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的江山，转折竟始于两位中书近臣

曹操一路走来，历经无数生死险境，是实力与机遇共同成就了他的基业。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受封魏公，曹氏集团的核心利益，与河北、颍川等地世家大族的矛盾日渐凸显。为实现权力集中，曹操搭建起一套依托近臣秘书机构运转的行政体系，任用刘放、孙资担任秘书郎，诸多重要政令经由二人经手下发。
黄初元年（公元220年），魏文帝曹丕即位。曹丕一方面约束世家势力，另一方面对宗室诸王严加防范。皇权高度集中之下，皇帝身边的近臣机构权势随之水涨船高。秘书机构改名为中书省，刘放出任中书监，孙资担任中书令，曹魏朝廷诸多重要决策、诏令文书，都经由中书省处理发布。
黄初七年（公元226年），魏明帝曹叡继位。曹氏皇室已经习惯依靠中书省处理政务，对刘放、孙资二人的依赖进一步加深。曹叡加封二人为侍中、光禄大夫，又赐封本县侯爵，赏赐爵位礼遇十分优厚，军国机要大事，多交由二人参与处置。
治理国家，权力需要制衡，分散风险是治国的重要思路。对于曹魏这种权力高度向中书省集中的模式，朝堂之上不乏不同声音。中护军蒋济就上书直言：“大臣权势过重，则国家存危；身边近臣过于亲信，则君主易受蒙蔽，这是自古以来最重要的警诫。”
但曹叡并没有采纳这份谏言。他并非看不清其中隐患，只是长期形成的行政习惯已经根深蒂固，想要做出调整，已然十分困难。
景初二年（公元238年），曹叡身染重病，开始安排身后托孤大事。他最初拟定的辅政班子，以曹氏宗室亲贵为核心：任命燕王曹宇为大将军，联合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同辅佐幼主。
这份最初的名单之中，并没有司马懿的位置。如果按这个方案落地，司马懿不会进入核心辅政层，或许会终老于职守，后世也就不会发生司马氏夺权的一系列变故。
矛盾的导火索就此埋下。手握机要大权，必然招致朝臣的不满，蒋济的进谏，只是朝堂不满情绪的缩影。夏侯献、曹肇心中早已对刘放、孙资把持机要的现状十分反感，曾见到宫中有鸡在树上筑巢，便私下感慨，认为很快就要整治这两位近臣。
刘放、孙资久在中枢，耳目遍布朝野，听闻这番言论之后内心十分恐惧，为求自保，决意设法推翻现有的宗室辅政方案。在宫廷政治当中，局势尘埃落定之前，切忌过早流露好恶态度。
曹叡召燕王曹宇入宫托付后事。无论曹宇是真心只想做闲散藩王，不愿卷入朝堂权斗，还是出于礼节进行推辞，他再三谢绝了大将军辅政的任命。
面对曹宇的推让，曹叡内心有所触动，就此询问身旁的孙资、刘放：“燕王究竟适不适合担当辅政大任，为何执意推辞？”
二人回禀：“燕王自知能力不足以承担重任，所以才坚决推辞。”
曹叡又问：“那何人可以承担辅政重任？”
此时曹爽正在殿内，刘放、孙资便举荐曹爽可以担当此任。为避免单独举荐一人引人非议，二人紧接着提议，应当召回司马懿入朝，由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
曹叡有些迟疑：“曹爽能够担起如此重任吗？”
事发仓促，曹爽心神大乱，紧张得汗流浃背，一时语塞。刘放暗中踩了踩曹爽的脚，悄悄提醒他回话。曹爽回过神，赶忙表态愿以死报效社稷。
曹叡认可了曹爽的表态，定下由曹爽、司马懿共同辅政的方案。按照曹叡原本的设想，幼主曹芳年幼，只要熬过司马懿在世的时期，待皇帝长大，便可以驾驭曹爽，完成权力平稳交接。
但人心局势瞬息万变。诏命还没有正式敲定，曹叡又一次心生犹豫。刘放、孙资唯恐事态反复，担心夏侯献、曹肇等人再度复起，危及自身安危，径直来到曹叡的病榻之前，恳请皇帝敲定正式托孤诏书。
曹叡此时病情沉重，无力提笔书写。刘放竟直接登上御榻，握着魏明帝的手，草拟诏书：罢免曹宇、夏侯献、曹肇等人的朝中职务，命各返回封地，不得滞留京师；正式确立曹爽、司马懿为辅政大臣。草拟完毕，立刻出宫向外宣布诏令。
曹宇、夏侯献、曹肇等人无力回天，只能含泪离开洛阳。
彼时司马懿正在奔赴关中镇守的路途之上，原本打算恪尽职守终老任上，突然接到朝廷征召他回洛阳担任辅政大臣的诏命，又惊又喜。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深知洛阳朝堂正处在权力博弈的关键点，机遇稍纵即逝，不顾身体病痛，快马加鞭赶回京城。
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正月，司马懿抵达洛阳。曹叡将幼主曹芳托付给他，甚至让二人相拥以示君臣情深。司马懿老泪纵横，情绪之中夹杂着感动，也不乏权谋之下的表演。
这场病榻前的托孤，改写了曹魏的国运，也埋下之后天下动荡的伏笔。
自此，曹爽与司马懿的联合辅政正式开启。几番朝堂较量之后，年事已高却依旧手握谋略的司马懿，击败了处事鲁莽的曹爽。曹芳没能熬到司马懿离世，大权最终旁落司马氏手中。
追溯这一段历史，一切变局的关键转折点，就出自中书省两位近臣刘放、孙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