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CR落幕，创新药等下一个天亮

吴妮 | 撰文

又一 | 编辑

AACR 2026年会已然落幕。

这场汇聚超过两万名参会者、接收逾7400篇摘要的国际盛会，集中展示了全球肿瘤基础研究、转化研究及早期药物开发的最新成果。

如果要形容ADC在AACR上的火热程度，有一件事足以证明：在大会第二天，ADC区域的过道悄无声息地被拓宽了一倍。作为药明合联（WuXi XDC）载荷-连接子化学部高级总监，Jack Yang在现场亲眼见证了这一幕。

“头一天还不是这样。每一条过道都是一样宽的，只容几个人并排走，但ADC区域的壁报前尤为拥挤，堵得水泄不通，想凑近拍一下数据都难，更别说跟讲者搭话了。会务方连夜把通道扩宽一倍，人还是很多，大家目光聚在同一张数据图上，热烈讨论的声音此起彼伏。整场的热度，仿佛都聚在了这里。”

而被压缩空间的，是那些传统疗法和基础研究的报告。很多基础研究的成果，也许未来会很有价值。但AACR的参会者大多来自工业界，他们行色匆匆，有限的时间只能留给眼下最热的，与自己研究方向相关的项目。那些需要更长时间来验证的研究成果，自然就被冷落了。

这或许也是当下全球生物制药行业的一个缩影。

本次AACR年会上，中国创新药的表现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超过100家中国药企参会，来自中国的摘要高达866篇，占比约7.5%，位居全球第二，涵盖ADC、双抗、CAR-T、小分子靶向等方向，其中ADC药物就有92款。

然而，兴奋归来，港股医药指数却在大跌。

ADC：”旧“概念 新数据

与去年及往届AACR相比，Jack感觉今年偶联药领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更多的是一种热度的延续和深入：在过去那些被视为很创新的领域里，如今能看到更成熟的临床数据了。”

XDC领域的热点，其实一直在逐年扩展，“X”可以是everything。前几年大家卷的是HER2、Trop2这些热门靶点。近些年，明显能看到向更细分适应症的转向，同时分子设计上也更多考虑耐药性的解决方案。

去年在芝加哥召开的AACR会议上，双载荷ADC大范围亮相，首次成为业界的一个普遍关注点。AOC（抗体-寡核苷酸偶联物）、ARC（抗体-放射性核素偶联物）、PDC（多肽偶联药物）、RDC（放射性核素偶联药物）、DAC（降解剂-抗体偶联物）这些modalities也在前几年逐步进入视野。今年，此类相关药物研发成果的展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研究的深度上，相比去年都已有所增加。

“如果要挑一个今年ADC领域最大的亮点，我认为是ADC有效载荷（payload）的多样化。以前聊ADC，基本跳不出细胞毒性payload，比如MMAE、DXd等。但今年，非细胞毒性的有效载荷明显增多，各种蛋白酶抑制剂开始登场，包括广受关注的KRAS抑制剂，PARP抑制剂等。我们看到用KRAS抑制剂做偶联药物的成果演讲，有比较丰富的临床前数据。此类设计既克服了KRAS小分子本身的局限性，也规避了传统细胞毒性ADC较强的毒副作用。”Jack回忆道。

另外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安领科生物发布的PD-L1/B7-H3/VEGF三特异性ADC，以及Araris Biotech的三载荷ADC ARC-401，都算得上是比较大胆的设计方向。

当XDC的结构越来越复杂，核心挑战也越来越突出——如何在血液循环系统中保持稳定，减少脱靶毒性，同时应对耐药性。通过合理控制ADC上搭载的有效载荷分子的活性和当量，来平衡ADC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这是大家都在孜孜以求的方向。而对链接子（linker）的要求，也因此在不断提高。

“我们现在常说的第三代、第四代ADC，核心侧重点其实在于定点偶联和稳定性可控，可控意味着可以根据不同药学目的（therapeutic context ), 比如适应症、载荷的分子结构和作用机制，来调节链接子的稳定性，而不是一味追求其复杂性和新颖性。同时，有效载荷的多样性也不只是换花样，而是要以拓展治疗窗口、提高安全性和疗效为目标。”

Jack介绍，以双抗双载荷ADC为例，它对链接子的性质要求更高。既要适配复杂的双抗结构，又要保证严苛的化学稳定性。在确保亲水性的同时，还得避免分子间的聚集。这些问题在双抗双载荷ADC的语境下需要更细致的探索，并基于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得到解决。由于双载荷ADC在同一ADC分子上携带两种不同作用机制的载荷，研究者就需要根据不同载荷分子的活性和毒性，采取相应的链接子化学设计。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协同效益或加合效应，同时保证后期CMC生产的稳定性。

