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中俄认可的格罗西，为当联合国秘书长，承诺不会受美国操控

2026年，联合国迎来了成立八十周年之后一次颇为特殊的权力交接。古特雷斯的第二个五年任期即将结束，下一任秘书长需要在2027年1月1日开始履职。按照惯例，这本该是一场围绕外交资历和国际声望展开的选举，可今年的竞争却格外复杂，五常之间的分歧、美国对联合国的改革要求，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国际代表权的诉求，全都交织在了一起。

在这场竞争中，阿根廷外交官拉斐尔格罗西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长期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熟悉核不扩散体系，也曾在俄乌冲突、伊朗核问题等重大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与一些主要从事经济和行政管理的候选人相比，格罗西更擅长处理安全危机，这也是他争取秘书长职位的重要资本。

格罗西的竞选并不是临时起意。2025年11月，阿根廷正式提名他参加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遴选。对于阿根廷来说，这既是争取国际机构重要职位的机会，也是提升本国外交影响力的一次尝试。格罗西拥有长期的联合国体系工作经历，对安理会运作和大国外交有较深了解，这些条件让他的候选资格具有一定竞争力。

但联合国秘书长并不是一个能够由个人资历决定的职位。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九十七条，秘书长需要由安理会推荐，再交联合国大会任命。安理会有15个成员，其中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拥有否决权。哪怕候选人得到其余十个成员的广泛支持，只要五常中有一个国家明确反对，正式推荐程序就可能受阻。

这套制度决定了格罗西必须同时面对不同国家的政治诉求。他不能只争取华盛顿的支持，也不能只依靠莫斯科或者北京的认可。联合国秘书长需要在五常之间维持工作关系，同时让其他会员国相信，联合国不会成为某个国家的外交工具。这种平衡远比获得几张支持票困难。

格罗西的竞选策略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不断强调秘书长的独立性和主动性。他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一场公开交流中谈到，联合国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国际社会对其解决冲突能力的信任正在下降。他认为，秘书长不能只是等待各国主动寻求帮助，而应该积极走进矛盾之中，寻找能够推动局势缓和的空间。

这番表态有现实针对性。过去几年，联合国面对多个重大冲突时，经常受到安理会内部意见分裂的限制。一些议题无法形成一致决议，一些斡旋工作又受到当事国立场影响。格罗西希望通过更积极的外交方式，改变联合国秘书长被动等待各国协调的局面。

他提出的思路并不是让秘书长凌驾于会员国之上，而是通过频繁沟通、提前介入和灵活协调，寻找大国之间仍然存在的合作空间。这种工作方法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有过实践，尤其是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问题上，格罗西多次与俄乌双方保持联系，推动核查人员进入相关区域。

2022年9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建立常驻工作安排。此后，机构人员持续轮换，检查核设施安全状况，向国际社会提供专业信息。核电站位于军事冲突区域，任何针对其设施的军事行动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格罗西能够推动国际人员持续驻留，本身就是一次难度很高的外交协调。

这段经历也是格罗西最有说服力的竞选材料之一。核设施安全涉及多个国家的利益，国际原子能机构既要坚持核查标准，又要争取冲突双方配合。对于一个希望成为联合国秘书长的人来说，这种经验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因为国际危机处理同样需要耐心、专业判断和持续沟通。

不过，核安全领域的工作成绩，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会接受他的外交判断。俄乌冲突涉及领土、安全和国际法等多个层面，核设施所在地的法律地位也存在严重争议。格罗西需要面对的不只是技术问题，还有不同国家对机构独立性、信息公开和责任认定的不同要求。

在美国方面，格罗西也有一套自己的竞选逻辑。美国是联合国最重要的经费来源国之一，同时拥有安理会否决权。华盛顿对联合国预算、机构规模和政策方向的态度，会影响整个联合国体系的运行。特朗普政府近年来持续要求国际组织进行改革，更加重视美国认为直接关系国家利益的和平与安全议题。

