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被判死刑前上厕所，看守意味深长地说：早去早回！

1949年以前的上海，街巷里车水马龙，身份却比街灯还容易熄灭。一次看似普通的“上厕所”，让被判死刑的范纪曼从重重看守中脱身，也把一名长期没有公开组织关系的情报人员，推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下。

那是关押期间的清晨。范纪曼突然捂住肚子，向看守提出如厕。看守没有多想，只丢下一句：“早去早回。”这句话听起来平常，放在死囚身上，却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余地。

范纪曼走出看守范围后，并没有直奔大门。他忍着伤痛，靠近一面带竹篱笆的围墙，手脚并用往上攀爬。墙并不高，真正难的是身上的伤和身后的追捕。等看守发现异常时，他已经翻墙离开，消失在上海街道之中。

这次脱险，并不是侥幸那么简单。范纪曼早年受过军事教育，熟悉审讯机关的办事方式，更懂得如何利用对方的轻慢与猜疑。他没有表现出一个普通囚犯的惊慌，反而把自己包装成不能轻易触碰的人物。

范纪曼本名范贤本，1906年出生于四川。中学毕业后，他进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1926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期，他曾参与军事行动，回到四川后又投身学生运动。那段经历，使他既有军人的训练，也有地下工作的耐性。

1930年，范纪曼因叛徒出卖第一次被捕。出狱后，他与组织失去联系，却没有停止行动。为了寻找党组织，他前往北平，并以翻译身份作掩护，接触到一些外文文件和重要情报。这样的身份不显眼，却能让他在不同圈子之间周旋。

有意思的是，他并非始终处于组织直接领导之下。与冀丕扬取得联系后，他曾借助对方传递消息，但冀丕扬后来叛变，范纪曼再次被捕。获释之后，他仍没有离开这条危险的道路。对于地下人员而言，失去组织联络，往往意味着孤立无援。

1933年前后，刘逸樵来到上海，与范纪曼配合开展情报工作。两人借书店等社会身份作掩护，把搜集到的情况分散传递出去。范纪曼还曾通过特殊渠道获得日军军事动向，并及时转送有关方面。情报是否被采用，他未必知道；能否安全脱身，也没有把握。

1943年底，旧识陈恭澍再次找到范纪曼，希望他搜集日伪方面的消息。范纪曼表面上答应，实际却与刘逸樵商量后采取周旋办法：一方面提供经过筛选的情报，另一方面设法了解反共动向，再转告地下关系。这样的工作，不能靠勇猛，更多依赖判断。

后来刘逸樵离开上海，范纪曼又一次失去联络，并因“李一鸣案件”牵连入狱。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被捕。一次次被捕、失去联系、重新寻找出口，构成了他最危险的经历，也解释了他为何养成谨慎、沉着甚至近乎冷峻的性格。

抗战胜利后，国内局势迅速转向。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国民党内部的军事部署和人员调动，成为地下情报工作的重要目标。刘逸樵重新与范纪曼联系，并向他提出新的安排：“钻得越深，越要见机行事。”

范纪曼随后以黄埔军校同学关系进入国民党系统。张子羽当时在顾祝同驻上海办事处任职，向南京方面推荐了他。凭借黄埔经历、外语能力和此前积累的“可靠”名声，范纪曼被任命为国民党国防部少将专员。

这个身份给了他极大便利。国民党方面为他在霞飞路置办住所，配备汽车，还拨付经费。他可以接触一些普通人难以接触的部门，也能更自然地出入军政机关。表面上，他是国民党系统中的军官；实际上，他承担的是搜集和传递情报的任务。

有一次，张子羽身份暴露，被追捕困在上海。范纪曼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亲自驾车将他送往复兴岛，并设法弄到船只，帮助其脱身。这样的举动风险极大，一旦途中被查，所谓的少将身份反而会成为最直接的证据。

范纪曼后来奉命前往厦门，危险终于集中而来。地下党员沈寒涛被捕后，敌人在其住处发现了与范纪曼有关的线索。保密机关随即展开抓捕，陈恭澍也曾当面询问他是否与共产党有联系。范纪曼一口否认，并坚持要求对方拿出证据。

被押入看守所后，他没有低头认罪，而是摆出军官受到羞辱的姿态，大声质问：“我是黄埔出身，凭什么这样关押？”他还反复提到自己与国民党高层的关系，使看守人员不敢贸然加重看管。看守所负责人徐少元甚至与他打牌，多少放松了戒备。

但这套伪装并没有改变判决。国民党当局最终决定判处范纪曼死刑。死刑判决下来后，任何身份都可能失效，他能依靠的只剩下自己对环境的观察，以及一瞬间的决断。

于是，便有了那个清晨。看守放他出去时，范纪曼抓住短暂空隙翻越围墙，带伤逃走。那句“早去早回”，或许只是看守的随口一说，也可能包含着对这名“少将专员”身份的忌惮。无论如何，轻微的松懈给了他生路。

范纪曼一生多次被捕，长期处在身份模糊、联络中断和随时可能暴露的处境里。1984年，党组织为他恢复党籍。对于这段经历，档案中最值得注意的并非传奇色彩，而是一个人在缺少公开身份和稳定联系的情况下，仍持续完成情报任务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