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美国中期选举民主党获胜之后，欧洲一众极右翼政客开始与唐纳德・特朗普拉开距离，但大多数人刻意避免直接批评这位总统本人。
这一轮立场转向格外耐人寻味：2024年特朗普胜选时，不少欧洲极右翼领袖都高调宣扬和他的意识形态纽带，其中一些人此后还到访华盛顿，并得到了他的亿万富豪盟友埃隆・马斯克的力挺。
法国国民联盟党主席乔丹・巴尔代拉就是这股风向转变的典型，多数民调认为该党有望组建下一届法国政府。
巴尔代拉称，特朗普第二任期不像2017至2021年的第一任期那样奉行孤立主义。他补充道：“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干预行动，给全球经济带来极其沉重的后果”，但没有点明正是特朗普主导了这一干预。
在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的联合主席爱丽丝・魏德尔同样把共和党失利归咎于伊朗战争。她表示：“特朗普曾向选民承诺不会推行干预主义外交政策…… 如今，这张落空的承诺反噬了共和党。”特朗普承认，对伊朗战争是共和党失利的因素之一，但坚称自己不会推翻这一决定。
意大利执政联盟内极右翼政党联盟党领导人马泰奥・萨尔维尼表示：“美国这场选举的结果，首要受到战争、国际紧张局势以及生活成本上涨的影响，所有代价都直接落到普通家庭头上。”
他说：“我们希望这次投票能够推动各方加快结束冲突，重回和平轨道。”
意大利前将军、极右翼政党 “民族未来” 领袖罗伯托・万纳奇表示，美国的选举结果警示政客：无法兑现竞选承诺，会招致巨大政治风险。万纳奇此前十分推崇特朗普 “美国优先” 式民族主义，如今却开始批评其外交政策。
他对安莎通讯社说：“特朗普没能达到人们的期待，既没能终结俄乌战争，还发动了对伊朗战争。” 他认为，随之而来的能源涨价、经济与股市动荡重创了美国中产，直接左右了选举结果。
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董事总经理、分析师穆杰塔巴・拉赫曼认为，欧洲极右翼领袖疏远特朗普，是出于一目了然的政治算计。他告诉路透社：“特朗普支持率持续走低，尤其在生活成本议题上，曾经的政治资产，正在变成选举包袱。”
拉赫曼指出，这些极右翼领导人想要两头占便宜：既享用 “特朗普主义带来的意识形态红利”，又不想被特朗普任期内的乱象与经济动荡拖累。
他还补充：风险在于，特朗普以及 “让美国再次伟大” 阵营的盟友，本把欧洲极右翼视作对抗欧洲建制派的意识形态伙伴；他们有可能收回政治支持，甚至调转枪口。
罗马尼亚反对党强硬右翼政党 “罗马尼亚人团结联盟” 副主席丹・敦加丘是少数淡化共和党败局的人物之一。他称，有关特朗普 “政治生涯终结” 的说法言过其实。“唐纳德・特朗普并不会就此沦为无权总统，只是从拥有共和党国会多数加持，进入行政分支和国会互相强力制衡的阶段。”
西班牙极右翼政党呼声党领袖圣地亚哥・阿巴斯卡尔毫不掩饰自己与特朗普划清界限的态度，他告诉记者：“我身在西班牙，不是密歇根。”
这位曾经大力鼓吹与特朗普以及 “让美国再次伟大” 阵营结盟的政客说：“别的地方发生什么，我并不怎么关心。”
英国右翼民粹政党改革英国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周三承认，这次选举对共和党而言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溃败，尽管此前他还认为所谓民主党大胜的预测被夸大了。
法拉奇一向对外宣扬自己和美国总统私交甚好，去年还到访白宫。他向英国GB新闻台透露，特朗普与副总统 J.D. 万斯之间，现在已经出现裂痕的可能性。
法拉奇补充：“事实证明，很多追随各类右翼网红、在 2024 年投给特朗普的年轻男性，这次都把票投给了民主党。这是一次惩罚性投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场持续的伊朗战争，还有燃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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