格罗西并没有把自己塑造成美国政策的执行者。在公开交流中，他强调秘书长需要与华盛顿保持对话，同时也要与北京、莫斯科以及其他会员国保持接触。他还特别谈到，秘书长的权力与权威是两种不同概念，秘书长并不拥有可以命令大国的实际权力，真正需要依靠的是国际社会赋予的职责和信任。

这恰好是标题中不受美国操控这一承诺的核心问题。格罗西需要让外界相信，他即使获得美国支持，也不会因此放弃独立判断。美国可以提供资金，可以通过外交渠道表达意见，也可以在安理会投票中发挥影响，但这些都不意味着美国能够替联合国秘书长决定所有国际事务。

值得注意的是，独立性不是拒绝与美国合作。美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是国际安全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任何秘书长都无法绕开华盛顿。真正的区别在于，合作应当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和会员国共同规则之上，而不是以某个国家的单方面要求取代国际程序。

对中国和俄罗斯来说，这一问题同样重要。两国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也都强调联合国在维护国际秩序中的作用。秘书长如果在大国冲突中表现出明显的阵营倾向，联合国就很难继续承担协调各方的职责。格罗西必须证明自己的专业判断不会随着某个国家的外交需要而改变。

真正让格罗西的竞选形势变得复杂的，是2026年10月进行的几轮非正式投票。7月30日，安理会举行第一轮非正式投票，哥斯达黎加候选人丽贝卡格林斯潘获得10票支持，格罗西得到7票。此后几轮投票中，两人的排名不断变化，格罗西始终保持在主要竞争者行列，却没有形成稳定的领先优势。

10月16日，第六轮投票采用了特殊的彩色选票制度，五常成员的投票与其他成员有所区分，外界因此能够观察候选人是否面临潜在否决。格罗西获得8票支持、6票反对和1票弃权，其中两张反对票来自五常成员。这个结果说明，他虽然具有一定支持基础，却仍然没有解决最关键的大国接受度问题。

这里需要特别区分两件事：五常成员投下反对票，并不等于已经正式使用否决权；匿名投票也没有公开具体国家身份。因此，把这些票直接说成中国和俄罗斯共同否决格罗西，缺乏足够的公开证据。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他确实遇到了来自常任理事国的阻力。

10月30日，第七轮非正式投票再次改变了排名。格林斯潘获得11票支持、4票反对，成为这一轮的领先者；格罗西获得9票支持，排在第二位；圭亚那候选人卡罗琳罗德里格斯-伯基特获得8票支持。阿联酋候选人拉娜努赛贝赫则获得7票支持。

格罗西的9票具有一定分量，因为这已经达到正式推荐所需的最低支持票数量。但问题在于，这一轮重新采用了没有区分五常身份的选票，无法确认五常是否已经消除了对他的反对。因此，9票不能被理解为他已经具备当选条件，更不能把非正式投票当成正式选举结果。

格林斯潘的领先也给格罗西带来新的压力。她曾担任哥斯达黎加副总统，目前具有联合国贸易和发展领域的工作经验。她在多轮投票中保持较强支持度，还曾参与推动黑海粮食倡议相关外交协调。对希望看到女性首次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国家而言，她也具有额外的政治吸引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11月1日，土耳其正式推出了新的候选人费里敦西尼尔利奥卢。他曾担任土耳其外长和驻联合国代表，目前担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秘书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支持其参选，土耳其方面还长期主张改革安理会结构，反对国际重大事务过度集中在五个常任理事国手中。

这个变化意味着，秘书长竞选已经不再是格罗西与格林斯潘之间的简单较量。新的候选人进入竞争，可能改变各国重新分配支持票的方式，也可能给原本无法形成共识的国家提供新的选择。对于格罗西来说，时间越往后推，竞选的不确定性就越大。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就是联合国本身的财政压力。联合国不仅要维持总部和各类专业机构的运转，还要承担维和、人道主义援助、难民救助以及发展项目等大量工作。会员国缴费不及时、预算分配争议和国际援助资金减少，都会影响联合国的行动能力。

