里留下的却是一个人活过的分量。
最后说一句可能会被两边都骂的话。

旧居卧室，雕花大床与破桌破椅的原状陈列

陈独秀晚年对于斯大林主义进行反思以及对民主问题再思考的时候，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可以倾诉的人。

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

他告诉来访的戴笠，胡宗南：“不要谈论政治问题，不能对外报道。”

思想家最后把思想藏起来，并不是因为明白了什么道理，而是因为在现实中没有人愿意去听。
将所有的“有用”的东西都退回之后，就只剩下了一个“无用”的自己。
值得吗？
从“活下去”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是很愚蠢的。

改动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两万元，吃到一顿饭，去看一次医生，也许可以多活几年。

就“一个人是否能够被收买”这个角度而言，他给出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最强硬的一个答案。
不为他辩护，也不把他捧成神明。

我认为，在大家都急于把东西卖出好价钱的时候，再读一遍那个饿着肚子退钱的老头的故事，也许可以让我们停一停来思考一下：
如果是你的话，两万块钱你会不会退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