经历过二十多年躬身参与十几种小分子药物的研发，以及mAb和ADC偶联药、偶联疫苗的开发工作，Jack一直有一个观点，只要能解决疾病领域的未竟之需，我们不一定要做出非常复杂的ADC药物，“Small is beautiful”。

中国药企的创新版图

在今年的AACR上，中国ADC资产在链接子稳定性、工艺成熟度、技术平台等方面展现出的竞争力，已经反映在了临床数据中，正在得到扎实的验证。

“当然，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管线最终都能成为获批上市的药物。但通过各家公司在不同靶点、不同分子设计上的持续探索，行业能够回答越来越多的问题。而随着这些问题被逐一厘清，一定会涌现出真正优秀的产品，解决患者的实际需求。”Jack说道。

除了ADC，T细胞衔接器（TCE）药物在集中涌现，靶点选择不再局限于CD3，开始向更多肿瘤相关抗原拓展。

以PD-1为基础的双抗、三抗研究以及联合治疗方案也在继续。与以往集中在非小细胞肺癌、胃癌等大瘤种不同，今年AACR上，中国双抗/多抗的研究瞄准了胰腺导管腺癌（康方）、MSS型结直肠癌（君实）、头颈部鳞癌（百济）等存在显著未满足需求的领域。这种差异化布局，有助于在拥挤的IO赛道中突围。

疗效数据方面，康方生物的PD-1/CTLA-4双抗卡度尼利联合化疗一线治疗晚期胰腺导管腺癌，取得了33.9%的ORR和96.4%的DCR，局部晚期患者的中位OS达到23.4个月。君实生物的PD-1/VEGF双抗JS207联合化疗一线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ORR达67.7%；JS207联合JS007（CTLA-4）一线治疗肝细胞癌，较高剂量队列的ORR达71.4%。安全性总体可控，不良事件以1-2级为主。

不过，百济神州的研究提示，在替雷利珠单抗基础上加用抗TIM-3或抗LAG-3抗体并未带来额外临床获益，这说明联合疗法的筛选也并不容易。

小分子靶向药物方面也有突破性进展。恒瑞医药的SHR-RAS001和贝达药业的BPI-585771作为pan-RAS抑制剂入选LBA，向“不可成药”靶点发起挑战；翰森制药的HS-10504（第四代EGFR TKI）针对C797S耐药突变，在400 mg QD剂量下，客观缓解率（ORR）达到52.9%，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9.6个月，填补了三代TKI耐药后的治疗空白。此外，百济神州的BGB-24714作为新型口服IAP拮抗剂，属于凋亡通路的小分子，也展现了合成致死策略的潜力。

总体来看，中国药企的创新版图已经铺开，每个方向上都有一批值得关注的分子在推进。

热闹又冷静

AACR上展示的管线，大多是处于IND-Enabling阶段或临床早期的潜力项目。药企选择在这个节点披露，恰恰因为这些数据最能体现研发平台的底蕴和实力。而背后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寻找潜在的BD机会。

但是相比前两年的“扫货式”BD，Jack观察到趋势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药企不再盲目扩张管线，而是更有针对性地寻找能够补齐自身治疗领域短板的资产。比如，有些企业本身没有ADC管线，就会非常明确地去筛选相应的候选药物，以补充自己的治疗图谱。

从海选变成精选，对被挑选的药企来说竞争可能更加激烈，像PD-1/VEGF双抗那样被整个赛道带飞的可能性在减少。但这无疑是更理性的做法，也是一种良性的市场发展。

与此同时，市场对BD的态度也在悄然变化。过去，一笔授权合作就能点燃情绪，现在大家更关心的是后续的临床执行力，真实数据能否兑现以及商业化前景。

今年AACR落幕后，壁报前的热闹反映到股市上却是大跌，“利好出尽”又一次上演。

接下来，5月底的ASCO年会更聚焦临床肿瘤学的诊疗实践与转化应用，也会有临床后期的数据被披露。

比较值得关注的两个：科伦博泰将在ASCO口头报告中公布其TROP2 ADC联合K药对比K药单药、一线治疗PD-L1阳性晚期NSCLC的三期研究完整数据。康方生物的合作伙伴Summit Therapeutics将公布HARMONi-6研究的总生存期数据。这项中国三期研究评估其PD-1/VEGF双抗联合化疗对比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化疗一线治疗晚期鳞状非小细胞肺癌。虽非直接对标K药的HARMONi-3，但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ASCO的期待，或许也已经被提前透支了。产业能做的，是继续埋头赶路，等下一个天亮。

参考：

东方证券《国产创新药全面突破，全球竞争力再上新台阶》

国盛证券《AACR2026开幕，全球肿瘤前沿成果集中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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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妮：nora4409