格罗西在公开交流中专门谈到了联合国资金紧张的问题。他认为，新任秘书长必须恢复主要出资国对联合国的信任，让各国愿意重新投入资源。这个判断有一定现实基础，但也存在一个难题：如果联合国为了获得更多资金而过度迁就个别出资国，机构的独立性又该如何维护？这将成为下一任秘书长必须处理的长期矛盾。

从国际安全角度分析，格罗西最有可能发挥作用的领域，仍然是核安全与大国危机沟通。2026年11月初，伊朗核问题仍然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议题。美国和以色列此前对伊朗核设施实施军事打击，国际原子能机构需要继续核实相关设施的实际状况，并推动恢复必要的核查安排。

美联社11月初报道，格罗西向安理会介绍了伊朗核设施受损后的情况。他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没有发现伊朗已经着手修复或重建遭到打击的核设施，但机构仍无法充分核实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的现状。此前公布的60%丰度铀库存数据仍是国际核查的重要问题。

这件事说明，格罗西的国际影响力并不完全来自竞选活动。他仍然需要处理现实中的核安全事务，而这些事务本身就可能影响他在不同国家眼中的形象。美国希望加强对伊朗核活动的约束，伊朗强调自身核权利和军事打击造成的后果，中国和俄罗斯则关注核问题处理是否符合国际法以及外交解决的原则。

如果格罗西将来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他面对的类似问题只会更多。如何避免核问题演变成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如何维护国际核查机制的专业性，如何让相关国家重新回到谈判桌，都需要更高层次的外交协调。

对于中国而言，判断格罗西是否适合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不能只看他与美国的关系，也不能仅凭他在核安全领域的履历作出结论。更重要的是看他是否真正尊重联合国宪章，是否坚持会员国主权平等，是否能够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合理权益，以及是否愿意在国际争端中保持客观公正。

中国始终重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不只是参与国际事务决策，更包括防止联合国被少数国家操纵。对于任何秘书长候选人，能否维护多边主义、能否避免双重标准、能否让国际规则得到平等执行，都是需要认真考察的内容。

格罗西的处境也说明了一个现实：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可以依靠专业能力推动核查工作，但联合国秘书长需要面对更复杂的政治结构。前者的工作重点相对集中，后者却必须同时处理安全、经济、人道主义和国际治理等多方面事务。一个领域的成功经验，并不能保证另一个职位同样顺利。

截至2026年11月2日，格罗西仍然是有竞争力的候选人，但还不能说他已经获得五常一致接受。格林斯潘保持领先，罗德里格斯-伯基特仍有一定支持，新加入的土耳其候选人也可能改变局势。未来安理会如何协调，才是决定秘书长人选的关键。

这场竞争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格罗西能否兑现一句竞选承诺，而是联合国能否找到一个不依附于任何单一大国、又能够与所有大国开展有效沟通的领导者。美国有自己的利益，中国和俄罗斯有各自的安全关切，其他会员国也有发展诉求。联合国秘书长需要在这些不同利益之间寻找共同规则，而不是让任何一方独占话语权。

格罗西如果希望获得更广泛认可，就必须把独立性从竞选语言转化为实际行动。面对美国不能失去原则，面对俄罗斯和中国也不能采取双重标准，面对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更不能只停留在外交辞令上。联合国需要的是能够处理真实问题、承担政治责任的领导者，而不是只会在国际会议上发表漂亮讲话的人。

从这一轮竞争可以看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产生，已经成为观察国际力量关系变化的重要窗口。格罗西有专业背景，有危机处理经验，也有一定的国际支持，但距离获得各方认可仍有不小距离。谁能够真正维护联合国的独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谁才有资格带领这个国际组织走过未来五年的复杂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